Main 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合平常理及遵从逻辑的思维方式.确实是一种解决之道,但有时中规中矩的做法反而导致 失败,而那些看似不合逻辑和非理性的行动,却出乎意料地使问题得以改善。这种矛盾悖论的现象.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  本书三位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行为科学系临床教授,帕洛阿尔托心理研究院精简治疗中心的创始人和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发展了当今心理治疗领域深具影响力的精简治疗理论和模式。本书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深入探讨了人们面对难题时的“变”与“不变”的态度.以及问题是如何形成、为何会持续存在、如何又被突破解决的过程。他们依据群论和逻辑类型理论.提出了第二序改变的观点,强调解决问题本身,而非对问题的追本溯源。虽然书中引用的案例来自心理治疗.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和解决的理念却适合人类互动的各种社会情境,甚至是国际关系的范畴。  本书充满辩证的思想精髓,激荡出令人惊喜的真理与创造性,一直是美国大学心理系及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师生的重要研读著作。
Year: 2007
Language: chinese
Pages: 155
ISBN 13: 9787504139863
ISBN: c01a0d18-7cff-42df-9df7-ed3bdec8e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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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序
变与不变——第二序改变的知识起点
初读本书是在1983年我在哈佛开始博士课程时,那时它已经版9年,全书初译完
是1996年,2007年它在北京出版。是怎样的动能让我如此心系本书不愿放弃呢?如
果你把我看成是30年来一路思索“变”的知识与投身干“变”之心理教育实践的工
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对自己在私人与工作生活中变与不变之生活体验敏感的人,那
么这本书对你而言也将会永远是变革知识的学习之钥!
然而,读者购买本书自有其动力与渴望,“变”有可能是自己企图解决某些问
题的行动之一,那么如何读书也就反映了自己界定与解决问题方式的某些个人特
性。有人可能一边读一边击掌大呼: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搞不好有人回家真的将床
位挪到三面靠墙的方位,以期增加夫妻做爱的机会(第10章实例);有人则精
读“群论”,企图找到一以贯之的分析原则。正因为这本书谈的是“改变”,它很
可能引发我们想要改变生活中某些问题的企图,觉察到自己隐然被触动的动力来自
何处,所以一边读《改变》,一边和自己的经验参照思索。但是,请不要企图在书
中找到一帖可立即采用的药方,这是阅读本书的重要原则。
人们在回忆及整理与他人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时,挫折与痛苦的后果常记忆犹
新,但问题的演变历程不是难以追寻,就是被错置重组得难以自圆其说。尝试去训
练自己捕捉住某个互动的过程,回想关系脉络中发生了“什么”及“如何”发生,
而不是事后自以为是地去解释“为什么”;带着书中“问题形成”的观点与自己的
经验对话,这种平行移动的参照方式要比企图借着去分析因果掌握解决之道,会多
一些反映思索的空间。
共振频道·时空不限
本书作者保罗·瓦茨拉维克(PaulWatzlawick)、约翰·威克兰德

(JohnHWeakland)和理查德·菲什(RichardFisch)三人均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
美国,威克兰德已经去世,瓦茨拉维克与菲什现今也均已年过八十。1963年美国黑
人民权运动大游行,1964年“越战”开始,1966年中国开始“文革”,1968年欧洲
学生运动,正是在这种时代的脉冲中,三位作者一起投身治疗及研究工作,完成了
本书。也正是这个背景,使得书中引用有关战争、间谍战、“文革”与婚姻家庭的
实例,可以引领读者走出专业主义的划地自限。个人、人际、婚姻家庭与社会体制
之间确实存在交相渗透的作用!
当1960年代世界各地纷扰翻动时,中国台湾地区正处于冷战“白色恐怖”①后
的社会控制时代,在这个时代长大、当时正值大学四年级的我,专业方法的学习和
社会政治意识的启蒙是两条并行线,这两条并行线均触及了《改变》中有关“变与
不变”的知识,但它们在我身上的交会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
【①在蒋介石时代,中国台湾地区1949年5月进入戒严,直至1987年才解除戒
严。在中国台湾,“白色恐怖”指涉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戒严期因政治罪名所进行的
镇压统治。“白色恐怖”的高峰期,特别是由1949-1953年,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朝
鲜战争发生与美援撑腰的背景下,大力清楚其眼中的政治异己,估计在数年间有四
五千人入狱。】
1983年,我和郑村棋在全力投入工作七八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进修,当时反
复思索着人的改变问题。在此之前,我们接受团体动力与心理剧的思想与训练,在
大学校园及社会教育领域中工作的同时,也关心着当时国民党外的政治运动(我们
在1978年初结婚,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①)。对心理学领域中有关个人及团体改变
知识的着迷,和我们所面对的台湾社会那种压制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气氛,相互交
织成一股想寻找突破的动力。《改变》这本书在这个节骨眼上,为我们开启了一个
经验反思与有方向性的知识寻求的历程;稍后我们对贝特森(GregoryBateson)的了

解及行动科学的涉入也是由这个起点开始。“什么是根本性的改变?什么是第一序
改变、第二序改变?”这是我们两人在1983-1985年之间不断思辨的问题。【①美
丽岛事件是指1978-1980年在自湾地区党外政治运动脉络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民主政
治活动,包括“党外人士助选团”的成立(1978年),1978年12月16日蒋经国
借“十美断交”而宣布停止选举,再发展到1979年12月暴力镇压美丽岛高雄游行,
继之进行党外人士的大逮捕(详细数据可参看维基百科网址http://wwwwikipedia.org)。】
对我而言,在两年博士课程与家庭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彻底经验到自己许多无
效却又不愿放弃的防卫策略。包括故意不在意女儿(当时才两岁半)进入托儿所的
辛苦适应历程,而几近粗暴地将她“弃置”在托儿所;以及经验到自己在婚姻关系
中如何陷入女性自怜自怨陷阱的同时,建构了由压制到爆发怨恨的逃逸路线。在这
段日子里的大部分时间,我一方面似懂非懂地读着关于个体、组织与社会变革的知
识,一方面却经验着在婚姻关系中重复发生、似乎无法改变的老把戏。这两方面在
当时仍是同时存在,但却无法在认识上发生联系的两个世界。
《改变》这本书倒没有发挥什么“开悟”而问题就迎刃而解的神奇妙用,但它
所指出的人类经验中有关“变”与“不变”间关系的知识的重要性,却给予了我在
痛苦中寻找方向与出路之行动的意义感。在我日后的实践中,这一种意义感,是我
赖以透视个人、团体、组织与社会体制多层脉络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与方向感。1986
年我和郑村棋由哈佛回到台北,1987年成立工作室(台湾劳工教育信息发展中心与
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的前身),开始了台湾工人生活的调查与运动的实
践。“变”的知识与方法就在1980年代前期,对我们发挥了知识理路厘清与转折找
路的作用。
变革知识的理路

主流实证科学对基础知识与应用方法的主从分野,造就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
科技理性①和学术研究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它的后果便是,众
多身处复杂人类与社会现场的工作者,在追寻知识与探究方法的过程中,陷入僵窄
的胡同,久而久之,实践工作者失去了对生命细微变化辨识的能力,对场域脉络间
交织牵动的力量亦视而不见。工作者这种失能状态与学科切割零碎化的问题在读
《改变》的过程中是会有所突破的。【①“科技理性”模式的基本观点是指专业知
识存在干工具性的问题解决活动之中,科技知识则是现代社会专业化专业与专家的
支撑。科技知识的专业化专业兴盛传播于20世纪的上半叶,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
后科技理性的专业化之事就开始遭受到各种质疑,《反映的实践者》
(Therejpractitioner)的作者唐纳德·A·舍恩(DonaltlASchon)则在其书中进行了
深刻的探讨,读者可参看教育科学出版杜出版的《反映的实践者》一书。】
打开第三只眼睛
米尔顿.H埃里克森(MiIlonErickson)在其序言中提醒“对想要了解团体行为
许多方面的人来说,本书是必读的”道理何在?从“逻辑类型”的概念来说,个
人、个人作为团体成员、团体作为一个整体(group as a whole)和数个团体所结
构成的一个组织,都涉及了不同的系统层次。要探究团体的变化历程与组织的变革
更新,必须得有对人际互动、团体动力、群体间关系及制度环境和人们行为之间相
互影响的视野。读《改变》就打开了我们分辨“系统层次”与看见“功能作用”的
眼睛。
我在1983年秋冬初读本书时,逻辑层次的概念当即使我回头梳理了年轻时
(1976-1978)热切投入在青少年咨询工作后的混乱与疲困。
以逻辑类型的概念来说,在担忧青少年变化而问题化青少年行为的辅导与咨询
工作时,常企图以个人与人际层面的影响历程,来防堵式地解决社会问题。青少年

犯罪与工厂青年问题都是20世纪70至80年代台湾地区特定发展状况中显现的特定现
象(从20世纪80至90年代,外遇离婚以及现在的网络援变也是被问题化的两个例
子),这些现象被问题化的标签其实是社会管控的秩序调整的简化做法,专业的实
践与反省力当然要破解这一点。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的心理疗法(例如,“催眠”法)也充斥着混淆了
个人、人际与社会群体层次的经验,从而简化地错置了个体身上所承载的经验。在
这一点上,本书可以发生重要的厘清作用,并引领我们循线思索第二序改变的知识
与方法。
反映范式的转向
数学概念简单明白,人世纠结却难自拔;专业操演不难,志业实践却不易。
《改变》中指出的“停止”无效旧行为与“重新框定”的新意被克里斯·阿吉里斯
(ChrisArgyris)与唐纳德·A·舍恩(Dunald A Schon)承接住,并于20世纪80至90
年代发展了行动科学、组织学习与反映实践的一脉知识!马克·吐温的顽童智慧(见
本书第8章)即是舍恩称之为反映转向(thereflectivetum)的范式革命的一个启
发性示例,天天在复杂难解人类难题中忙碌不已的工作者,面对人们痛苦经验,尽
力协助其更新发展的能耐也就是反映框定的功夫:
“反映的转向是一种革命,它开启了建构实践的认识论的问题……反映的转向并
不需要有统一的反映方法……我们不试图将一个人的观点化约为另一个……我们能够
了解彼此、批判且改善彼此的工作,但我们仍走自己的路。”①【①Donald
Schon主编,夏林清译 反映·回观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17】
《改变》的再框定艺术原本就蕴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第二序改变的发展不来
自执著地求变,而来自共享协同的开放态度。这一种共享协同的开放态度需要的不
是一种掌控全局的全能者,而是知道探索的方法,能与人协同探索的人。

A

《改变》一书的冲击已于过去的30年带动、发展了变革知识与方法的典范转
向!“协同探究者”与“反映实践者”已取代了专家的嘴脸。读者若对此理论知识
有兴趣,可参考《反映的实践者》。回到与《改变》一书的关系,第二型组织学习
理论所处理的主题正是《改变》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为了掌握‘改变’的种种不
可捉摸的特性,有一件事显得非常重要,就是必须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前
提。”因此唯有明辨事实与前提,且能将此一明辨转化成行动力,“结束”一个无
效的或折磨大家的人际行为的共构世界,才有可能找到一个“起点”!我说的“一
个起点”也就是书中所指出的另一个道理“‘结束’不是该游戏的一部分,也不是
该群的一个成员。结束乃后设于该游戏,乃和游戏里的任何动作属于不同的逻辑类
型。”
生命故事的转化
《改变》中的事例多来自于婚姻与家庭,而三位作者所参与贝特森所主持的研
究工作,亦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家庭治疗与悖论的发展根基,在台湾地区所引入的
西方心理治疗知识与方法路径中,家庭治疗亦是最广为介绍的。
逻辑类型与系统层次的概念,对人生课题有着重要的贡献:个人生命因承受社
会压制而被迫往内压扭或往外爆裂的表现状态,是否有机会(不论他意识与否)将
不同体制层次的对待印记,还原地安置于不同逻辑层次的位置是一个发展的契机
点!近年来“生命故事”的方法已开始流行,《改变》的许多小道理,在一些年轻
人追寻生命自主发展的历程中,已被他们引用去梳理了,因层次未辨而纠结积淀于
自身的各种记忆碎片或情绪包裹之中。我的桌上正放着一本这样的论文故事:
承认自己的怪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这个世界令我难以忍受的一部分。
小学以前对于自己的记忆都很模糊,多数的照片有一种“忧郁”,但是我总觉
得小学的自己似乎有一份单纯的幸福,国中以后,意识到自身的怪异并努力将它藏

好,看起来正常甚至有点讨人喜欢的外貌,包裹着一个自己害怕并讨厌的怪异,有
一部分的我是我不喜欢的,这算不算是解离呢?
“就连指出人们对问题的否认,都会被视为坏人或疯子,更别说指出问题本身
了。被视为坏人或疯子其实就是这种可怕的简化所造成的——除非那个人不但能
够‘敏于视’,而且能够‘慎于言’。”(引自《改变》)
我矛盾吗?把两个世界分开才能不矛盾吧!或者,让生活绝对的失衡,表演出
与精神病患者同样的勇气与决心,何尝不是一个值得喝彩的选择?其实,精神病患
才不矛盾!在一个左右平衡的跷跷板上,向右向左都有可能,可是如果是活在一个
绝对右倾的世界,不矛盾的选择在哪里?(刘于甄,辅仁大学心理系硕士论文,2005
年)
几乎无所例外的,这些年来,我与实践工作者和学生们的教与学都发展成为一
种伙伴关系,追寻个体与集体如何能在他所经历的重叠交缠的压迫生命中转化前
行。“再框定”的转化是一种不可逆的新旧元素松动替换与交相作用的运作过程,
个人在其中搏斗时,情感与认识的变化是一体两面的。与刘于甄一样,张瑞芸,一
位29岁,有着一位在精神病疗养院中孤寂死亡父亲的小学老师,过去3年在拾回
对“父亲”记忆碎片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穿梭来往于自己、父女、疾病污名、
阶级压迫的叠影之中。以下是我摘录的两段瑞芸的话:
让不同的沉默对话
父亲让我画
他的左脸
画着的瞬间
我忘了去害怕

自己可能医不好他
或者
什么也没做
失去他
精神病人
他们说
要关起来
那是我爸爸啊
抱着3岁女儿买菜会杀价的人
在收容所的第9年
直视我说
“大家都很可爱……要携手同心共进。”.(2004年秋)
我经常感觉到怒气与攻击,可是不明白所谓何来,处理小朋友的怒气我可以有
点距离,我经常努力控制,让自己理性地处理学生与我或他们之间的冲突事件,可
是我不明白我的愤怒,我经常以为那是失控的疯狂,掩藏得小心翼翼,直到它攻击
了谁。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阶层(指小学教师工作生活的阶层)的空气会让我周期性地
活得像个死人,交替着感觉疯狂!向这个阶层证明自己的欲望,我现在知道可以回
溯到父亲也试图在他工作的阶层(松山机场劳动社群)证明自己,只是他的证明方
式和我不一样,男性位置让他不只要证明自己,还要证明一家人;从小到大的阶层
和疯狂的被压迫经验早已体内成型,于是阶层常常混同了正常。只是这种向人证明
的行动,恰恰限制了自己的生存联想。

回家看了户口簿、考核奖金、遗产继承、土地及房屋买卖权状,抵押贷款证
明。在我的国中毕业旅行纪念册下面有一本黑胶皮日志,封面的1985的金漆掉了
色,里面有些地籍誊本,翻着内页到有字迹那一页,上面记录着各种资产、负债与
结余,我认出那是爸爸的字迹,这是他的日记!1985年我10岁,就是他痛打我的那
一年,那个我不敢穿短裤去上学的夏天。
我本以为那小心掩藏的怒气,是来自父亲的、母亲的,或者我们之间的。因为
家庭内外结构被压迫经验而来的内化的怒气,被误以为是疯狂或者在母女关系里与
人胡乱相认。(2005年春天)
在这里,明晰可见的、系统层次的辨识能力发生了经验重组的转化作用!
与变共舞,温柔相待
不同世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同社会之文化生活面貌差异明显,但蕴涵在个人
生命与群体生活,人们主动求变的动能与规律是可考察的!这种跨越时空的律动,
召唤人们共振共舞,舞姿曲目各异其趣,但当新的突破形成出现后,呼应的变化必
随之而来!变的规律与道理是需要仔细分辨与对待的能力。
《改变》可以带给你什么学习,我无法预知,但衷心地期望人人认真对待自己
的生命经验,整个社会重蹈覆辙、制造混乱的机会就自然减少许多了!
夏林清
台北辅仁大学心理系
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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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对于本书,我原想说得更多,但身体的疾病是我无法如愿,不过却也引导我直
接切入重点。
坊间已有非常多谈论如何改变人的书籍和理论,好不容易才看到像作者以如此
严谨的态度在审视“改变”这个主题本身的一本书,一本探究改变是如何自然发
生,以及改变可以如何被推动的书。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力图了解与探究改变这一
主题。心理治疗不只使我们明白已经无可改变的过去,更是为了改变令人不满的现
状,亦即渴望过一个更好的未来生活。病人和治疗者都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作
多少的改变,但都知道,需要改变的是病人当前的处境。一旦有了改变的需求,不
论它是多么微小,必然会促使其他的小改变发生;这些小小的改变发挥了滚雪球的
效果,导致更有意义的改变。不营这些改变会消失、持续或转化为其他的改变,对
了解人类的行为来说,它们都是重要的。我自己所做的工作则像是加速了个人及家
庭中由细微渐次趋向于沸腾的改变——当事人所需要的是一种“非预期的”及“突
发的”经验来带领他们进入实实在在的变化。
这本书关切的正是这种改变的现象。长期以来有关改变的种类和本质的理论一
直被探究“如何改变人”的各种理论所忽略。保罗·瓦茨拉维克、约翰·威克兰德和理
查德·菲什三人在这本极为重要的书中,审视了改变这一现象,并且将之放置于一个
概念架构中,再辅助以许多不同的实例。他们的努力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了解人们
自己的问题是如何陷入与他人问题的相互纠结之中,以及加速解决人类僵局的方
法。他们所提出的架构远远超越了原来的“心理”问题的领域,这一成就是迷人而
值得喝彩的。我认为《改变》绝对是一本杰出的书,对想要了解团体行为许多方面
的人来说,本书是必读的。

很高兴我自己的工作对本书呈现的观念有所贡献,也很庆幸有机会写这篇短
文。也许,这样的小的动作正是需要“加速”去做的。
米尔顿·H.埃里克森
美国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城
1973年11月
----------前言
探索未知,固然勇敢;质疑已知,更需勇气。——卡斯帕(Kaspar)
公元1334年,蒂罗尔(Tyrol)女公爵玛格丽塔·莫塔丝(MargaretaMauhasch)将
卡林西亚省(Carinthiu)的霍赫奥斯特维茨(Hochosterwitz)城堡团团围位,因
为她十分清楚:城堡位于一处十分险峻的岩石之上,足以抵挡一切直接的攻击;唯
有进行长期围困,才能使之屈服。果然,一段时日之后,城堡守军的情况开始吃
紧,因为粮食只剩下最后一头牛和两袋大麦。玛格丽塔这边的情况也同样愈趋急
迫,不过却是因为别的缘故——部队开始变得不易控制,何时结束围城,又似乎遥
遥无期,而她在别处还有其他军事要务呢!就在这个时候,城堡守将作了一个对守
军而言,超乎寻常而愚蠢的决定。他命令士兵把最后的那头牛宰了,仅剩的大麦则
塞进牛腹里,然后将牛尸抛下悬崖,落在敌人阵营前的草地上。女公爵收到这个轻
蔑的讯息,一时气馁,立即撤除了包围,转往他处去了。
另一个极为不同的情况,发生在1940年5月的一艘英国拖网渔船上。这艘渔船正
朝英吉利海峡多格海滩(Dogger
(Major

Bank)的南方行驶,准备与德国情报官里特少校

Ritter)秘密会面。船上有两名英国“双面间谍”,代号分别为“白

雪”和“饼干”。白雪曾为英国做过十分出色的情报工作,德国则视之为他们在英
国的红牌特务。饼干曾经犯罪累累,后来成为警方可靠的线人,现在他即将以白雪

副手的身份介绍给里特少校,在德国接受训练,再送回英国。基于某种原因,英国
情报单位认为,白雪和饼干不应事先知道对方也在为英国工作,但希望他们后来都
会逐渐猜测到这一事实,然而结果却变成了噩梦般的困局。马斯特曼(JC
Masterman)在他所著的关于英国双面间谍系统的书中,有过精彩的描述:
在前往与里特少校会合的航途中,不幸的是,饼干观察白雪的言行之后,觉得
白雪的行动其实有利于德国,一旦他们见到里特少校,一定会揭发他双面间谍的身
份。另外,基于某些我们无法分析的原因,白雪也认为饼干其实是个德国间谍,也
一定会在和里特少校见面时揭露他的暧昧身份。因此白雪就竭尽所能,试图使饼干
相信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有利于德国的,结果反而更加深了饼干原先对他的怀
疑。
在这一诡异的情境下,双方都尽力在做当时自己觉得最该做的事,但他们愈是
努力,情况却愈糟糕。最后,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为了不使英国情报组织遭到惨
败,饼干将白雪反锁在舱中,决定不与里特少校见面,掉头驶回英国的格里姆斯比
(Crimshy)。就这样,他小心翼翼防患失败的举动,反而造成了最终的失败。
这两个例子说明了本书的主题,即讨论人与事之“变”与“不变”这个老问
题。更明确地说,这一主题所要探讨的是:问题如何产生,问题为何持续存在,问
题又如何得以解决。其重点在于探究一种悖论的现象,即遵循常理与“合乎逻
辑”的行为导致失败,而“不合逻辑”与“非理性”的行动(如霍赫奥斯特维茨城
堡所采取的行动),反而使形势的变化如其所愿。
一方面,逻辑与常理行得通时,固然可以使问题迎刃而解,但是谁没经历过按
牌理出牌,却遭受挫折、愈陷愈深的困境?另一方面,我们也偶尔会在进退两难
时,碰到某种“不合逻辑”却神奇有利的变化。对于反常的事,不论是一般人或是
专家学者,都会拿一些概念(人的变态、世界、魔鬼等)来加以解释。同样地,前

面所说的令人称奇、不按牌理出牌却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形,的确是民间传说、童话
故事、笑话和许多人类梦境中的基本素材;但是这种种情形,似乎很少有人认真而
有系统地研究过,所以至令仍然充满矛盾,令人不解。
我们三人当初只是间接地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主要是我们在实践与研究心理治
疗之际,误打误撞的结果。因而,本书中的讨论和案例,有许多跟我们最在行的这
个领域有关。虽然我们走的是特殊的途径,本书所探索的,主要还是相当普遍的人
类事务中变与不变,以及其在问题形成与解决中所扮演角色的问题。
在本书中,即使是最概括的观点,还是跟具体经验息息相关,因此略述一下我
们的工作背景,会有所帮助。与其他拥有正规训练和多年实际经验的治疗者一样,
我们对于治疗方法的不确定、治疗的拖延时日及其效果之有限性,愈来愈倍感挫
折。同时,我们也对一些福至心灵昀“妙解”所获得意外的、无法解释的成功而觉
得好奇。更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方法一般认为并不具任何疗效。1966年,本书
作者之一理查德·菲什提议在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Resear

Alto)的心理研究院(Mental

chInsti—tue)之下成立一个心理治疗中心。我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名

称,姑且称之为精简治疗中心(Brif Therapy Cenler)①。
【①这个名称并不妥当,因为“精简”治疗常指某种临时的、表面的或急救的
方法,只是“真正的”、长期的治疗可行之前的权宜措施。哈维H巴滕
(HarveyHRarten)所著的《精简治疗》(BnTherapies)一书,充分反映了关于此
论题的各种看法。该书由一篇极佳的导论和25位作者的论文所组成。在这26位撰稿
者当中,10位认为精简治疗法可以自成一格;9位认为在长期治疗因故无法(或尚
未)实施时,可以之暂代;而7位对其功效的描述,则可一言以蔽之,即“有条件地
认可”。】
在他的主持下,我们开始审视人世变迁的现象。这项工作进行没多久,我们发

现,几乎对于我们曾经相信、学习和操作过的每件事,都有必要重新检视一番。①
【①我们稍微提到这些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若非如此,读者大可以怀疑我们是
否根本没听过潜意识、生活史的极端重要性,也没听过什么是生活史、移情、性格
特征和症候替代,特别是操控的危险性。】
另一个促使我们合作的因素是,一开始我们就使用同样的“语言”:我们都是
心理研究机构的研究同仁,都已累积数年的经验,从事人际沟通的研究和互动(例
如,夫妻与家庭)心理治疗。帕洛阿尔托集团(PaloAltoGroup)的诸君所发展出来
的治疗方法,理论上受乔治.贝特森(GregoryBateson)的指导,临床上则追随
唐.D杰克逊(DonD.Jackson)。因此,我们已经习惯着眼于过程,而非内容;注重
此时此地,而非过去。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都受过催眠术的训练,也有实际的
催眠经验。这不仅让我们在直接介入患者时感到相当自在,也得以接触到米尔顿.H
埃里克森令人称奇的新技术,这令我们深感获益良多。
一开始我们即设想,通过发挥所学、相互切磋,可以厘清和运用前述那些关
于“变”的有趣现象,进而发现有效介入人类问题情境的新方法。这个设想后来果
然成真,但也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发现:在针对某一特定人类困局设计最恰当的介
入形式时,我们似乎都已触及某些背后的预设,不过在当时却无法予以界定。这一
点常令我们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愈来愈多的人通过演讲、示范和训练课程,已经
熟悉我们的运作模式,并且很感兴趣。他们希望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基本概念架构,
而非只是迷惑于一些奇异的手法。换句话说,他们看到了效果,但很想知道到底是
什么因素产生了这些效果。避渐地,我们终于能够将自己的方法概念化。本书的撰
写,就是以我们检验自己预设的前提之所得,试图作一系统的介绍。
基于过去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有些人会攻击我们处理人类问题的方
法——不论是实际操作的或概念的——为“操控性”和“不真诚”。“真诚”最近

成为一个口号,但这个口号本身即代表一种虚伪,因为喊话的人其实心里想的是:
只有一种“正确”的世界观,通常也就是指他自己的观点。他们似乎还抱持一种想
法,即“操控”不但要不得,而且可以避免。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证
明他自己可以做到不去操控。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在别人面前的任何行为,如何能
避免透露自己对彼此关系的观点,因而不至于影响到那个人。精神分析师沉默不语
地坐在斜卧的患者之后,或当“非指导式”治疗者“只是”复述当事人的话语,虽
然这类行为被界定为“不具影响力”,但是该特定行为本身即已造成了极大的影
响。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避免影响和操控.而是在于如何对之进行最佳的理解与
运用,以有益于患者。这是本书中自始至终在探究的一个主题。
我们相当清楚,本书所述的许多内容已有人说过或做过,不过这些内容却是基
于不同的脉络与前提。希望读者能够了解,我们无法将这些异同一一指出和说明,
尤其是跟行为治疗的表面现象相当雷同。但读者应谨记于心的是,我们并未采
用“错误”学习、未学习,以及制约、去制约等行为治疗的假设。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我们的概括性观点和结论,所以我们并不会追溯达
成这些结论所走过的历程。,从目录上可以看出来,本书内容的顺序,是先由抽象概
念再推进到具体实例的讨论。因此,第1编第1章将会介绍两个在极抽象的层次上有
助于整理和厘清我们关于“改变”的理论,即群论(the Theoryof Groups)和逻辑
类型理论(The

TheoryofLoSicalTypes)。第2章举例说明这两种理论如何实际应

用在我们的主题上。第2编全部都是探讨在“变”与“不变”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引发
的“问题形成的各个疑难点”。第3编则讨论问题的解决。
我们首先要感谢心理研究机构(MRI)的第一任主任,唐.D杰克逊博士,唐对新
想法的开放度支持了我们投入完成本书的项目。接下来,要感谢我们的同事阿瑟·波
登(ArthunBordin)和芭芭拉·麦克拉克伦(BarbaraMcLachlan),他们在精简治疗

中心工作的6年中,坚持不懈地协调了许多活动。我们还要感谢精简治疗中心由过去
到现在的许多成员:林恩·辛格( Lynn Segd)、杰克·西蒙(Jack Simon)、汤姆·弗
格逊(TomFergusun)等人。
此外,我们特别感谢对我们研究给予协助的非临床的工作单位与个人:艾伦·科
菲与圣克拉拉县立青少年犯罪防治中心(Alan
CounLy

Juvenile

Ptohation

Coffey

and

theSanta

Clare

DeparUnenL),加州旧金山药瘾治疗项目(the

San Francisco Drug TreaLment Ptoyam),等等。
我们也要对克莱尔·布鲁姆太太(Mrs. Clair Bloom)致谢,她帮我们做了初
稿的所有技术性工作!最后,来自路克·汉克基金会(

LukeB.Hancock

Foundation)以及T.B沃克基金会(T. B Walker Foundation)和罗伯特.C威勒基
金会(Robert C Wheeler Foundation)对精简治疗中心第一年的经费支持使得
我们的研究得以上路!特此致谢!
----------第1编 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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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理论的观点
变得愈多,愈是不变。——法国谚语
据这一法国谚语所言,凡事变得愈多,愈是维持不变。这个谚语不仅仅是一句
俏皮话,而且非常简要地道出了“变”与“不变”之问难解而自相矛盾的关系。这
句话比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家所提出的最高深理论,更直接诉诸于经验,且隐约
地指出了常被忽视的一个基本重点,即“变”与“不变”的性质虽然表面上完全相
反,却需要放在一起加以考虑。这并非什么深奥的观念,只不过是个特定的例子,
也说明了一个普遍的原理,即人的知觉和思想都是相对的,必须通过比较和对照才
能运作。
话虽如此,但在实际运作时,要达到前述比较性的境地却十分困难。在西方世
界,科学哲学家似乎都同意:由于“变”这个因素,在人类经验中是如此直接且无
所不在,以至于在早期希腊哲学家提出“不变”的概念之后,“变”才得以成为思
想的一个主题。在此之前,概念上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变”相对照[这是经验概
念化的问题,与发现“实在”(reality)无关],其情况想必跟本杰明·李·沃夫
(Benjamin Lee Whorf)所说的类似:在一个万物皆蓝的宇宙中,由于缺乏足以对
照的其他颜色,所以也不可能产生蓝色这个概念。
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中,虽然人们曾经提出了许多关于“变”与“不
变”的理论,但是他们绝大部分不是只与“变”的理论有关,就是只与“不变”的
理论有关,而不是关于“变与不变”的理论。也就是说,人们不是倾向于视:不
变”为理所当然,不必加以说明的“自然”或“天生”的状态,把“变”当作有待
说明的问题,就是倾向于采取相反的立场。但是从人们随时可能采用上述任何一种
方式这件事来看,我们即可知道这两者是互补的。问题的发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

源自事物的天性,而是因人而异、依观点而定①。这一概念和我们接触过的人类事
务与难题颇为一致,例如,每当我们观察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更大的社会系
统,不断地为某一问题而煎熬时,我们虽然急欲扭转情势,但是心里总会先浮现两
个问题,即“这一恼人的状况为何持续不变?”以及“该如何才能改变状况?”
【①本书后文将会提到,涉及“变”与“不变”两者的种种问题主导了控制论
的发展,并且在其中得到阐述。】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我们不只通过在个案中解答这类问题时获得一些进展,
而且也得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但我们认为,与其回溯迢迢来时路,不如求助
于数理逻辑领域中两个抽象而普遍的理论,来介绍和厘清某些我们已达成的结论。
这两个理论就是群论(The Theory of Croups)和逻辑类型理论(The Theory of
Logical Types)。
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对于这些理论的应用,仍达不到数学的严
谨性。各位读者应视之为通过模拟来进行例证的一项努力。
群论(Group

The。产生于19世纪初,而“群”一词乃法国数学家埃瓦里斯特·

伽罗瓦(Evariste Galois)所创用①。伽罗瓦先进行了初步的论述,几位杰出的19
世纪数学家随即步其后尘,合力发展群论,使之成为一个最富想象力的数学理论。
随着1900年之后古典物理的革命,群论也开始在量子论和相对论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不用说,只有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才懂得群论的艰深意涵,但是其涉及元素与整
体之关系的基本假设,则相当简单(也许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①公元1832年,他在一篇杰出的论文中提出这名词。该论文是在极不寻常的
情况下写出来的:当时伽罗瓦不仅还不到20岁,而且在一夜之间完成这篇论文(一
共60页)。写好之后,就在黎明时分,他接受了两个愚蠢狂妄的“爱国者”的挑
战,与之决斗,因而丧生。他的腹部遭射穿,而现场并无外科医师,就这样被弃之

不顾至死。“我没时间了,我没时间了”,他在手稿边缘一再潦草地写着,发狂似
的想尽可能将他所能表达的留给后代。埃里克.T.贝尔( Ert Bell)曾如此描述那
个决定性的一夜:“他在黎明前那几个急迫的钟头里所写的,将使好几代的数学家
忙上好几百年。”】
根据群论,群具有下列特性:
a.群由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成员(members)所组成,至于成员的实际本质为
何,乃不相关的事,不在这一理论的考虑之内。因此,群的成员可以是数字、物
体、概念、事件或任何可以组在一起的东西,只要成员拥有一共同的性质,并且两
个或两个以上成员的任何的组合结果,其本身也是该群的一个成员。例如,如果以
钟面上指示钟点的整数1-12为一群,很明显,任意两个或更多成员的组合,仍为该
群的一分子(如早上8点加上6个钟头,变成下午两点)。在这个例于里,组合指的
是成员加或减的过程。同样地,掷一粒骰子时,任何位置的变化所显示的数字,仍
为6种投掷的可能结果之一。在这个例子里,组台指的是骰子绕着其三条轴心,做一
次或多次的旋转。我们还可以看出来,组合一词指的是群的某一可能的内在状态转
成另一内在状态的一种变化。
将“东西”(取其最广泛的意义)分门别类,是我们获得实在界的知觉与概念
之最根本而必要的元素。世上显然没有两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然而将世界整理为
不同的(错综复杂而交叠的)群,各群之成员皆共同拥有某一重要特性,则可以赋
予某种架构,否则世界将成为变幻不定的一团混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排
序的同时促成了不变,即群的任何成员的组合,其结果本身仍为该群的成员——如
卡修斯.J.凯泽(Cas-sius J Keyser)所说的:“是系统之内的,而非系统之外的
东西。”因此,群的第一个特性即允许在群之内产生无数的变化(事实上,有所谓
无限的群),但是任何成员或成员的组合,都无法置身于系统之外。

b.群的另一个特性是,成员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顺序来组合,而组合的结果仍然
相同。以下就是个实际的例子:自某一平面上的某一点出发,以任何长度,朝任何
方向做任何次数的移动,不论移动的顺序如何变化,必然一成不变地到达同一个目
的地——当然,其先决条件为:移动的次数以及每步的长度和方向保持不变。举个
最简单的例子,以一个单位长度(如1码、1英里)移动4次,每次分别朝4个方向
走。在这些条件下,不论顺序为何(如先朝北、再朝西,等等),走完4次,总是又
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可以说,过程允许变化,但是结果不变。
c.每一个群皆包括一恒等成员( identity member),其特性为:任何一位其
他成员与该恒等成员组合,其结果仍为该成员自身。也就是说,恒等成员保存了另
一成员的本身。例如,在组合规则为加法的群里,其恒等成员为0(如5十0=5);
在组合规则为乘法的群里,其恒等成员为1,因为任何成员乘以l结果仍为其自身。
假设所有的声响成为一个群,则其恒等成员为寂静;而一切位置的变动(即运行)
所组成的群,其恒等成员则为不动。
恒等成员的概念,初看似属多余,但是我们应当视之为群的不变性的一个特
例。其具有实际的重要性,如W罗斯.阿什比(
cybemetic

W.

Ross

Ash—by)在其控制论(

sysIems)里所指出的,在变量的变化所形成的群里,有一个他所谓的

空函数( null-function),其直接作用为维持该系统的稳定。对我们而言,这一概
念的重点,在于某成员可能有所行动但却不造成任何改变。
d.最后,在任一符合群概念的系统中,我们发现,每一成员皆有其相对或相反
成员,任一成员跟它的这个相反成员组合,结果为恒等成员。例如,在组合规则为
加法的情况下,5+(-5)=0。在此,我们又可看出,这一组合造成了显著的变化;
但另一方面,其结果本身为该群的一员(在本例中即为正、负整数,包括0,因此仍
包含于其中。

虽然此处对群论基本概念所作的描述(即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个别的变化并不
能改变整个群)仍显粗略,但是我们认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架构,让我
们借以思考变与不变互相依存的奇特现象。在许多实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现
象,亦即“凡事愈变,愈是不变”。
显然地,群论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模型,以解释那些超越某既定系统或某参考
架构的变化,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介绍逻辑类型理论。
这个理论跟群论一样.也是以一组因某一共同特性而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作
为出发点,整体的组成分子也叫做成员,不过整体本身不叫群,而是称为种类(
class)。逻辑类型理论有一基本公理,诚如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Mehead)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在其跨时代的巨著《数学原
理》(Prmcipia

MathemaLica)中所叙述的:“凡涉及某集合的全部成员者,必

定不是该集合的一员。”很显然,人类是所有个体集合成的种类,但是人类本身并
非一个个体。这两者属于不同层次,若想以其中一个来解释另一个,势必导致荒谬
和混淆。例如,一个大城市人口的经济行为,不能以一个居民的行为乘以居民人数
(如400万)来解释。顺便提一下,这也正是早期经济理论所犯的错误,如今被谑称
为“鲁滨逊漂流记式”的经济模型(Robinson Crusoe economicmodel)。400万人
口不仅在数量上和一个个体不同,在质上亦相差甚远,因为前者涉及个体之间互动
的种种系统。同理,大家都知道,某一物种的个别成员,虽然天生具有极特殊的求
生机制,但是整个物种却可能因拼命竞争而走向灭亡——人类或许也不例外。但是
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里,个体反而只是阶级的一个成员,因此完全不重要,可以
被牺牲,如同蚁丘之一蚁,或如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der)在谈到其狱友尼

科拉斯( Nicolds)被关在西班牙某监狱的死囚室时,如此贴切地写道:“从这一观
点看,尼科拉斯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的抽象,一个数学的单位,只是1万个军人
之整体除以1万的结果。”

之所以会造成上述的结果,是因为忽略了成员和种类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忽略
了种类不能成为自身之一成员的事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尤其是研究当中,我们
常常会碰到不同层级的逻辑种类,因此种类层级的混淆及其所导致的迷惑,可以说
是无所不在的。“变”的现象也不例外,但是与其他科学(如物理学)相比,这一
点在行为科学中更不容易看出来。如贝特森所指出的,最简单而常见的变化方式为
运动,亦即位置的改变。但是运动本身也可能起变化,即加速或减速,这是位置的
变化之变化[或称为后设变化(metachange)]。再高一个层次,还有加速(或减
速)的变化,于是就成了位置的变化之变化之变化[或称后设后设变化
(metaetachange)]。即便是我们这种门外汉也可以了解,这几种运动是极为不同
的现象,解释这些现象将牵涉极为不同的原理,运算时也牵涉极为不同的数学方法
①。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变”总是会涉及较高的一个层次,例如想从位置到
运动,势必得从位置的理论架构中向外跨出一步。在位置的架构之内,运动的概念
根本无法产生,更别说拿来讨论了。忽略了这一逻辑类型理论的基本公理,任何想
法都将导致矛盾和混淆。下面再就这一要点举例说明。
【①例如,加速的变化所牵涉的数学处理,令太空科学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理
论问题。】
万物皆可以一种语言来表达,但是用来描述该语言自身的陈述除外②。如果我
们想要谈论某种语言,跟语言学家和语意学家一样,我们就需要一个后设语言(
meLalanguage),依次地,该后设语言又需要一个后设后设语言(
meLametalanguage)来描述自身的结构。同样的关系存在于符号及其意义之间。早
在1893年,德国数学家哥特罗布·弗雷格(

GotLlobFrege)即已指出,必须清楚分

辨“两种情况,其一,我谈论的是记号本身;其二,我谈论的是它的意义。这么说
似乎像书呆子,但是这种区分的确有其必要。显然地,一个不准确的说话或写作方
式……人们每当失去这一‘对其不准确性的’警觉,最后都会造成思想的混淆。”

【②相类似的,基于自身作为整个系统的基石,巴黎公制测量系统所不能测量
的亦为其自身。(即便现在这一测量系统已可被更精确的光与波长的量度基准方法
所取代,但它无法测量其自身这一根本性悖论仍存在)。】
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方法(method)

一词指的是一种科学的程序,表示如果

你想达成某一目标,就得循序采取一连串的步骤。方法论( methodology)则属于一
个较高的逻辑类型的概念,本身为一哲学探究,研究的对象是各种不同学科所使用
的各种方法。方法论所要讨论的是如何获得知识,而不是某一项特定的研究。因
此,方法论是一种后设方法,它跟方法的逻辑关系,就如同种类与其成员的逻辑关
系一样。混淆了方法和方法论,势必造成哲学上的谬误,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nstein)所说:“语言一休假,哲学问题随之产生。”
不幸的是,自然语言通常很能清楚地区分成员和种类。贝特森写道:“我们可
以想见,同样的字眼可用来描述某一种类及其成员两者,且皆为真。‘波’这个字
指的是粒子移动的种类,但我们也可以说‘波’本身会动,这么一来我们所指的,
就变成移动的种类之移动。在摩擦力的作用下,这种后设移动不会失去速度,粒子
的移动则不然。”
另一个贝特森惯用的例子是:通常只有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才会不吃饭光吃
菜单(并且边吃边抱怨味道太差)。
配备传统排挡的汽车,则提供我们另一个简便的类比。汽车引擎的运转,可以
用两种极为不同的方式来改变。或者通过油门(以此增加或减少汽缸的燃料供
应),或者是利用换挡。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说明这一类比:汽车的每个挡都可以
执行某一范围的“动作”(即马力输出及由此而产生的速度、加速度、爬坡力,等
等)。在这范围(即该动作种类)之内适当地使用油门,便能使引擎的运作产生预
期的变化。但是如果你所希望的表现落在该范围之外,驾驶人就得换挡,才能得到

他所要的变化。因此,对踩油门这个动作而言,换挡便属于更高一个逻辑类型的现
象。想用解释燃料供应的热力学用语,来谈论排挡的复杂机械特性,是极为荒谬
的。
阿什比在谈到输入性机器的控制论特性时,对我们的研究主题,大概给出了最
贴切的陈述。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变’一词如果用在这种机器上,可能指涉
两个极为不同的事物。一种是状态(state)之间的变化,……,即机器的动作;另
一种是转型(transformahon)之间的变化,……,即其动作的方式的变化,而这种
变化,常常是实验者无意中或是某个外在因素促成的。这一区分非常重要,绝不可
以掉以轻心。”①
【①为了坚持现况的运行所需要采取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这一特定方式需要
在某一较低层次上有所变化。例如,当骑脚踏车要维持平衡与顺畅的程度时,骑的
人需持续的采取小幅度的摇摆和方向转动的动作,倘若这些动作困故被阻止而未能
实行(如有人抓住车把手),那骑车的人立即会失去平衡而摔倒。】
因此,从逻辑类型理论的推论,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结论:
(1)逻辑层次必须严格区分,以免矛盾混淆。
(2)从一个层次转到较高一个层次(即从成员转到种类)需要一个换挡、一种跳
跃、一个超越或转型——一言以蔽之,即一种“变”。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践
上的讨论见下一章)都极端重要,因为“变”提供了一个跳出系统之外的方式。
对于以上所述,在此谨作一个小结论:群论提供我们一个架构,以思索一种变
化,该变化可以在某系统之内发生,但系统本身维持不变。逻辑类型理论对于种类
之内,也就是其成员之间发生的事,并不在意,但是这一理论提供我们一个架构,
以考虑成员和种类的关系,以及由某一逻辑层次转到更高一个层次所蕴涵的奇特改
变。如果我们接受这两种理论之间的这一基本区分,那么应该有两种不同的改变:

一种改变发生在某一系统之内,而系统本身维持不变;另一种改变发生时,则改变
了系统本身①。关于这一区分,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一个做噩梦的人,在梦中可
以做许多事——跑、躲、打、喊、跳下悬崖,等等——但是不论他怎么变换这些行
为,都无法停止噩梦。此后,我们将称这种变化为第一序改变(

first-

orderchange)。跳出梦境的唯一方法,涉及了一个由梦到醒的变化。显然,苏醒不
再是梦的一部分,而是转到完全不同状态的一个改变。这一种改变,此后我们将称
为第二序改变(second-order change)。这一区分,和上文所引阿什比对这两种
变化所下的控制论定义,显然是一致的。因此,第二序改变即改变之改变——也就
是亚里士多德曾断然否认其存在的现象。
【①希腊人似乎只知道前一种类型的改变。安纳萨哥拉斯(Anaxagors)在他
书中的第17小节上说“无物生,无物灭。凡物,乃既存之物之混合或分解。”同样
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变化乃从潜能到现实的转换。他特别排斥我们今天所谓层次到
后设层次的转换,他是这样说的“不可能有运动之运动、生成之生成,或广泛地
说,不可能有变化之变化。”希腊后期和中世纪,则倾向于视变化为存有和生成之
间的二律悖反。似乎只有赫拉克利特(

Heraclilus)从另一观点来看待变化。除了

他那关于不可能二次举足入同一水流的名言,他在另一小节上说:“一切变化皆矛
盾,因此矛盾即为实在界之本质。”普莱尔(ArnlhurN

Prior)对“变”概念的发

展,有一扼要的描述“如此说法并不为过:当‘变’的观念起了变化,例如,变成
跟简单运动对立的加速观念,而人们也已习惯于此一转变时,也就是现代科学的起
点。】
讨论至此,我们必须回过头,再检视一下之前所介绍的极简化的群论。凭借从
逻辑类型理论所学的知识,我们了解到:群的4个特性,虽然可以在群内造成某种互
相依存的“变”与“不变”,但是这些特性本身并非群的成员。这些特性既然关涉
到群的整体,所以是后设于群,这一点在讨论群的组合规则时,变得特别显著。例

如,我们说过,群的内部运作规则为乘法时,其恒等成员为1。如果该群的组合规则
变成加法(此为第二序改变.只能自外界引入,无法由群的内部产生),结果将会
不同:成员n跟恒等成员(即1)组合的结果,不再是它自身(根据旧规则,n乘以l
结果仍为n,即其自身),我们得的是n+1。现在我们可以了解:群只在第一序改变
的层次上维持不变(即在成员之间变化的层次上,在这里,事物的确愈是变化,愈
是维持不变),但是并不排斥第二序改变层次上的变化(即控制其结构或内部秩序
的规则的变化)。因此,群论和逻辑类型理论看来不只是兼容的,甚至也是互补
的。
再者(请记住,当我们谈到关于问题形成和问题解决的改变,我们一概指的是
第二序改变),我们发觉,这两个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架构,以考察改变的
具体而实际的例子。最后,请记住,第二序改变总不改其不连续或逻辑跳跃的特
性。我们可以想见,第二序改变在实际问题上所呈现的是一种不合逻辑与悖论,例
如,霍赫奥斯特维茨城堡守将所作的决定,为了求生存,他竟然将最后一点食物全
部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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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实践的观点
我不会渴望加入一个愿意收我为会员的俱乐都。——格劳乔.马克恩( Groucho
Man)
在严格的理论中,清楚区分第一序改变和第二序改变,还算比较容易。然而,
若要在真实生活情境中作这一同样的区分,可就十分困难了。因此,我们很容易忽
略这两种改变层次的差异和混淆,而在困境中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不但无法促成如
愿的改变,反而使“解决方案”所要解决的问题更为复杂。在讨沦解决方案之前,
有必要以实例说明第1章所介绍的理论。
a.为“群”的第一个特性找例子并不难(该特性即:群的成员,无论如何组
合、转化或运作,其结果仍为该群的成员,因而维持了群的结构)。在约翰·福尔斯(
John

Fowles)的小说《蝴蝶春梦》(The

Collector)里,一个年轻人爱上漂亮的

美术系学生米兰达(Miranda),把她绑架了,囚禁在乡下一间僻静而牢固的房子
里。虽然她成了他的掌中物,但是他所造成的情境,却也使他同样成了她的囚犯。
因为他渴望她终究会爱上他,所以既不能强迫她,又不能放了她。从实际考虑,释
放是绝对不可行的:他势必将因重罪被捕,当然,除非她对外声称自己是自愿跟他
走的。女孩愿意给他这项承诺,但是他知道,这顶多只是她为了获得自由所采取的
一项策略,她根本不会真的回到他的身边。在这种特殊的状况下,两个人都很想改
变现况(他试图使她爱他,她则一直想逃走),但是他们的任何行动,都属于第一
序的变化类型,因而使自己在困境中愈陷愈深。
在《水中刀》(Knife in the Water)这部电影里,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对
夫妻让一位搭便车的年轻人跟他们一起驾船出海旅游,在两个男人之间,不久即出
现了紧张和忌妒的情绪。双方都感到不安,且暗自较劲,希望赢得那个漂亮妻子的

好感。他们终于拳脚相向,年轻人(他早先说过自己不会游泳)掉下船失踪了。那
位丈夫随即潜下水去救他,却找不到,最后只好游回岸上去报警。这个时候,年轻
人回到船上(他先前只是藏在救生圈之后),诱奸了那个妻子。船一靠岸,年轻人
一走了之。然后,丈夫回来了。他不能投案,但也无法接受自己害死对方的想法。
当然,那个妻子告诉他年轻人还活着,但是丈夫却认为她只是在安慰他。妻子看到
所有解决丈夫困境的努力都失败时,最后只好使出杀手锏,将事实和盘托出:“他
不只还活着,甚至令我做出对你不贞的事。”但这个“解决方案”不只未带来期望
中的变化,反而使变化成为不可能:如果要他相信自己并未害死那个年轻人,那么
他就得付出代价,相信妻子背叛了自己;但是如果妻子并非不贞,那么那个年轻人
就是他害死的。
另外还有两个例子,也属于这个范畴,简述如下:假设有个国家,其宪法容许
国会进行毫无限制的辩论。这一条规则就可能被人利用,使民主程序完全瘫痪掉
——反对党只要不停地发言,就可以阻绝任何非其所好的决议。要脱离这一困境,
势必得改变这个规则,但是所要改变的情况(即无止境的议事干扰),却可能正好
使这一改变成为不可能。此例不只是一个心智的游戏,在国际关系的领域里也经常
可见到类似的情形。查尔斯.E.奥斯古德( Charles E.Osgood)举了另一个例子,
他说:“我们的政治、军事领袖毫无异议地公开强调,必须在军备竞赛中保持领
先。至于在此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却一致闭口不谈。假设我们达到了理想中相
互威慑的地步……,之后又会如何呢?地球分为两大阵营,随时准备摧毁对方,且永
远对峙下去。对于这种境况,除非脑筋不灵光,没有人会称之为和平与安全!重点
在于:相互威慑的政策并未包含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最后这一句话,非常清楚
地指出了使一系统(系统一词用在此处,相当于数学上的群)无法在自身之内产生
第二序改变的条件的不变因素。如前文所说的,系统之内可以发生许多第一序改变
的现象,但是因为其结构维持不变,所以产生不了第二序改变。

读者应该记得,群的第二个特性指的是:根据群的组合规则所加诸成员的一系
列运作,可以有所改变,但是运作的结果不变。我们在第1章举过一个较抽象的例
子,与该主题更直接相关的例子,可以在复杂的稳定系统作用中找到。这些系统内
部可能发生各种系列的状态变化——即便在长期的观察中,没有任何两个系列是相
同的——最后却达到同样的结果,即稳定状态。阿什比的稳定状态即这样一种模
式,在人际互动的领域里,涉及两个人时,常常可以观察到这一模式。如一对夫
妻,基于某种原因,在两人之间维持了某种情绪上的距离。在这个系统中,不论哪
一方希望跟对方加强接触,结果都没有两样。因为很明显地,每当一方跨出一步,
另一方就会退后一步,所以总是保持整体的模式①。【①两人之间行为的显著规律
性,令作者之一(理查德·菲什)推想他们的腰间似乎系着一根10尺长的无形棍子,
将彼此连接在一起(同时将两者隔开),因此,每当其中的一个伙伴想趋近,却把
对方推开;反之亦然。这引发了彼此之间不断的责难,而其结果,则成了一支奇特
而毫无变化的舞蹈。】
另一个结构相同、但较为复杂的模式,可以在饱受妻子的批评和监视的酗酒丈
夫的例子中找到。当妻子向他抱怨、想“保护”他不被酒精所害时,他会喝得更
凶,这反过来令她变得更为唠叨。同样地,当家中一个问题青少年的行为获得改善
时,他的父母可能“发现”先前一向被视为“乖巧”的孩子,竟然开始出现不良的
行为。这并不是父母的错觉,在临床经验中发现,所谓“反问题少年”(counterdelinquent)的行为,在他的兄弟姊妹“变乖”之际,确实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由
于他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批评对方的不是,现在就变成了嘲弄对方好的表现,因此,
结果不是使对方回到原来的情况,就是自己开始做坏事。类似的模式,可以在某些
家庭的决策过程中观察到。每当他们共同计划某件事,不论谁提什么意见,别人总
会把那个主意否决掉。
萨文妮·巴拉莎莉(Selvini Palazzoli)教授最近跟我们提到,她在辅导许多

女儿患了厌食症的意大利家庭时,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虽然这些女孩本身很
讨厌食物,但是几乎每一个都很喜欢烹饪,为家人准备食物。这件事给人的整体印
象是,如萨文妮所说的,在这些家庭中,喂食者和被喂食者的功能几乎像讽刺画似
的,完全被倒转过来。这种行为的系列,维持了唐·杰克逊所谓的家庭稳定系统。这
不只是如社会学家所说的“角色倒转”,其实是一种第一序的变化。因此,在有限
的可能行为范围内,不同的行为可以组合成不同的系列,但是却导致相同的结果。
一般而言,群的第二个特性所蕴涵的不变现象,常见于一种情况,即一系列变
化的因果关系是循环式的,而非直线式的。这在含有互动因子的活动系统中,是很
平常的事。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军备竞赛和扩张,就是很好的例子。为了方
便起见,假设只有甲乙两方,他们互动的循环特性,令人无法确定某一行动是另一
方行动的因或果。个别地看,任何一方当然都认为自己的行动乃是受制于对方的决
定和挑衅;但若从外面观察,整体看来,任何一方的任何行动都是一个刺激,引起
一个反应,而对方虽认为这“只是”一个反应,该反应自身亦成为一个刺激。在这
个架构中,行为b之于行为a和行为a之于行为b,实际上是等同的,这就符合了群的
第二特性,即如前文所说的:aob=boa。互动中的参与者,对于系列事件的“断
句”( punctuate)若出现差异,很可能导致冲突。
群的第三个特性之要素——恒等成员的含义为:基本上,当它跟别的成员组合
在一起,其结果为第一序的零变化(zero first-order change)。这使得举例变得
复杂,因为要指出并不存在的事物,实在很困难;但若要强调使现状维持不变的、
未造成变化的事物,又似乎搔不着痒处。不过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当我们了解到零
变化同时涉及两个层次的变化,前面那句活就不是隔靴搔痒了。但是,为了方便起
见,我们不妨先进行群的第四个特性的列举,因为在这—过程中,比较容易了解恒
等成员并非只是无物(nothing),而有其实质内容。

如前文所述,群的第四个特性指的是,任何群的成员与其相反或对立成员的组
合,所得到的结果为恒等成员。这一设定的实际含义为何呢?表面上看来,当一个
事物被它的对立事物取而代之,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还有更激烈的变化。但是往更深
一层推进,马上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所能谈论的也仅止于此),显
然是由一对对相反的事物组成的。严格地说,实在界的任何方面,因为其对立者的
存在,而获得实质与具体的内容。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如光明与黑暗、
图形与背景、善与恶、过去与未来。许许多多这样一对对的事物,虽然彼此的特性
似乎不兼容,互相排斥,然而两者只不过是同一个实体或参考架构互补的两面①。
【①参见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第2章) 群的成员与其相反成员间的这种依存关系,在一方因故失去另一方的抵消
力量时,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很奇特地,抵消力量之消失,初看似乎不错,其实
是一个危机。只有在此时,人们才感觉到这一依序关系所具有的稳定功能,这种情
形在家庭治疗上屡见不鲜。病人(即被正式诊断为患了精神病的家庭成员)的情况
好转,通常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不是家庭系统企图使“病人“再度发挥代罪羔
羊的功能(最惯用的伎俩,即将任何病情的改善都解释成病人疯狂的新证据)。就
是另一个家庭成员变成了病人。一个尚未解决的难删题,虽然令人生厌,但其本身
却很可能就是一种解决方式。康斯坦丁·卡瓦菲斯在他写的《盼望蛮人》一诗中,巧
妙地描绘了这一情况:罗马正等待蛮人的侵袭,皇帝,参议员,顾问和行政官员聚集
在城门,准备迎接他们。城里的生活已成一池死水,只要蛮人一到,一切都特改
观。因此为何忽然如此不安和慌乱?(他们如此一脸严肃。)为何街道和广场一下
子就净空,每个人都跑回家,心事重重?因为夜已降临,而蛮人却未至。有几个人
从前线归来,他们说不再有什么蛮人了。蛮人不来,我们将何去何从?他们的人来
了,也许就是一种解决。】
现举例如下。

中国文化大革命早期,红卫兵所引发的一项改变,是将含有“反动”、“资产
阶级”历史意味的公共标志(街名、店名、建筑物名称等)全部除去,而代之以和
革命有关的名称,跟过去断绝关系!但若置于更宏观的中国文化背景来看,这种决
裂完全符合了过去孔子所谓正名(rectif—cahon of names)的基本原则。孔子主
张先有“正当的”名,才有“正当的”实,和西方人所设想的“名称反映实
体”(names

reflect

reality)不同。因此,红卫兵更改街道、建筑物名称的行

动,仍属第一序改变。这不仅使中国的文化的时代特点毫发未损,实际上反而更强
调了它,所以并未发生任何第二序改变。这对红卫兵而言,可能是很难理解的事。
两件事物的差异,可以“有如日夜之隔”,其间的转变似乎是终极性的。但悖
论的是,若置于更广的背景里(在数学上,即群之中)来看,可能根本没什么变
化。据说在“越战”中,一位美军将领曾说过:“为了拯救该城,我们必须摧毁
它。”看来,他既不知道这句话的可怖和荒谬,也不清楚其更深一层的意义。对于
变化,一个最常见的错误推论便是,若某物为恶,其对立者必为善。一个女人
和“柔弱”的男人离异,以与“强者”结婚,我们通常会发现,虽然她的第二次婚
姻和第一次正好相反,然而事实上并无多大改变,令她大失所望。对全然对立者的
这种企盼,是政客和独裁者最喜爱的宣传伎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纳粹的海
报大言不惭地写道:“你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混乱?”暗示
了眼前只有两种选择,凡是好人,都应当毫不迟疑地选择其中之一。在这些数以百
计的海报一角,地下组织贴上了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你要的是马铃薯,还是
洋芋?”此举引发了盖世太保的大规模调查。
对立事物的这种奇特的相互依存现象,伟大的变化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早已知
晓,并称之为“矛盾对立”(enantiodromia)。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ry Jung)沿用了这个概念,以解释一种基本的心理机制:“每一个心理的极
端现象,都暗含其反面,或与其反面维持某种密切而根本的关系……一项习俗再神

圣,偶尔也会变成另一极端。而情况愈是极端,我们愈容易预期一个‘矛盾对立的
运作’,即转变成另一极端。”
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确实有许多“矛盾对立的运作”的模式。例如,当希腊
文明的精神发展到极致,一些灰暗、紊乱、神秘的因素,紧接着便从小亚细亚侵
入。公元11-13世纪的吟游诗人时代里,人们对理想女性的浪漫憧憬,在宗教上出现
了自11世纪起对圣母玛利亚的狂热崇拜。与此同时,有一个奇特而恐怖的伙伴与之
一起走过历史:人们开始捕杀女巫,且愈演愈烈,令人闻之色变。玛利亚和女巫
——代表着女性的两个极端面已如水火之不兼容,相去何止千里,然而这两者
也“不过”是一体之两面罢了①。
【①这一对相反的概念,印度教中更恰当地以一位神灵来代表,这个神灵即职
司创造和毁灭的凯莉女神。】
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看到圣母玛利亚为理性女神所取代,而理性女神
接着又被浪漫主义和卡尔.c.

卡鲁斯(CarlG.Carus)所“发现”的潜意识挤下王

位。至于未来的发展,若是稍加留意,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测,今日这一代嬉
皮士的子女,将会立志当银行经理,而对公社嗤之以鼻,这让爱护他们的父母喃喃
自问:“对于孩子,我们到底错在哪里?”而百思不得其解②。
【②此书写于1974年,看来这一预测是实现了。——译者注】
讨论过这些例子之后,恒等成员的概念就不太难以理解了。如前文第三点所
述,恒等成员和群的其他成员组合时,保存了该成员的自身或本体的不变性(即产
生第一序的零变化)。一成员和其相反成员组合时,则保存了该群的自身或本体的
不变性(即产生恒等成员,因此,也产生第二序的零变化)。例如,传统的一个特
性为保持不变,必要时得通过矫正的行动,来确保不变。因此,作为行为的基础,
传统可以说具有恒等成员的功能。另一方而,革命的一个特性为促成变化。但正如

红卫兵的例子所显示的,革命的行动本身,其企求变化的方式可能却是传统式的。
这一类行动因而具有相反或对立成员的功能,正如前文所述,保存了社会系统的不
变性。事实上,令人难堪的是,历史上充满了各种革命,其结果跟革命所要推翻,
代之以美丽新世界的原先状况,竟然完全相同①。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 M Dostoyewky)以其敏锐的直觉,在《附魔者》
(The

Possessed,28)中描述了这一恶性循环。西卡洛夫(Shigalov)对一群党羽

发表谈话,他正从事一项极复杂的研究,“研究一种即将取代现况的社会组织”,
该社会组织将会保障人民充分的自由。他很愿意言简意赅地解释他的思想,但即便
如此,也将“至少要花上10堂课,每十晚上讲1章。”(有人笑出来)“此外,我得
补充一句我的系统尚未完成。”(笑声再起)“我被自己的资料搞糊涂了,我的结
论跟我当初原来的观念完全矛盾。我从无限的自由开始,走到最后竞变成无限的独
裁。不过我要补充一句:除了我所主张的社会模式,不可能有别的解决方
案。”(笑声愈来愈大)】
在日常的人类事务中,对于零改变的后见之明,可能使冷静之后的头脑得出一
个可悲的结论:“如果当初一切顺其自然,结果可能会更好。”但是这种领悟绝非
必然;通常,恒等成员这一奇特的“零”效果,因为“看不见”,反而影响深远。
注意、考虑或辩论某一事物变化为其对立者是一回事,但是要了解这一变化实际上
并未改变整体模式,确实非常困难,在人际关系之中尤其如此。许多人际的冲突以
及许多制造冲突的“解决方案”,即起因于这一不觉察。在第4章中,我们将介绍更
多的例子。
对于群的四个特性,我们就列举至此。这些例子表明:任何一个群的特性,或
任何特性的组合,都无法产生第二序改变。一个系统可能发生一切可能的内部变化
(不论有多少),却不会造成系统本身的变化(即第二序改变),此即陷入没有结

局的游戏。该系统无法从内部产生改变自身所需的条件,也无法产生改变自身规则
的规则。的确,在许多游戏的架构中,都已设计好一个终局,游戏迟早会结束。不
论结局是愉快还是痛苦,这些游戏至少不会导致人类冲突深处必定出现的恶性循
环。没有结局的游戏,正如其名称所蕴涵的:这些游戏之所以永无止境,因为自身
并未包含如何结束的规定。结束(例如,在我们举的噩梦例子中的醒来)不是该游
戏的一部分,也不是该群的一个成员。结束乃后设于该游戏,它和游戏里的任何动
作(任何第一序改变)属于不同的逻辑类型。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第二序改变是一种日常现象,绝非不可能发生的事,人们
的确会发现新的解决方法,社会有机体的确能够自我修正,自然界总会找到新的适
应方式,而科学发现或艺术创作的整体过程所依据的,正是走出旧架构、进入新架
构——事实上,判断一个系统是否能存活或“健康”,最有效的尺度正是这一令人
迷惑的、不寻常之处,也就是吹牛男爵(Baron

Muchausen)利用发辫将自己拖出

沼泽地时所展现的能力。
但是第二序改变的发生,通常被视为无法控制,甚至是无法理解之事,就像量
子能阶之间的一个跳跃,又如一线突然的光明,出乎意料地在长期心力交瘁、情绪
耗尽之后出现,有时是在梦中,有时几乎像是神的恩赐。凯斯特勒(
《创造行动》(Act

of

Creation)

koestler)在

一书中,收集了各种各样关于这一现象的例

子,并介绍了双重联想(bisociation)的概念。根据凯斯特勒的说法,双重联想
是“对于一种状况或观念的理解,该状况或观念可以置于各自独立但通常并不兼容
的两个参考架构之中”,“将某一心理事件跟两个通常并不兼容的模型,进行突发
性的双重联想,就是使思想之流从一个联想脉络突然转至另一个脉络。”布罗诺夫
斯基(J.Bronowski)在一篇杰出的论文中,也讨论了同样的问题,对这一决定性的
跳跃,赋予不可预测、几乎是来去无定的特性:我们不知道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
也无从知晓。“这是心灵的即兴表演,是逻辑程序之外的发明。这是科学中发挥想

象力的关键,在各方面又像是文学中的类似表演。在这一点上,科学和文学是相似
的:在科学和文学之中,人的心灵以一种非机械性的、自由选择的行动,添加于停
顿的系统上,使之更为丰富。”
虽然这种共同的理解强化了其权威性,但我们的经验是,第二序改变只有在由
第一序改变的观点,亦即从系统之内来看,才是不可预测的、突然的、不合逻辑
的,等等①。事实也是如此。如前文所述,第二序改变是从外部引进系统之内,因
此是个新面孔,不能靠第一序改变的种种来解释。于是其特性乃成一个谜,令人捉
摸不定。但是从系统之外来看,这只不过是控制系统整体的前提(在群论上,即组
合规则)之改变罢了。该前提自身,当然可能保持群的不变特性,而这些前提的任
何变化,势必从更高的一个层次(这一层次即后后设于原来的系统,亦即后设于控
制该系统整体的前提)引进。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际与关键性的重
点——若想在原来的系统之内造成变化,只要进入其后设层次即可。
【①1931年,库尔特·哥德尔(Kurnt

Codel)根据《数学原理》,发表他著名

的“不确定定理”之后,对于任何复杂到包含运算的系统[或如塔斯基(Alfred
Tarski)所指任何此种复杂的语言]是否能在自身的架构中证明其一贯性,我们可
以安心地不再抱任何希望。这项证明只可能来自外界,必须根据原有系统本身无法
产生或证明的其他公理、前提、概念、对照等。而这些前提本身又必须求助于一个
更广的架构,才能获得证明,如此不断地回归至后设系统、后后设系统,等等。根
据《数学原理》的基本设准,针对一集合而做的陈述(一贯性的证明即此种陈述之
一)牵涉到该集合全体,因此不能也不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一个略显抽象但十分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此点。图1的9个黑点,是要让人笔
不离纸地以4条直线将之连接起来。如果读者没做过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拿一张纸做
做看,做完之后再往下阅读,记着不要看下面的解答。

几乎每位第一次尝试做这个问题的人,在解决过程中,都采用了一个假设,使
解决成为不可能。这一假设即:这9个点构成一个正方形,解决方案必定也在该正方
形之内,这是尝试者自设的陷阱,问题本身并未如此规定。因此,他之所以失败,
并非由于问题无解,而是因为自己的解决方式不对。造成难题之后,不论他怎么组
合4条线,以何种顺序组合,至少总会有一个点连不起来。这就是说,即使他将正方
形之内所有可能发生的第一序改变一一试过,也无法解决问题。解决方案就是一个
第二序改变,其诀窍在于冲出范围,而非划地自限。以《数学原理》的术语来说,
这涉及的是集合的全体,因此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①。
【①关于这一重要的“内”、“外”之区分,再举两个例子:人无法(至少不
是直接地)获得自身形体的完整视觉,因为眼睛这个感官,其自身乃此视觉对象整
体的一部分。或如禅宗师父所说的“人生是一把剑,足以伤人,却无法伤其自身,
如眼之能视物,却无法视其自身。同样地,人对自己文化的了解若要不流于肤浅,
简直比登天还难;要做到这点,人必须离开,并且有个心理准备,从外界(即从其
他文化的观点)看自己的文化时,跟所有人类学家和许多未开发地区的志愿者一
样,将会受到冲击。很少人能够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一“9点问题”;而那些屡试屡
败、宣布放弃的看到解答竟然是如此简单,通常都会讶异不巳(见图2)。在真实生活
当中,显然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我们都曾发现自己困于框框之中,不论我们是冷静
而合乎逻辑地试图寻找解决方案,或(更可能地)落到最后只能在原地慌乱地兜圈
子,都于事无补。但是如前文所述,只有当人们从框框里面、从第一序改变的观点
来看,问题的解答才像是超乎控制之外的一闪即逝的灵光。从第二序改变的观点来
看,这不过是两组相同逻辑类型前提之间的简单变化。一组前提规定解答须求之于
(假想的)正方形之中;另一组则不然。换言之,解决方案的发现,是检视对于点
的假设,而非检视点本身的结果。或者,用更富哲学意味的话来说,有两种显然不
同的情况其一,我们视自己如游戏中的兵卒.而称其规则为不变的实体;其二,我

们视自己为游戏的玩家,深知规则之所以“真实”,乃由于我们的创造或接受,我
们也可以改变这些规则。在第8章中,我们将再次详细讨论这一主题。】
很少人能迅速地解决这“9点问题”,但当那些放弃与失败的人知道答案时通常
都十分惊讶,因为他们没料到答案如此简单(见图2),这一情况和真实生命情境中
会遭遇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都经验过被困在某种处境之中,即不管我们多
冷静和逻辑地企图解套却只在原地打转,当我们处在困局之内即受限于第一序改变
的观点之中时,解决之道就像是我们无法掌握与理解的一道闪电。从第二序改变的
观点来看,它只是在同一逻辑类型中由一组假设转换到另一组而已。
换句话说,解决之道的发现有赖于尝试者自己关于这些黑点的“假设”进行检
视,而不是这些黑点本身①。以较哲学化的语言来说的话,我们视自己为现实游戏
中的顺从的羔羊,还是视自己为创造或接受游戏规则的玩家?后者是可以改变游戏
规则的人,而前者则只是无力地受困于现实中。我们会在第8章中再回到这一个主题
来。
【①在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改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拿来跟多数古典心理治疗
学派的基本假设进行比较。一般认为,要促成改变,必须发掘当前问题的个人生活
史因索。但是,如“9点问题”所显示的,并无必要走进生活史;造成无解的致命假
设的发生,与生活史无关,只要自“框框”中跨出一步,问题在此时此地即可获得
解决。现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临床医师了解到,虽然发掘过去可能对某症状提供极
为复杂的解释,对改善病情并无多大帮助。这个经验事实引起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
题。一切理论皆因其前提而必然有其极限。以精神病理论为例,这些极限常常被归
因于人性。例如,在心理分析的架构里,症状的消除,若非由于背后造成症状的冲
突获得解决,势必导致症状替换。此并发症之所以发生,并非因为人类心灵的特
性,而是该理论的一个特性,即该理论的前提必然衍生出这一结论。另一方面,行

为派治疗学家根据的是学习和消退理论,毋须担心症状消除的可怕后果。】
但是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预设,即我们对宇宙的逻辑结构已有所理解,且必
须使问题的逻辑层次分明。逻辑类型理论清楚地指出,我们不可以用讨论成员的语
言来讨论其种类,否则将造成逻辑层次的误置,而导致逻辑诡论那令人迷惑的困
境。此种层次误置发生的方式有两种:不是误将某一成员的特性归诸其种类(或两
者对调),就是忽略了种类和成员之间的极大差异,将两者视作同属一个抽象层次
来处理。读者应记得,第二序改变比第一序改变高一个逻辑层次,属于n+l层次,因
此不能以适用于第一序改变的语言来表达,也不能以适用于第一序改变的方法来促
成,否则势必造成最难解且矛盾的结果②。例如,实验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之
间的悲喜剧式的争论,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他们都能了解前者所谓的变化,大
都是指第一序改变(即在某一行为模式之下,不同行为之间的变化),而心理分析
学家虽然常不自觉这一点,谈的却主要是第二序改变(即行为模式之间的变化)。
贝特森是我们的恩师,他对行为科学最大的贡献,或许就是将逻辑类型理论引进这
一领域。他曾中肯而扼要地总结过上述现象:“由于行为科学家至今仍忽视《数学
原理》提出来的问题,他们可说是落后了大约60年。”
【②大多数幽默表现的方式,是故意将成员和种类混淆。本章开头的引文[格劳
乔.马克思的话]即一个典型的例子。对这一主题的深度讨论,见威廉.F.弗赖伊
(William F.Fry)。】
第2编 问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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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原地踏步,或者当解决之道变成问题
我们先是惹起尘埃,然后却宣称看不见。——乔治·柏克利(Ceorge
Berkeley)
现在你已经破墙而入,但是在隔壁的小室里,你还想做什么?——圣·琼斯,
(新而纷乱的思想)演讲内容
变化(甚至在成长和发展的某些层面)的推动者,通常是基于某种常态的偏
离。当冬天来临,气温降低,房内必须开暖气,外出则须加衣服,以使自己舒适。
如果气温降得更低,就需要更多的暖气和衣服。换言之,为了恢复常态,以求舒适
和生存,一定要有所变化。根据群的第四特性,不论造成偏离现象的是什么,只要
利用其对立者(如暖气对寒冷),即可得到所要的变化。如果单一行动不足以改正
偏离现象,只要持续加强同一行动(more of the Same),终将获得预期的效果。
这一简单而“合乎逻辑”的问题解决方式,不仅适用于许多日常生活的情况,在生
理学、神经学、物理学、经济学和其他领域中,更是剖析无数复杂过程不可或缺的
利器。
然而,故事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其他类似的、较具体的情况。
酗酒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酒的消费必须加以限制;但是这个办法并不能
除去问题,解决之道(禁酒)反而成为问题。禁酒本来是为了拯救这一社会罪恶,
但是这帖药却变得比疾病还要糟;酗酒者有增无减,地下酒厂林立,其产品质量之
低劣更使饮酒成为大众保健问题,政府不得不成立特警以缉捕私酒商,而这些警员
在执行任务时常会贪污,等等。当问题日趋恶化,禁酒令的执行也更加严格。但
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当解决之道成为问题时,并未带来预期的改变,“解决方
案”反倒严重地制造了问题——事实上到最后却成为两种罪恶中最严重的(其一为

总人口中某一比例的酗酒者;其二为走私、贪污和帮派火并的蔓延以及高比例的酗
酒者)。
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真实生活情境中,关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而乍看似乎矛盾
的现象。以群论的抽象术语来说,成员(如整数、粒子)个体属性不变,可变的是
成员的组合系列、成员之间的关系,等等。在真实生活中,虽然有些问题的严重性
可能维持在某一个程度,但是许多问题如果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非但维持不了多
久,而且容易趋于恶化——尤其当错误的解决方案一再被使用时。这个时候,从结
构上看,情况并无多大变化,或仍维持原状,但是问题的困难度和其所导致的痛苦
却日益增加。读者应牢记这一区分.否则我们的下一个例子就似乎有一点矛盾了:
即问题一方面被当作一成不变的,另一方面却被描述成每况愈下。
色情算不算一种社会罪恶?对许多人而言,答案无疑(也无人会质疑)是肯定
的。因此,运用一切法律手段来打击和抑制色情,是合乎逻辑之事。但丹麦的例子
已经告诉我们,色情的完全解禁,不仅未打开罪恶和道德败坏的闸门,事实上反而
使人们对色情淡然处之,且加以斥责①。因此,在色情的例子上,“持续加强同一
行动”的解决方案(法律抑制)不但是两个问题中的较大者,甚至其本身就是问题
所在,因为若无这一“解决方案”,也就不会有问题的存在。【①尽管目前丹麦的
色情制造业仍旧生意兴隆,但是他们的产品,几乎全部销往那些人民仍受法律“保
护”的国家。】
令人疑惑的是,一方面这类解决方案的不合理已经明显地摆在眼前,而另一方
面人们却一再地尝试进行这类改变,似乎那些主其事者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②。
我们可用“代沟”做另一个例子。显而易见地,老少两代之间的痛苦摩擦自古皆
然,几千年来人们对此表示哀叹,方式千篇一律③。这一令人头痛的现象虽然历史
悠久,但是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发现改变它的方法,因此有人便假设代沟问题是无法

解决的。不过在今天,已经有不少人相信代沟可以填平,也必须填平。这一信念
(而非代沟本身)反而制造出许多前所未见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代与代之间的日
趋两极化——而在此之前,问题只有一个,而且人们似乎已学会了如何与之共处。
但是在今天,初现的两极化被增强之后,愈来愈多人开始“了解”必须要再接再
厉。“持续加强同一行动”是他们改变的方式,而这一“解决方案”即成为问题本
身。
【②例如,美国曾经试行禁止色情的政策,结果成效不彰;14年后,印度并未
吸取历史教训,仍然将禁止色情列入宪法条文中,而遭遇到完全相同的问题。③在
一块据推算至少有三千年历史的巴比伦泥版上写着“今日的年轻人真是坏到了极
点,他们邪恶不信神而懒惰。他们根本比不上从前的年轻人,他们根本不能保存我
们的文化。”】
我们认为,在许多人类难题的处理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并发症:根据常识,抵
制一件令人痛苦或不愉快事件的办法,就是将其对立者引进该情境中。例如,亲朋
好友在安慰一个抑郁者时,还有什么比逗他开心更合理的做法?但是十之八九那位
抑郁者不但未蒙其利,反倒陷入更深的悲伤中,这又促使其他人更努力地想使他看
见乌云的金边。他们被“理智”和“常识”牵着鼻子走,看不出(病人则说不出)
他们的帮助等于是要求病人应该有某些感受(高兴、乐观,等等),不应出现其他
的感受(哀伤、悲观,等等)。结果,对于病人而言,原来可能只是一份短暂的哀
伤,现在却混合了其他的感受,即失败、恶劣、不感激那些深爱着他又极欲帮他的
人。这一点因此成了抑郁本身——而非原来的哀伤。
这一模式常见于某些家庭,在这些家庭里面,父母有着极其根深蒂固的观念,
认为有教养的孩子应该是快乐的,以至于即使孩子只是表现出最普通的、短暂的不
高兴或别扭情绪,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因而建立了“不高兴就是不

乖”的公式。父母的命令:“回房里去,除非面带微笑,否则就别出来”,只是诸
多在同样的企图下,力图促成改变的诸多方法之一而已。然而孩子现在的情绪,不
只是觉得有罪恶感(由于未能感受到他“应该”感受的,以使自己被接纳、
变“乖”),而且很可能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无可奈何的愤怒——又是两种会被他父
母列为不应该具有的感受。
对于本属无伤大雅的问题,这种处理不当的模式一旦被建立起来,且成为一种
习惯性预期,那么外在的强化作用(即父母企图促成改变)便成为可有可无。临床
经验显示,个体在这种情况下,终将应用引发抑郁的“解决方案”于自身,然后成
为货真价实的病人。
睡不着的人通常所采取的解决方式,基本上和上面的例子相同,也产生了反教
果——事实上每个人都偶尔会遇到这种困难。大多数失败者所犯的错误是企图用意
志力来强迫自己人睡——结果只是使自己更睡不着。睡眠本质上是一种只能自然而
然发生的现象,当一个人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入睡,睡眠即无法自然发生。看着时间
一分一秒消逝,愈来愈着急的失眠者,只会如此一再强迫自己,因此他所用的“药
方”到最后却变成他的疾病。在这个时候,“原地踏步的自我强迫性”可能导致饮
食习惯改变、睡眠时间改变、服用安眠药,继而依赖药物;以上的每一个步骤,不
仅都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使整个问题更加恶化。
在婚姻治疗中,常可看到夫妻双方各自认为自己的举动,乃是针对对方错误行
为的最恰当反应。也就是说,在他们各自的眼中,对方的某一纠正行为,就是必须
被纠正的行为。例如,有的妻子可能会觉得丈夫对自己不够开放,不让她知道自己
在他心中的地位、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外面都做些什么事,等等。自然地,为了
获得她需要的数据,她就问他问题、注意他的行为,以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检查
他。如果他认为妻子的这些行为冒犯了自己,可能连一些本来无伤大雅、不必隐瞒

的事都不告诉她——“就是要让她搞清楚:她不必知道我的每一件事。”但这个解
决方案不但未能改变她的行为,使她收敛一点,反而火上加油,令她更加担心和不
信任——“如果他连这些小事都不跟我说,他一定隐瞒了更重要的事。”他透露得
愈少,她愈是打破沙锅问到底,而她愈追问,他愈是守口如瓶。等到他们去看心理
医生,如果医生未注意到他们的互动模式和解决方案才是问题所在,那么妻子的行
为可能就会被诊断为病态的忌妒。
以上所有的例子都说明了在某种情况下,新问题的产生,纯粹是因为改变既存
问题的方式的错误①,而这种问题形成的方式,可能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任何层次—
个人、两人、家庭、社会,等等。上述的夫妻案例中,在别人看来,双方好像是两
个水手,各悬于帆船的一边,以稳定船只:一方越是为了稳定船身而向外倾斜,另
一方为了抵消对方造成的不稳,必须越向外倾斜;若无他们这些稳定船身的特技表
演,船本身也可维持得相当稳定(见图3)。我们不难了解,为了改变这一荒谬的情
况,其中至少有一人必须做出看似并不怎么合理的动作,即“稳定”少一点,而非
多一点。由于这会使对方也立刻收敛(除非他想以落水的方式结束),最后双方才
得以舒适地回到平稳的状态。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此种促成变化的不寻常方式;在本
章的最后,且让我们看看变化的理论如何适用于以上诸例的。【①或者更荒谬地,
甚至是因为—个并不存在的问题。详见第5章。】
正如第一个例子(暖气对寒冷)所说明的,在许多情况下,常态的偏离可以利
用其对立者加以恢复常态。在控制论上,这只是一种负反馈(

negative

feedback)现象②,可以使一个系统重新获得并维持其内部稳定。在群论上,这一
稳定过程具有群的第四个特性,因而其结果为恒等成员(零变化)。如前文所述,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解决问题和改变的方式,可以提供有效且令人满意的解决方
案。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系统内在的第一序改变潜能,足以应对变动,而其结构则
维持不变。

【②对不熟悉控制论学术语的读者,我们应指出“负反馈”指的是一种既存偏
差的对立者或反面(因此能加以抵消)。这不是价值判断,不应该跟其他口语化但
错误的用法相混淆。例如“演讲者得到了许多负面的反馈”,这意指听众不同意他
的说法。】
在本章所介绍的其他例子里,第一序改变(不论涉及四个特性之中的哪一个)
皆无法带来预期的变化。因为在这些例子里,系统结构本身必须改变,而这一目标
只有在第二序改变的层次上才能达成[在前述汽车的例子上,这意味着驾驶者必须换
挡,而不是将油门踩到底;在控制论上,则意味着必须发生一个阶段性功能变化
(step-functional

change)]。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人们只知道造成第一序改

变,其结果不是使应该解决的问题更为恶化,就是解决方案实际上变成了问题。
在此我们必须对所使用的两个名词——困难(

difficulties)和问题(

problems)区分清楚。此后当我们谈到的“困难”时,我们指的只是一种不可欲的
状态,可以通过一般的行动(通常属第一序改变类型,如暖气对寒冷)来解决,不
必运用解决问题的特殊技巧;或者,我们更常指的是一种不可欲而相当普遍的生活
状态,因为无解(至少目前是如此),所以必须接受。我们所谓的“问题”,指的
是因处理困难不当而造成的僵局、停顿、死结,等等。基本上,处理不当的方式有
下列三种:
a.企图以否定问题存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应当有所行动,但无人采取行动。
b.企图改变某种困难,而该困难以现实的观点来看,不是无法改变(如代沟,
或总人口当中少部分无法治愈的酗酒者),就是根本不存在:不应当采取行动,却
采取了行动。
c.犯了逻辑层次误置的错误,而导致为没有结局的游戏。这可能有两种情形:
其一,试图以第一序改变改变某种状况,而该状况必须从更高一级的逻辑层次才得

以改变(例如,“9点问题”或抑郁症、失眠症、忌妒等案例中所犯的常识错误)。
第二种情形正好相反,当第一序改变即足以解决困难时,却试图促成第二序改变
(例如,不满意别人行为的改变,而进一步要求“态度”的改变):在错误的层次
上采取行动。
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三种处理变化的不当方式非常重要,在以下三章中将分别
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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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可怕的简化
我的目的,是教你从一种隐晦不彰的荒谬走到显而易见的荒谬。——维特根斯
坦
乍看起来,任何人似乎都不大可能以否认问题存在的方式来处理困难的情境。
但即使在俗语里,也不乏这种说法,如”鸵鸟心态”、“眼不见为净”,等等。以
较抽象的话来说,这涉及一个典型的公式:根本没有问题(或顶多只是个小困
难),谁认为有问题,谁就是疯子或坏人——甚至,这个人可能就是所有(可以认
定的)困难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人们会否认问题而且攻击那些指出问题或试图
处理问题的人。这两种行为到底孰因孰果,由于我们相信人际互动(任何层次的
——如家庭、企业组织、政治系统,等等)所关涉的是循环性因果律,而非直线式
和单向式因果律,所以没有必要陷入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难题中,以下诸例也是如
此。
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否认”兼“攻击”,是因为他们粗糙地简化了社会系统之
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更概括地说,他们简化了我们这个极复杂、互相依存而瞬息万
变的现代世界。这一态度若想站得住脚,只有拒绝去看事物的复杂性,然后将自己
的井蛙之见视为实在而真诚的人生态度,或自认为“讲求实际,实事求是”。在
1968年5月法国革命时诞生的法语新词“可怕的简化者”(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似乎正适用于这一态度。
以上所述,并非意味着所有的简化都是不恰当的,无法导致改变。其实,在科
学史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由于科学家企图让科学理论的基本前提涵盖更多的
例外和不一致的现象,使得科学理论日渐复杂;直到有一位天才出现,才抛掉这个
拼凑出来的包袱,发现一套新的、巧妙的前提,来解释他所研究的现象①。不过这

种简化正是一种第二序改变。毫无疑问,有泛泛的天才,也有真正的“天才”。许
多所谓的天才,其才情只不过开始于他无法把握一个复杂的情境,或是对别人的权
利熟视无睹。从后面这一点来看,违反令人觉得不便的规则,或者做出歹徒般的举
动,倒真的显示出了天才的勇气。
【①参见托马斯.S库恩(Thormas

Kuhn)如前文所述,一般科学走到最后,只

会让人发现失序的现象而导致危机。制止这些现象并非依靠深思熟虑的解析,而是
依靠一个相当突然而没来由的事件,有如“完型转换”(the

gestaltch)。因此

科学家时常提到“眼中出现的一把尺”或“电光石火”、“覆盖了”原先混沌不清
的谜团,令人以一种新的方式审视其成分,而首次得以获得解决。】
“否认”的防御机制功能,在心理分析理论中虽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
那只是指否认潜意识上的需要和欲望,使其不得进入意识之中。我们从工作中所发
现的状况与此不同,经验告诉我:在人际关系上否认了无法否认的问题(这些问题
本身很可能在意识中),比单纯成为一种心理内在防御的否认机制,通常会造成更
严重和显著的后果。
无疑,任何社会的社会化过程,大部分是在于教导年轻人哪些不准看、不准
听、不准想、不准感觉或说。不过秩序井然的社会并未明确规定哪些事物应当摒除
在人心之外,就如同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并不能教导其成员学所当学、言行得体一
样,这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①。但事情总有一定的极限,回避或否认问题,必然对
现实造成曲解。当副作用大于好处,人们便转至另一极端。拉赛格(Ch.Lasague)
和法雷(J.Falret)在100年前所作的研究“两人一起疯狂”(Folie

adeux),

西奥多·利兹( The-odore Lidz,73)讨论“非理性转换”(the transmission
of

irrationalny)的著作,怀恩(

Lyman

mutuality)概念,罗纳德.D莱思(Roland

C

Wynne)的“伪相关”(pseudo-

D.Laing)的“共谋”(COllSiOn)

和“不可思议” (mystincaLion),阿尔伯特.E.舍弗伦(AlbertE.Scheflen)
的“可怕的一对”(guesome

twosome),以及安东尼奥.J费雷拉(Antonio

Ferreia)的“家庭神话”(family

J

myths)——这些研究所依据的理由,都是来自

对问题家庭中否认问题的种种现象的观察。否认问题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
是因为人们需要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社会形象,其直接的影响之一,即在这些家庭
里,有所谓“公开的秘密”。秘密之所以为公开,因为每个人都已知道了;而秘密
之所以为秘密,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没有其他人知道。
【①这件事——即人际沟通大部分是通过不沟通、在静默中进行——愈来愈被
那些可怕的简化者忽视;这些人赶搭上沟通理论和实际操作的游行花车,将团体和
家庭治疗、马拉松团体、交心和敏感性团体等奠基于一个很有问题的前提,即沟通
应该是清楚的、坦率的、开放的、直接的-一一言蔽之,应该是全面性的。然而他们
的努力并未造成全面性的沟通,顶多只是一种集体主义罢了[夏洛特奥姆斯特德科尔
什(Chadolte Oihmstcd Kursh)的论文《沟通不良的好处》(the benefus of
poor communiction),对这一主题进行过痛快坦白而透彻的处理]。能突出这一取
向简化问题的一个实例便是信息论的一条主要定律——如字母a的出现并非意
指“a”,而是指“不是b到z”;在这一信息交换的基本层次上,意义其实是通过未
经沟通的事物来传达的。或者,比较一下老子关于虚空价值的说法:“三十辐,共
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
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11章)】
如前文所述,潜意识的因素通常并未存在,而代之以一种人际间的默契,如费
雷拉所说的:“家庭的每个成员可能知道(通常会知道)其家庭形象大体上是虚假
的,只不过代表一种政党路线罢了。”“政党路线”一词用得极为传神,因为政党
路线的功能和家庭神话并没有两样,只不过规模更大罢了。可以理解的是,当人们
不只否认问题的存在,甚至否认自己在否认时①,那么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情况将变

得更危险,更容易造成病态。这些都是系统病态的主要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就连
指出人们对问题的否认,都会被视为坏人或疯子,更别说指出问题本身了。被视为
坏人或疯子其实就是这种可怕的简化所造成的——除非那个人不但能够“敏于
视”,而且能够“慎于言”。因为,如果这人说出他看到假面背后的真相,便会遭
人诅咒;如果他明明看到真相却连自己都无法承认,便会发疯。【①阿伦.爱斯特森
(Aaron Esterson)最近发表一篇论文,详细描述了这种家庭互动。】
或如莱恩所说的:
他们正在玩一场游戏,他们正在玩不是游戏的游戏。如果我说我看到他们在玩
游戏,我便犯了规,他们就会惩罚我。我必须玩这场游戏,一场没看到我在玩游戏
的游戏。
因此
如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以为我知道;
如果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以为我不知道。
在许多较大的社会情境中也可以见到简化的现象。前文已经指出家庭神话和政
党路线的基本相似性,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政客在选举前所作的承诺。他们的政见
通常充满了简化,但这些政见几乎都能够说服多数群众。一旦当选,由于遭遇到未
曾预期(但并非不可预期)的困难,这些人不是发现无法兑现诺言,就是被迫铤而
走险。如果问题因为否认或通过强制力的运用就能消失,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例
如,毫无疑问,当前电子革命为社会带来许多闻所未闻、非人性化的问题,但同样
确定的是,这些问题并不可能通过某种可怕的简化来解决。譬如,让我们砸烂计算
机,回到那简单而朴实的生活。早年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动荡不安,也不是靠砸烂机
器就得以解决的,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在当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人们很容易将规则和制定这些规则所依据的具体条件分开,然后英雄式地反抗

这一掏空了的规则,认为这不过是恶意或偏见的表达。有一位对年轻人的疏离感一
度相当同情的中年人,对我们诉说他的失望。他曾提供机会让两个喜好汽车的年轻
人在他的汽车保养场免费接受训练,对方也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提议。但是当他告
诉对方,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免遭意外,工作时必须将长发束起来并穿上鞋子,年轻
人却认为这项要求只是老一辈对他们表现自我的一种典型偏见。
如果上面这个例子让你觉得过于微小,那就来看看人们在较大问题上所持的同
样态度。在最近的一个研究里,俄亥俄大学的一批心理学家,在哥伦布国际机场对
102名乘客进行有关飞行安全措施的访问。调查范围涉及三个方面:个人的方便、效
率以及乘客对安全措施的偏好。研究的一项发现是:30岁以下的乘客“反对对可疑
乘客进行搜身检查,反对提高票价,反对终身监禁劫机者,以及反对空服员接受格
斗训练。年轻乘客的这四点反对,可以被解释为代表在当代年轻人中非常普遍的一
般态度。不幸的是,这一研究的设计漏掉了一个问题,即询问这些乘客将会建议哪
些办法以应对遍及世界的劫机问题。他们的“一般态度”所依据的可能就是典型的
简化(即认为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因此这仍旧只是一项假设——虽然这个假设看
似非常合理。
这又导出了另—个简化的例子,即大多数北美和欧洲的大学在讨论现代学院教
育的实用性时,所广泛遭遇到的问题。在此我们发现,人们对于历代以来最睿智的
思想家和教师所企图解决的深刻问题,都不约而同地加以否认。海因茨·厄洛(Heinz
Eulau)在中西部政治学协会所作的一场演讲中,曾简明扼要地讨论这一情形。对他
来说,人们急躁地视“切题”(大写R表示)为—个理所当然的要求,且视之为解决
学院教育普及难题的灵丹妙药,但这等于是自掘坟墓。厄洛指出,人们所谓的“切
题”有五层意义。
第一,对极为复杂的问题提出一个简单而明白的解释,而这种解释通常都只涉

及单一因素: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的贪欲,狱政问题是由于狱卒的残暴,战争是由于
经济帝国主义,等等。因为这些事情很急迫,所以必须实时解决;实时的解决不允
许人们作复杂的分析,而复杂的分析被视为是一事无成的一种借口。
第二,“切题”意指教学和研究的内容应该像晨间新闻广播一样新鲜。
第三,对事件作历史性或哲学性的处理,是不负责任的。但是生活在新事件构
建的困境之中,却又叫人难以忍受……。
第四,“切题”意指不论是否愿意,自己和所有其他的人都应该参与社会活动
和政治活动……。
第五,“切题”最极端的一层意义是只有那些认同一元思想、奉行主义的人才
有说话的权利……
在医学领域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似制造问题的简化实例,特别是情绪因素
扮演了尤为有力的角色。像癌症这一类的疾病,由于情况极为复杂,即使是成就卓
著的专家,也只能让自己局限于整个领域的一个小范围。然而,如维生索b17等药物
引发的争论所显示的,在科学上原本毫无价值的化合物,可能一夕之间变成简单和
最终的灵月妙药。而如果专家对此加以否定,他们迟早会被大众怀疑是为了自己邪
恶的动机,才来打压新药。
简单来说,本章的主旨在于指出:处理问题的不当方式之一,就是对问题视而
不见。对于这种否认的方式,我们借用了可怕的简化一词。简化的后果有二:其
一,谁承认问题的存在,将被视为疯子或坏人,更别说企图解决问题了。其二,因
处理不当而制造出来的新“问题”,使原本需要改变的问题变得极为错综复杂。
从群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困境,简化和恒等成员的概念(群的第三特性)是相吻
合的,因为简化被引入一既存问题时(其自身为群的一个成员),维持了后者的恒
等性,也就是使问题维持不变。但是因为我们所讨论的群体成员为人类的问题,与

数学、逻辑和理论物理学里面抽象而稳定的群体成员不同,人类的问题愈是悬而未
决(而仍维持该群的结构),愈容易恶化。简化可能使原来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的确是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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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章 乌托邦症候群
经过彻底研究之后,我可以确定地说:乌托邦是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事物。
——纪尧姆·布德(Guillaume Bude)
我们一味追求不可能的事物,却使那些可能得到的东西变成不可能。
——罗伯特·阿德里( Rohert Anirey)
过度简化者对于一个问题可以熟视无睹,而跟他相对的另一极端——乌托邦主
义者——则是无中生有:问题明明无解,他却坚信有解决之道①。
【①当然,两个极端相反的东西,跟介于两者之间的事物相较之下,反而具有
更多相似之处。其实在别人看来,简化者已经主张了某些乌托邦的存在。我们甚至
可以说,简化者跟乌托邦主义者都在追求—个没有问题的世界——一方根本不承认
某些困难的存在,另一方虽然承认有这些困难,但认为基本上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因此也不能获得解决。因此,我们之所以试图严格区分简化和乌托邦,是基于系统
上的理由,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知道两者实际上有类似之处。】
我们正处于乌托邦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煞有介事地寻求各种解决问题的秘
方,这不只是一种赶流行,而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征。各色各样的“大师”,在
连天使都不敢置喙的问题上大放厥词。某大学研究社团在它的章程中这么写
道:“人的天性善良美好,我们应当发扬光大,不可稍有懈怠。”其中一个课程提
供了“精心设计的一套修行方法,能使思想清明,情绪平衡,身心愉悦。通过修
行,人可以充分整合心灵、情绪和肉体,进人人性的本然状态。”另一个为已婚夫
妇设计的课程则打出这样的广告:“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妥协,这种婚姻也就不值得
我们去追寻了。”而一家颇具声望的学术机构,也自信满满地推出一个课程并宣
称:“如果你对自己认识不清,抓不住自己,如果你跟别人相处时觉得别扭,关系

搞不好,那么这一系列讲座将使你获得新生,感受生命的丰富和意义。”这些话虽
然说得漂亮,但是如果一个人无法发挥自己善良美好的天性,如果生命的丰富并未
展现,那么又当如何呢?
1516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描绘了一个名为“乌托邦”(Utopia,
意指幻境)的化外小岛。从此以后,许多人著书立说讨论什么才是理想的生活。然
而这种乌托邦的期待,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怎样具体的影响,却很少有人讨论。
乌托邦症侯群的三种形态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影响及其怪异的病态表现,已经日趋显著。这些现象在
各处蔓廷,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社会或政治领域。这些现象证明了:
试图以乌托邦来改变现况,所导致的后果往往使问题陷于胶着状态,甚至愈变愈
糟。人们面对问题时,如果自认已经找到(或可以找到)最终的、最完满的解决办
法,很容易就陷入极端主义。人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当然就会努力去实现他的想
法,否则他就是对自己不忠实了。因此而引发的行为,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症候群。
乌托邦症候群可能以下列三种形态出现。
第一种类型可以称之为“内射式”(introjective)。它所呈现的,是更直接属
于精神病的、而非社会性的现象。因为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当事人苦于无
法达成自己的目标,而觉得是个人有所欠缺所导致的结果。如果那个目标是乌托邦
式的,那么这个设定目标的动作本身便导致一种情况,亦即目标无法达成,他不会
怪罪于目标的理想性,而只能怪自己无能:我的生命应该更丰富,更有收获,而我
却生活在平凡和无聊之中;我对生命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可是我却无法从内心唤醒
这些感受。这一困境可能使人“退出社会”——忧郁、退缩,甚至自杀①。在1971
年召开的美国矫正精神病学会议里,有一篇关于“真实替代方案”(

RAP-Cen-

ter,Real Alternative Programs)的研讨报告(真实替代方案是正式心理医疗

机构的替代咨询场所,以便年轻人来这里寻求问题解决之道)。这篇报告很生动地
描绘了这一问题:
【①见亚伦夫妇(Irvin
(Emest

Yalom

and

Marilyn

Yalom)论欧内斯特·海明威

Hermingwy)的论文“当理想化的形象变得严峻而难以企及,像海明威那

样,即可能导致悲剧式的结果: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无法接近理想形象的超人领域,
现实终于侵入;他了解到,他想当的那种人跟实际上的他有所不同。这个时候他以
各种自残的方式,从轻微的自我折磨(对着镜中的自己喃喃自语:‘天啊,你真丑
陋!’)到完全毁灭自己,来表达对自己的满腔怨恨。】
来这里的人与去传统医疗机构的人,有几个不同之处:例如,他们觉得“寂
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而且像慢性病般不容易医治;他们害怕进入“正式机
构”,或怕被视为“病人”,所以不会去别处接受治疗;他们期望获得经常的、立
即的快乐但却不可得,他们觉得不快乐是一种“病”;他们都先天或后天地惧怕警
察(即使没有正当理由);他们认为接受“有帮助”的训练是不必要,甚至是有害
的。前来以“真实替代方案”协助改善问题的人,要比去小区心理诊疗所的人更
多。
内射式乌托邦症候群可能导致的后果还包括:疏离、离婚、虚无的世界观;酗
酒和嗑药也常发生,而在得到短暂的麻痹之后,不免又回到更冷酷、更灰暗的现
实,使他们更容易抱持“退出社会”的生活态度。
乌托邦症候群的第二种类型,并不像第一种那样充满戏剧性,但是却可能具有
某种吸引人的魅力。他们的座右铭正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名言(可能是借用某日本格言)所说,“满怀希望地跋涉,胜过抵达
目的地!”这一类型的人,并未因为没有能力实现乌托邦式的改变责备自己,反而
会沉溺于一种比较无害的、几乎是儿戏的拖拉之中。他们觉得,目标既然十分遥

远,这一趟旅程也将备为艰辛,而长途旅行是需要长期准备的。至于是否能够达到
目标,或一旦达到目标,是否值得如此长途跋涉的恼人问题,则暂时可以不必细
究。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在他的诗作《伊萨卡》(Ithaka,)里所描绘的,就
是这种心态。他告诫航海者说:“向上天祷告,让旅途又长又远,充满刺激和冒险
吧!把伊萨卡铭记于心,因为那是你们的目的地——不要匆匆走完这段旅程,最好
让它持续几年,等到你们年纪一大把了,再去那个岛屿停泊。”卡瓦菲知道有一种
非乌托邦的解决方式:当你驶进未曾停靠的港口,你已经在航途中得到许多,不要
寄望伊萨卡能够给你财富。伊萨卡已经给了你一个美好的旅途:如果不是因为伊萨
卡,你根本不会出发。但是卡瓦菲的这个睿智而讨好的解决方式只适用于少数人,
因为有朝一日踏上乌托邦的梦想,可能会令人担忧:不是惧怕幻灭,就是像哈姆雷
特所说的,我们“宁可忍受眼前的苦痛,也不愿飞越至陌生的境地。”不管是哪一
种情形,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达终点。这种旅人从来不抵达一个目的地,只是到
处飘荡。那些永远的学生、完美主义者,以及每次在成功前夕开小差的人,即是最
好的例子。可欲而不可得的心理,往往他人在如愿以偿时感到失落和亵渎:对虔诚
的犹太人而言,以色列国的政治实现,只不过是在嘲讽他们世世代代对救世主的期
待;对一个终于掳获美人心的男人而言,胜利的滋味跟当初他所梦想的相去甚远。
关于这一点,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得更简明、更悲观:“人生有两
个悲剧,一个是心愿无法达成,另一个是终于达成心愿。”
在日常生活之中,当一个人不把人生视为一个行进的过程,而真的以为“抵达
目的地”完全不成问题,这种乌托邦主义将成为一个大问题。例如,大众相信一个
神话,认为人生的许多重要转折都是毫无问题、非常愉快的经验。我们对此充满乐
趣——亲朋好友(当然还包括家具店商人)总是这么祝福新婚夫妇:“你们将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蜜月总是被想象成“神奇美妙”的;年轻夫妇要生第一胎了,
人们都会说他们将享受为人父母的喜悦,更亲密地结合在一起;退休则被当作一种

美好满足,同时将开启新的机会;踏上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该是多么迷人的经
验,等等。但是,众所周知,所有这些人生的转折,通常都给人们带来不快、困扰
和失望。
第三种乌托邦症候群的形式主要是“投射式”(

projective)的。这一形式最

重要的成分是一种道德的、主持正义的立场。抱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自己站在真理
的一边,肩负着改变世界的神圣使命。他们最初是通过各种方式企图说服别人,认
为只要说得够清楚,所有的好人都将见到真理。于是,那些不认同真理,或对真理
置之不理的人,就被视为坏人。推演到最后,则变成必须消灭这些坏人,才能维护
全人类的利益①。
【①这些当然也都是非常简化的前提,但是“简化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之
间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前者否认问题的存在,后者虽然见到了问题,而且公开承认
并强烈地抨击该问题,但是他所采取的方式根本达不到目标。】
所以,如果我的生命并非时时充满喜悦;如果“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博爱
理想未能实现;如果我虽然辛苦修行却仍未顿悟;如果我还不能和同伴深刻无碍地
沟通;如果我的性生活平淡乏味,跟性爱手册所描述的相距甚远……那么这些都是因
为我的父母或是社会出了问题,是他们定的规矩和限制阻碍了我,剥夺了我的那一
点点自由,使我无法获得自我实现。社会组织害我们生病——这是一些激进派德国
人的自我描述,也是卢梭的翻版。罗伯特·阿德里引用卢梭名著《爱弥儿》(Emile
的第一句话来描述一些现象,他非常传神地宣称这句话开启了“推诿的时代”( The
Age of Alibi)。这句话的意思是:自然使我快乐和善良,如果我不是、这样,那
么就应该怪这个社会。阿德里在《礼会契约论》 (The SocialContract) 一书中
说,在“推诿的时代”里:
人们对施暴者比被施暴者赋予更多的同情,这使我们在面对全然脱序的未来时

遭受极大的伤害。这一套哲学,几十年来引导我们相信人的错误总是该由别人去承
担;破坏社会之行为的责任,只能怪社会本身;人性本善,凡人皆然,任何不良的
脱轨行为必定是不良环境的产物;……这种哲学为少数暴力分子在自我辩解时提供了
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时也使被施暴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愧疚和困惑。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在自己的理论架构中,对心理的投射机制
已有相当认识,例如,在界定个体生涯计划的概念时,他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
生涯计划中,必定有这么一条,即认定如果自己失败了,一定是错在他人,自己没
有任何责任。关于妄想症,阿德勒则说:“妄想症患者的活动,通常是属于好斗的
类型。病人因自己好高骛远而缺乏成就,却总是怪罪别人,他因为极力追求权位,
所以对别人总是充满敌意。……每当他极欲得到某样东西,而却不愿负责任时……他
就开始产生幻觉。”
这些解决方案具有乌托邦的特性,所以实行起来往往成效不彰——套用阿德里
所说过的已流行一世纪的话,就是“屡试屡败”(Ardrey,6)——这么一来,为了
维系唯我独尊的信仰于不坠,对于既往事实的证据只好视而不见。因此,乌托邦症
候群的另一个重要成分,就是轻视历史的教训,对历史的用处更是嗤之以鼻。这种
态度,还可以使人觉得自己的痛苦和世界的可悲,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无可比
拟的灾难。对此,乔治·桑塔亚那(Ceorge

Santayana)曾警告说:那些忽视历史

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例子,都是企图以改造自我或改造世界来完成一个
不切实际的理想,这种改变的方式又跟某些不可改变的困难纠缠在一起,从而形成
问题。但有时候人们也会认为“困难不存在”才是问题,必须加以纠正,直至最后
才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清教主义便是诸多这种“问题”的制造
厂(有人曾戏称其基本教条为:你可以做任何事,只要它不会为你带来快乐)。这

种思想的前提是:人生是苦难的,人必须不断牺牲,一切成功都须付出极大代价。
在这个前提之下,轻松、自然、“不该有的”享受(更别说飞来横财了!)等,都
象征着某种错误的存在,或即将遭受天谴①。
【①这叫人想起蒂尔奥伊伦斯皮格尔(Till Eulenspiegel)跋涉于法国阿登
高地(Ardennes)起伏不平的乡间时,下坡就哭上坡就笑.举止怪异。人问其故,他
解释说下坡时他想的是在河谷对面等待他的上坡路,但爬坡时他又已经在期待轻松
下坡的乐趣。】
我们不禁想到那位以善尽母职、牺牲自己为荣的母亲[“是啊,我害喜害得很厉
害.但是我一直觉得很快乐”],或一心一意做牛做马的丈夫——虽然在他们的眼
中,问题之所以产生通常是因为孩子或配偶的“不负责任”。如另一位能够轻松过
关斩将的聪明学生,却越来越担心真相的揭晓,到头来会发现自己实在一无所知,
过去全都是靠“运气”。又如那些不断地训练自己、准备去应付某种他们认为迟早
要发生的、奇怪的紧急状况,届时他们的体能和求生技术便可以派上用场的专家。
前述的这些例子,其前提都涉及一个负面的乌托邦:事情愈是美好顺利,其实愈糟
糕,因此非把它弄得困难重重不可。正面的乌托邦觉得“没问题”,负面的乌托邦
则认为“问题无解”,两者都将人生中常见的困难和快乐视为反常的现象。
乌托邦症候群诸多方面的共通点是,患者认为他们所根据的前提比现实还要真
实。我们指的是,当一个人(或团体,或整个社会)试图按照自己的前提去建立自
己的世界而遭遇挫折时,并不反省自己是否有不合情理之处,反而如上文所述,去
怪罪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社会)或自己的笨拙。他们无法忍受是自己的前提可
能出了问题的想法,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前提即是真理,是最真实的。一个研究
计划研究不出什么结果,主其事者若是采取同样的态度,他将投入更多钱,再扩大
计划,来试图解决问题,简单地说,即“当解决之道变成问题时”。

为了掌握“改变”的种种不可捉摸的特性,有一件事显得非常重要,就是必须
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前提。我们先前在介绍“9点问题”时已经提到这一点,应
该还记得,人们之所以解不开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先有了一个错误的假设,而
不是尚未发现“正确的”方法,亦即在那个前提的框框内把9点连接起来的假设。这
种芝麻般的错误,若是发生在人们对自己的存在产生绝望之际,可就不能等闲视之
了。许多人到最后之所以想到自杀或真的自杀,是因为未能达到某些期望,就像海
明威那样,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
一些存在主义作家从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阿尔贝·
加缪(Albert Camus),对于丧失意义所造成的致命后果,已经有所揭露。在这种存
在的绝望当中,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追求生活的意义,他可能质疑天底下
的任何事物,但是却不包括质疑这个追求本身。也就是说,他们假设生活确实有某
种意义,人要活下去就必须发现这个意义,而他们从来不去质疑这一假设①。这么
说似乎不够谨慎,但这也是许多悲剧受害者和《爱丽丝梦游仙境》
(Aliceinonderlan)里那位“心之王”不同的地方。国王读了“白兔”胡诌的诗
之后,高兴地说:“如果这首诗没有任何意义,那可帮我们省了不少麻烦,因为就
不必再去找寻什么意义了!”
【①或可参考一下莱恩的说法“幻想和幻灭可能奠基于同一个想象上。不
管‘答案’在某处或是根本‘没有答案’,问题还是同样的问题。】
我们的讨论好像又超前了,还没结束问题的形成之前就谈到问题的解决上面去
了。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如前文所说的,解决方案本身可能就是问题的所在。尤
其是在与“改变”有关的领域里,例如,心理治疗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的变革,时常会见到达种情形。
至于心理治疗和乌托邦主义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发生,在于当治疗者本身也患

了(或相当程度地患了)它所要医治的毛病。除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哈里·斯塔克
·沙利文(Hurry

Stack

Sullivan)、卡伦·霍妮(Karen

Horney)等人的著作

外,大多数心理治疗学派(不一定指其个别的信徒)都为自己设定了乌托邦式的目
标,例如,基因组织、个体化,以及自我实现等,更别说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些
现代的极端学派。有了这类目标之后,心理治疗变成了一个漫无边际的过程。也许
它相当具有人本精神,但是让病人在无止境的治疗过程中受苦,岂不是一件不人道
的事吗?由于对治疗工作艰辛的认识,这些学派无法期望病人会有具体而迅速的改
变,于是在一种奇怪的、奥韦尔式的逻辑推演下,具体的事物被他们贴上乌托邦的
标签,而乌托邦反而成了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把可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具体改
变,寄托在某个极其遥远的目标的达成之上,结果就像利昂·利普森(Leon
Lipsoti)所谓的“自圆其说”。譬如,急性盲肠炎若不因病人的祈祷而痊愈,这只
能证明该病人的信仰不够坚强,“因此”他若病死更证实了灵疗学说的正确,而非
证明其为错误。再举一个较不夸张的例子:如果“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只是冰山一
角,当历经数个月的发掘式治疗亦未能改善病情时,即“证明”了情绪问题乃根植
于潜意识最底层之假设的正确,接着这一推论又说明了为何病人需要进一步、甚至
更深一层的分析。漫无边际、自圆其说的学说不管怎样都是赢家,就像下面这则讽
刺笑话一样———位病人在数年治疗之后仍然不改尿床的毛病时说:“至少我现在
了解为什么我会尿床了!”
乌托邦主义者对“改变”的企图,往往把自己陷入僵局,他们无法清楚区分难
题与“问题”,也无法区分“问题”与“解决方法”。乌托邦的不可达成,是一个
假性问题,但是它所带来的痛苦却是真实的。威廉·托马斯( William Thomas)说得
好:“如果人们界定某些情境为真实,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真的。”如果这些后果
被视为问题的起因,那么应当试着去改变这些后果,如果改变的尝试失败了(这是
必然的结果),那么应当继续作相同的尝试。“困难的事我们可以马上做,不可能

的事可得花更多时间。”这是个相当机警的格言,但是对任何半信半疑的人而言,
却是个残酷的陷阱。不可能的事,显然将花掉你所有的时间。现在我们不妨再引用
阿德里的那句话:“我们一味追求不可能的事物,却使那些可能得到的东西变成不
可能。”(

Ardrey,5)有个人喝醉酒之后把钥匙搞丢了,他不回到遗落钥匙的地

方,反而在路灯下低头猛找,只因为路灯下才是最亮的地方!这则笑话引人发噱,
正因为它点明了醉汉不仅是在缘木求鱼(因此注定失败),而且还会因为没有结果
而继续寻找,直到永远——解决问题的企图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在此又获得印
证。在日常生活情境当中,所有的当事人通常都未能觉察到这一事实;人们用来止
痛疗伤的方法,不仅比疾病更糟糕,而且它本身就是疾病。例如,一般人的婚姻生
活,可以达到传统结婚手册或流行神话的理想的,显然少之又少。人们一旦心中存
在一种观念,以为婚姻关系应该怎样才对,就比较容易觉得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
而开始致力于问题的解决,直到离婚而各奔东西。他们的具体问题并非自己的婚
姻,而是寻找解决方法的这个企图本身。他们原先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即便婚姻真的出了问题,也不是在企图去改变的这个层次上可以解决的。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得到一个令人困扰的可能结论,就是一个负责的、合乎
人性的心理治疗所能发挥的疗效要比一般所认为的小得多。心理治疗是有其限度
的,心理治疗必须专注于“解除人们的痛苦”,不能将“追寻快乐”的工作独揽到
自己身上,否则心理治疗本身将成为疾病。我们服用阿司匹林,期待它减轻头痛,
但是并不期待它会使我们头脑灵活,甚至预防以后的头痛。基本上,我们对心理治
疗的态度也应当如此。一位热切求道的弟子询问禅师“悟”像什么,禅师回
答:“饥则食来困则眠。”
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除了可以看到一些还算
清醒的结论外,我们常会发现更多令人震惊甚至开倒车式的做法。有一家瑞士的主
要报纸发表论文,在总结国际货币现况后,其论点与我们竟然如此相近:“我们终

于了解到,多年来我们搞不清楚货币问题的因果关系。……我们如果不对未来的期待
及其神话般的意涵有所限制,一切对抗通货膨胀的办法都注定要失败。我们甚至可
以说:现代扩张主义式的政策,间接地造成了它所要对抗的病态。”在瑞典、丹
麦、英国、奥地利等国,其错综复杂、高度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同样遂渐地制造出
新的需求,因而破坏了它们原来的目标。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李·塞耶(

Lee

Thayer)在一次讨论他所谓“无能的作用”(The Functions of Incom-petence)
的演讲时,指出一项惊人的事实:1968年至1970年短短的两年中,社会福利开销从
110亿美元跳升至140亿美元,大约增加了34%。这不仅证明了社会福利为人民所
需,同时证明了另一件事,即必须创造数以千计的特殊的职位,来执行这些福利措
施,“而我们整体经济中这一部门的持续成长,将有赖于具有福利措施之各部门无
能的市民增加而非减少。
但是,无能的蔓延并非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早在1947年,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 Karl Popper)在其论文《乌托邦与暴力》(Uopia and Vio-lence)已警告我
们:乌托邦式的计划必然导致新的危机。他指出,很不幸地,标榜理想和抽象的目
标,以及吸引热情的追随者,远比解决具体问题要容易得多!但是波普尔警告我
们:“我们的骨肉同胞应当得到协助。我们不可以为了后代子孙,或为了某个永远
无法实现的幸福理想,而牺牲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简单地说,我所关切的主题是,
在一个合理的公共政策里,人类的痛苦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幸福并非最迫切的问
题。幸福的获得应该让每个人私下去处理。”而比波普尔早得多的德国诗人费利德
里希·荷尔德林(Frietirich

HOiderlin)就曾说过:“国家之所以会变成人间地

狱,是因为人们想把它变成天堂。”
我们实在很难以更简洁的文字来界定乌托邦症候群。但是现在不妨进一步考
虑,如果真的达成了乌托邦式的改变(例如,在政治社会的层次上),将会产生什
么结果?首先,要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它的各个成员应当具备相同的成熟

度,在思想、情感和行动上都没有差别——这一错误令人想起一幅毫无生气、死气
沉沉的可怕景象,或冯·诺伊曼(

VonNeuman)所称的机器人,失去了那种只能从人

的天生差异性所引起的生命张力。而更可怕的一面是:“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任
何差异性和原创性都将成为非法,因为那样势必使完美又回到不完美。于是,乔治·
奥韦尔(George

Orwell)笔下所描述的社会里,我们这个时代鼓吹乌托邦式的改变

最卖力的,将是第一批消失在铁丝网或收容所围墙之后的人。恶性循环将永无解开
之日,而最后的解决乃成为最好的解决之道。
乌托邦症候群是一种病态,在研究症候形成的正统理论里,并没有提及。如果
我们跟随心理动力理论(psychodynamic

Theory),将它的种种表征,视为人在过

度僵化的超我压迫下挣扎的后果,或是跟从阿德勒派学者的解释,认为这些表征来
自一种病态心理的、好高骛远的生涯规划,那么,我们就遗漏了最重要的一点,那
就是:处理改变的某种错误的方式,不论它是为了内在或外在,“意识”或“潜意
识”的理由,这个处理方式本身所引发的问题,如果被简化成只是附带产生的现
象,那么这一简化的动作本身又将成为病态的一部分。乌托邦症候群是生物学者所
谓突现性(

emergenLquality)的一个例子——演化的结果比组成部分的总和多出

一些,也不同于组成部分的总和。它也就是古典完形心理学(Max

Wertheimer.

Kurt Koffka.Karl Buhler,etc.)概念中的完形,以及现代结构主义的结构。
每一个高中生都知道,若将“零”或“无限大”放入一个等式中,将会产生令
人迷惑的结果。在前一章里,我们检验了一种试图引进“无限大”来获得第二序改
变的方法。据我们所知,群论并未预见这一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如此推论:如果我
们将某一个群的组合规则除以“无限大”,结果便是恒等成员。如此一来,“无限
大”的引进便成为群论性质d的一个特例。我们井不能有力地提出这一想法,因为我
们之所以提到群论,显然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思考的模型,而非寻求数学上的证明。
但是我们相信理论上这么说是没问题的:在乌托邦症候群所展示的诸多现象的最底

层,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实与潜能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人们根据某个前提而认
为事物应当如何,这与事物的“本来面目”是有所差距的。
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借着改变现实,以符合他们所持的前提。但是很可能
在同样多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事物的实际状况根本无法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人认为他所假设的“可能”(即“应当如何”的状态)比现实还要真实,虽
然他力求改变,也等于是缘术求鱼。因此,正是这个“应当如何”的前提成为了问
题。需要改变的是这个前提,而不是事物“实际的”状况。拿掉乌托邦式的前提,
实际的状况或许还可以令人忍受呢!因此,这里牵涉一种“改变”的错误处理方
式:即试图以第一序改变来应付那种第二序改变才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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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章 悖 论
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是说谎者。——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a,公元前6世
纪,克里特岛人)
我想我要说的是:我希望安迪学会如何做事,我也希望他能够做一些事情,但
是我希望他自己真的想要去做。我的意思是,他可能只是盲目地听从指示,而不是
他自己想要去做。
我知道我这样做是错的,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强迫他去
做事——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就这样让一个孩子完全自己做主,到最后,房间
地板上的玩具、衣服,等等,将会堆得天高,诸如此类的事总是有两个极端。我希
望他自己想要做事,但是我知道,要他办得到,还得我们去教他!
这是一个不喜欢做功课的8岁小孩的妈妈,谈到她试图改变儿子的行为时所遭遇
到的困难。即使她了解到这使自己和儿子陷入某种悖论的处境之中,这一体会对于
困惑的消除并不会有多大帮助。因为悖论的这种特性,已经让许多世纪以来的思想
家伤透了脑筋。
在一般的看法里,如果悖论使人的立论站不住脚,解围的办法很简单,只消说
这在逻辑上根本不可能,所以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不论是那位只给村
子里自己不刮胡子的人刮胡子的理发师,或是那位只帮所有不愿到邮局取信的人送
信的邮差,在涉及自己的胡子或信件时,“其实”并未陷于困境,因为只要我们严
守形式逻辑的范畴,根据定义,不可能有这样的理发师或邮差存在。从逻辑的观点
来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经历过一种“不合逻辑”的行
为和状况,所以这种太过于逻辑的观点并不能令我们满意。
至于悖论在人类的实际行为上有何意涵,据我们所知,第一位思考这个问题的

人是维特根斯坦。他说:“逻辑上的悖论,其种种半开玩笑式的表现之所以引人人
胜,是因为它使人看到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恰当地了解其功能,那么我们无
可避免地将面对形式上更为严格的悖论。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种逻辑上的谬误,在
语言游戏中可能扮演什么角色?”维特根斯坦接着提到国王的悖论(这位国王曾颁
布一条法律,凡是要进入该国的外国人必须陈述进入该国的真正理由;那些没说真
话的人将被处以绞刑。结果有一位辩士说,他之所以来,就是为了让国王拿这条法
律判他绞刑)。然后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国王现在要制订什么样的规则,才能
使他以后不再陷入囚犯为他带来的尴尬处境——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
悖论会在人际沟通中影响人们的行为,首先对此进行系统探究的,是由人类学
家贝特森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团体。他们的研究工作归结到一个基本假设,即精神分
裂双重捆绑理论(Double-Bind Theory of schizophreni-a)。而后续的研究,
更发现精神分裂只是双重捆绑理论的一种特例。这一理论可以根据一些人际情境的
基本要素,广泛地应用到其他类型的沟通问题上面,包括一般不属于精神病患者的
人际沟通模式。事实上,人们有时候在无意中制造了悖论,这也正是我们所要讨论
的第三种使得他们在解决困难或寻求改变时处置失当的典型方式。
由于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更详尽地讨论过悖论的本质和效果,在此我们只提及
两个在这方面新近且杰出的研究,即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尤其是他的惊世杰作
《纠结》(Knots)一书,以及由精神病学家史路斯基(Carlos E.Sluzki)和社
会学家贝隆(Eliseo Ver6n)所领导的阿根廷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
简而言之,人们在沟通时所交换的讯息,其结构如果跟传统形式逻辑的悖论完
全相同,即会出现一种令人进退维谷的困境,而这也就是悖论在人际沟通中所产生
的效应。在这类讯息里,“自动自发一点!”是个不错的例子(或者如图4漫画所描
绘的,是其他可能的例子)——这句话所要求的是一个纯粹自动自发的行为,但是

因为该行为是在被要求之下才做的,所以也就不可能是自动自发的。如前面所述的
那位善意的母亲为自己带来的两难处境——她希望孩子听从她的要求,不是因为被
要求才做,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意愿,自动自发地去做。
图4我是笨蛋才嫁给你——我以为我可以训练你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例如,她不会这样直截了当地要求:“去读书。”(这样的话,孩子可以服从
或不服从),却说:“你应该自己想要去读书。”孩子除了必须做对事情(即读
书)之外,同时他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还必须是正确的(即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去
做)。这么一来,第一,孩子即使做对了但是理由不正当,仍得受罚(即因为被要
求和害怕受罚而读书);第二,孩子在心里必须行使一种很奇怪的特技,令自己想
做不想做的事,也就是愿意接受别人的对待。
对他的母亲来说,情况同样变得相当棘手。她企图改变儿子的行为,但是她所
采取的方式使她不可能达到目的,她跟孩子同样被困住了。当然,她可以强迫儿子
去读书,并且在他拒绝时持续加压,如此即可能导致一个相当于群属性d的第一序改
变(即借着引进相反成员来达成)①,但这不是她所要的结果。她要的是自动自发
的行动,而非被动地服从规定。在婚姻的冲突里,也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夫妻的
一方希望另一方表现某些行为:“但必须他(她)真的想要——如果还得由我来告
诉他(她),那就太差了!”
【①因此,这个例子就像第3章结尾略微提及的,当事者在只需要第一序改变即
可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却要求一个第二序的改变。也就是说,她认为。“只是”在
行为上改变还不够好,她要求的是“心态”的改变。】
我们可以同维特根斯坦一样去问: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所有克里
特岛人真的都是骗子②,那么爱匹门尼德所说的就是实话,但是他自己是在说谎。
因此,当他说谎时他是在说实话,而当他在说实话时他却又是在撒谎。悖论之所以

产生,是因为该陈述具有自我反射性(self-reflexiveness)。也就是说,它混淆
了成员和种类。埃庇米尼得斯的陈述指涉了他所有的陈述,所以也包括该陈述本
身,因为该陈述只不过是他所有各种陈述里面的一个成员。为了使这一点更清楚,
我们可以稍微扩大他这句名言的范围,而保留其结构:“凡是我所说的都是谎言
(这指涉了他所有的陈述,因此它指涉的是包含这些陈述的种类),因此,当我
说‘我在说谎’时我也是在说谎(这指涉了这一特定陈述,因此它指涉的是种类中
的一个成员)。”
【②这句话是通过保罗(Paul)致挺多(Titua)的书信,间接地流传至今
(《提多书》第1章第11,12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
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
人,败坏人的全家。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坐特人常常说谎话,乃是
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保罗虽然没有提到埃庇米尼得斯的名字,
但是神学家克里门特(Clement of Alex andria)说克里特的埃庇米尼得斯“就是
保罗致提多书中所提到的那个人”。】
每一个“自动自发一点!”类型的悖论——包括那位母亲对儿子的要求:“你
应该自己想要去读书”,都具有类似的结构。它硬性规定一切行为都应该是自动自
发的①,不可以只是服从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凡是服从某一外在规定的行为是不
被许可的,因为这一行为应当是很自然地发自一个人的内心。这一规定涉及了所有
的规定(种类),但是它本身也是一条规定,是属于该种类的一个成员,所以又适
用于自身。因此,埃庇米尼得斯和那位母亲两者都冒犯了逻辑类型理论的主要公
理,即:凡牵涉到某集合(种类)所有成员的,不可能是该集合的一个成员②。他
们违反了这一公理,结果造成了悖论。
【①韦氏字典为“自动自发”(

sPonlaneou)下的定义是:“不因外在的强制

或刺激而产生;由内心控制和导引;不因外来的影响、力量、原因或对待而发
生。”】
【②我们在第2章前面已经举了格劳乔·马克思的例子.他拒绝加入一个愿意接受
他成为会员的俱乐部。下面是另一个例子假设某人在12月1O日左右买了一整盒圣诞
卡,请女店员把它包装起来。于是在这个东西的内容(即那些卡片)和界定该内容
的外框(即包装)之间,便产生了典型的悖论。如果它如包装所界定的,是个圣诞
节礼物,那么它的内容便失去了意义——圣诞卡应该在圣诞节以前分别寄给不同的
人。但是如果分别寄出这些卡片,那么包装便失去了意义。换言之,如果这个奇怪
的包裹是个圣诞节礼物,那么它就不是个圣诞节礼物;如果它不是个圣诞节礼物,
那么它就是个圣诞节礼物。很久很久以前,在偶尔几次相当友善地跟上帝打过的交
道里,魔鬼曾经向上帝“证明”过上帝并非万能:他请上帝创造一颗特大号的石
头,大到连上帝自己都跳不上去。上帝到底如何回答魔鬼,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
个故事似乎让12世纪的众多哲学家伤透了脑筋,其中又以维克多雨果(

Hugod

St

Victor)为代表。他为了挽救上帝的万能而绞尽脑汁令人感动,但是他的尝试,正
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企图解决悖论很容易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因雨
果推论到最后,无法从自己一团乱的“证明”中脱身,只好断然否认上帝有使不可
能成为可能的本事,从而得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结论:上帝如果能够使不可能成真,
并非证明了他的万能,反倒是证明了他的无能。】
经过上述讨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在第3章介绍的几个例子中,问题形成的
特定形式。失眠症患者的特点就是使自己掉进“自动自发一点!”的悖论中;他试
图运用意志力来达到一个自然的、自动自发的状态——入睡,结果却使自己睡不
着。同样地,忧郁症患者为了改变自己的情绪,试图让自己产生一些摆脱忧郁症的
人应该具有的感觉。当然,“应该”这两个字意味着:只要一个人真诚地尝试,感
觉是可以经过某种设计而自动产生的。

人们在性生活上遇到困难而试图改变时,也常出现“自动自发一点!”的悖
论。性兴奋和性高潮是自动自发的现象,你对它的需求、盼望和意愿愈强烈,它愈
不会发生。要让一个性接触以败兴收场,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在事前详细地设计好
每一个步骤①。临床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女性在性交时,急切地“想办法”使自己
产生一些她所期望的或性生活指导手册所描述的在做爱过程中应该产生的感觉,结
果反而导致性冷感。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的例子都未涉及乌托邦;毕竟,入
睡、产生某些感觉或性反应等都是很自然的现象。
【①这是引自另一个神秘训练课程(其名为“单身者之色”)的一句话:“透
过细心的规划,在密切的关系里寻找成熟的快乐…”】
独裁者几乎也不可避免地陷人类似的困境。人民如果只是服从于一般常理的法
律(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其实也不过如此),并不能让独裁者满足;独裁者还想改变
人民的思想、价值和观点。表面的顺从或口惠不仅不够,还被认为是一种消极抵
抗,甚至在希特勒时代所谓“内心出走”(in-ner

emigrahon)的那种沉默,也被

视为敌意。你不应只是忍受统治者的强迫,你还应该希望统治者来强迫你。你不可
以只是在悔过书上签字就足以了事,你必须相信自己犯了错且真心悔过才行。这个
过程就像在洗脑一般,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l

Noon)、《1984》,传

记《被告》(The Arcused) 、《革命之子》(Chdd of the Revolution),只是
诸多例证中的四个。但是采用这种方法,不能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心灵的强
暴者在执行他对人民的折磨之后,发现人民不死即疯,要不然就是成为机器人般的
应声虫,而这些改变又离他要求的目标实在太远。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在比较不极权的政府系统里,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悖论,那
就错了。不幸的是,就悖论这一点而言,压制的社会跟宽容的社会之间,没有实质
的差别,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一个社会可以纵容偏差的行为,或者不会企图改

变那些反对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的人。讨论刑罚学的著作虽然已经汗牛充栋,但是
法律哲学从来未曾、以后也可能无法使惩罚的功能免于报复、威慑和改造(refonn)
的悖论式污染。这三个功能里面的最后一个—一改造——是最人道、但不幸也是最
悖沦的一个。社会应该如何以人道的方式来矫治犯罪,要讨论这个极端复杂的问
题,我们显然仍力不从心,但企图改变犯人的心态和行为往往走进死胡同,这是连
一般门外汉都可以理解的事。不论是在重刑牢房或只是在少年感化院,所产生的悖
论是相同的:判断犯人是否被这些机构感化,所依据的不是他们是否学会了
说“对”话和做“对”事,而是依据他们是否因为被改造才有“正当的”言行。如
果把改造和服从当作两个不同的东西,感化便不可避免地成为自我反射—一因为你
认为它既是自己的因也是自己的果。这个游戏的赢家是那些好的“演员”;输家则
是那些太“诚实”或太愤怒、不想玩这个游戏、拒绝被感化的受刑人,或是那些为
了获释而演出这出戏、但又露出马脚而被认为不是自动自发的人。人道这样就成了
一种伪善,这让人产生了一个可悲的结论:亦即让犯人付出代价,如单纯惩罚,而
不要去管他的心态如何,似乎是较为可行的办法,如此即可避免因控制心态的悖论
所带来的麻烦。
精神病院是另一个显然致力于“改变”的社会机构。院方在解释哪个是被动的
服从、哪个是自动自发的表现时,经常会发生问题,这也是可以想见的。而且在这
种地方,问题可能变得极为复杂,因为院方不认为住院病人能够自己作出正确的决
定,院方必须为他们好而替他们作决定。病人如果不能了解到这一点,就更证明了
病人自己的无能。如此便产生了一种非常悖论的情境,迫使病人和医疗人员一
起“演一出假装不是在演戏”的医疗剧。在病院里面,所谓精神正常指的是符合明
确规范的举止。病人遵守这些规范时必须是自动自发的,而非屈服于强制执行;病
人如果仍然需要以规范来压制,就被认定为尚未康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为了尽
快脱离精神病院的古老策略,可就不再只是笑话了:

1.先搞出一个足以让所有医疗人员侧目的精神病症状;
2.再找一位需要一炮而红的年轻大夫为你治疗;
3.让他迅速治好你的“症状”;
4.使他成为你最热烈的支持者,证明你已经恢复正常。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举的例子,都是取自埃尔温·戈夫曼(

ErvingGoffman,

42)所谓的“极权体制”。但是,在一些压制性较少的情况下,人们在寻求改变的过
程中也可能陷入类似的悖论,以致无法达到改变。以心理分析为例,有人开玩笑地
把它界定为“一种疾病,而治疗这一疾病的方法就是它自己。”这句话一针见血地
指出了心理分析的悖论和自我反射的本质,但是它忽略了在治疗方面,心理分析师
是否自觉地运用悖论的问题,正如杰克逊和杰伊·黑利(Jackson and Jay Haley)
在他们讨论心理移情(transference)的经典论文中所展示的。不过心理分析的另一
种情况所产生的后果,比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要严重得多,此即心理分析学员与负责
训练他的分析师的关系。让一个即将成为心理医师的学员自己接受心理分析,是他
训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这一分析过程里,他一定得跟那些自己性格中主要
的神经质倾向搏斗,因为这些倾向极可能严重地干扰他的未来工作。学员在这一受
训期间接受心理分析的过程和结果,在评估是否能获得文凭时,就成为一个重要的
衡量指标①,这么一来,便使自己处于比一般患者更为悖论的地位。
【①关于这一点,请见参考书目和托马斯.S沙兹(Thomas S Szasz)。】
老师期待他的改变,而他改变的程度如何,是从所谓最自发式的心理活动——
梦和自由联想——来判断的。一个普通患者可以随意停止接受心理分析或是换个心
理医师,但是一个受训中的学员却无处可逃。一方面,学员在跟老师沟通时必须完
全地自动自发和坦白;而另一方面,他心里明白,如果他的自动自发不是真的,老
师将不让他毕业。因此,处于这一怪异的人际脉络中,单单服从是不对的,但是不

服从的话根本就没机会。
这又再一次带领我们回到普遍存在于教育领域的问题,而教育即是使人达到真
正改变的一种体制。我们先前已提过关联性的概念,现在让我们只指出一个普遍存
在的与那位母亲的“自动自发一点!”类似的悖论。这一悖论就隐含在“学校很好
玩”(甚至“学校应该很好玩”)这句话里。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都怀抱着这一幻
想,但是它跟一般学生的实际经验却相去甚远。
不过我们可别低估了这种社会教条的力量,特别是对一个小孩的影响。人们说
这句话时,通常不会多加解释,而这并未使这句话失去说服力,反而强化了它,意
指它是自明的、毋须解释的。因此“如果我不喜欢上学,不只是我出了问题,而且
我肯定是个坏蛋或笨蛋,因为其他人显然都觉得学校很好玩,而我却看不出学校有
什么好玩。”另一可能的反应是:“学校不好玩,是因为我受到与其他学生不同的
待遇。”
在传统教育系统中,教师是公认的权威,可以决定学生研习的科目。在现代教
育中,大家都尽量使教师的角色民主化,但是这样却产生了与那位儿子不喜欢读书
的母亲非常类似的悖论。一般而言,教育人员对于各种不同学科的价值具有专业知
识,这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并没有所谓“民主的”方式,让他们要求学生研习这些
学科。如果让学生“民主地”决定要不要学什么,或“民主地”决定要不要上学,
结果将是一场混乱。因此教师所能做的,就是运用巧妙的方法来影响学生的心理导
向“正确”的方向,想办法说服学生(最好也说服他自己)这些只是“教学技
巧”,而不是经过掩饰的强制手段.因为强制又与大家所珍视的理想——自发性
——是完全抵触的。
一般来说,在人际关系的领域里,人们常常在试图克服困难时反而无意中制造
了悖论。愈是有重要人物确认或认可我们的自我形象,愈能让我们有实在的感觉,

这一认可只有当它是自动自发地给予时,才可能达到目的,所以只能在绝对理想的
人际关系案例中,才不至于产生悖论。人际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个秘密协议,且
以讨价还价的形式出现:“你为我做这个,我就为你做那个。”除非人们接受这种
一物换一物(quid pro quo)的交易,以及人际关系的互相回报为人生舞台的一部
分,否则势必造成许多问题。让·热内( Jean Genet)在他的荒谬剧《阳台》(The
Balco一ny),尤其在第一幕里,很技巧地描绘了这种进行着秘密协议的宇宙:也
就是伊玛夫人的超级妓院。在这里,妓女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恭维给寻芳客,改变他
们卑微的存在,让他们梦想自己的伟大——但这个梦通常只做了一半,因为这项服
务现实上是要收费的,而且妓女总是会犯一些讨厌的又煞风景的小错误。例如,妓
女恭维恩客时忘了他们的行业。像这种试图改变而失败的例子,以及秘密协议在人
际关系上所造成的问题,莱恩的书中已经详细地讨论过了。
一般而言,婚姻治疗中所碰到的问题,通常是因为当事人企图改变原本建立在
互相回报基础上的关系,而遭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当然,这种互相回报绝非
双方磋商的结果,倒像是一种未明说的协议,当事人不太能够以言语表达其中的条
件,但是对违反这些不明文条陈的行为却极度敏感。一旦发生冲突,双方典型的反
应,是企图在协议的框框内寻求解决,因而被自己所造成的“9点问题”所困住。因
为在框框之内,他们所做的任何事都具有群的第一个特性,因此他们之间关系的整
体模式(即属于双方关系的行为所构成的群)并未改变。
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这种人际之间并未明说的协议,随着时间的消逝,终将为人
所抛弃,而必要的改变将是改变此协议本身(此即为一种第二序改变),而不只是
在协议框框内的第一序改变。
但是,诚如我们—再提及的,要跨出由“内”到“外”的这一步,的确非常困
难。本书第3编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掌握促成第二序改变的技巧。

第3编 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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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章 第二序改变
虽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孔子
哲学的目的是什么?——为围在瓶中的苍蝇指出一条出路。——维特根斯坦
迷思(

mythologlies)是很难被人们所打破或扬弃的,有关“改变”的迷思也

是一样。由于改变是人们生活现实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总以为改变的本质
及造成改变的方法应该是浅显易懂的。然而,愈是在瞬间发生的改变,却愈难理解
其本质;这个难题也就更加深了改变的神秘性。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的改变理论
也是一种具神秘色彩的迷思。没错,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只不过是努力地将有关改
变的迷思加以改写,以减少它的神秘色彩罢了!
在我们处理有关人类问题的过程中,当我们愈来愈不满于这些被认为充满神秘
性的改变时,也就愈有兴趣去考察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发现应该从一个地方着
手,那就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自发性改变”的案例,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需
要借由专业知识、复杂的理论或耗尽心力的努力就能达成的。另一方面,我们这种
不寻常的探究改变的着手方式,令我们想起13世纪自然科学学者的一段趣事——13
世纪时,巴黎大学的学者曾去研究石油在寒冬的室外会不会结冻。而他们的研究方
法是去搜集亚里士多德的文献探究,而不是把石油放在室外去检验会发生什么变
化。
当我们认清楚自己也会犯有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性后,就开始花时间去
探访一些在下列三个领域中具有实践知识的人:
1.经验过自发性改变的当事人。
2.未曾接受“专业”知识或神秘宗教性知识影响,但却拥有某些有效改变方法
的人。

3.专业工作者在工作中,所经验到的那些他无法用专业理论来解析的改变。
我们访谈的对象包括酒店服务员、私家侦探、已经恢复健康的神经官能症患
者、推销员、危机咨商员、老师、飞行员、警员、自杀未遂者、心理治疗者和一些
父母。这个方法看来不错,但效果仍不甚令人满意。不过回顾这段研究过程,我们
清楚地看到那些以非正统方式成功地解决问题的人.虽仍无法清楚掌握自己所使用
的方法中所蕴涵的概念;但是,这些潜藏的观念和他们所操作的具体行动具有介入
问题、成功引发改变的效果。另外,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也和他们一样使用类似
的改变技术而不知其所以然,这表示在我们专业实践的过程中隐含着一些我们并不
清楚、但却被操作的假设。对我们来说,在治疗工作中一个时常发生的现象是:面
对某一个个案进行初步会谈之后,我们并不需什么讨论,但却能想到一个相同的治
疗策略。对外来的访问者或我们治疗小组之外的人来说,时常不太能了解我们为何
作出这种选择,而且发现自己也无法说明白治疗策略下面的理论基础是什么①。
【①最后我们终于了解到所探究的改变的现象直接与语言、沟通学习等的种类
结构有关。诚如第1章中曾指出的,表达或解释某件事情需要我们在逻辑层次上更往
上一阶。我们不可能在同一层次上完成对一件事情的解释;“解释是需要使用后设
语言的,但是这一后设语言却不必然是现成存在的。”“去影响改变”是一件事,
“去沟通有关改变的事”是另一件事。简言之,这是正确逻辑类型和创造一个足够
的后设诺言的问题。在心理治疗研究中,不难发现一些特别有天赋和直觉的治疗者
认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们的解释却令人无法掌握。相反地,许多优秀
的作者对读者对于自己作品中某些深入意义的捕捉感到诧异,甚至恼怒.读者所知
道的比他所愿意去告知大家的要多且深入。这些现象使我们回忆起莱恩所言:“如
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以为我知道;如果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以为我不知
道。”】

前面这些访谈的案例资料虽然不能直接帮助我们建立一套改变的理论,但却支
持了一项怀疑——即自发性的改变与被认为可用来解释它的既存理论之间,的确存
在着很大的差距。
第一个例子是:有位母亲带着她的4岁大的女儿去幼儿园,这位小女孩是第一次
去上课,当她的母亲准备离开时,小女孩很沮丧,于是这位母亲只好陪着她直到放
学。这种情形每天都同样发生。不久,小女孩的家人就觉得事态严重,可是用尽了
所有的办法,就是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直到有一天早上,这位母亲因事无法送她的
女儿去学校,父亲只好代替她跑一趟,到学校后他留下女儿就去上班了。这小女孩
哭了一阵子就静下来,隔天当母亲又带她去学校,以往的情形居然不再发生,小女
儿也不再哭闹,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②。
【②在这里,一个明显的问题浮现了如果学校心理学者有机会来解决这个4岁小
女孩的问题的话,会发生什么呢?许多类似的案例会被诊断为“学校恐惧症”。在
心理学者的专业判断中,小孩依赖的需求、母亲过度的保护,母女关系的共生面相
及父母婚姻冲突,导致了小孩的问题行为成为治疗的目标。如果这位女孩成长到21
岁时,发生了某种情绪困难,心理专家可能会迫溯到她儿时的这些记录,而这一诊
断只会使她的症状恶化。史拉兹(L Salzman)曾经提出对’学校恐惧症”的批评讨
论,他认为这类案例并未涉及什么是“真正”的恐惧症。】
第二个例子是一对夫妻,他们做爱的次数愈来愈少,直到一次意外事件发生为
止。在这件意外事件发生以前,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行房。这件意外事件是发
生在他们外出度假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们留在一个朋友家里过夜。朋友客房中的双
人床是双面靠墙的,只有从侧面才能上床,而在这对夫妻家里的那张床则是床头靠
墙而已,所以他们可以从两边各自上下床。那天半夜的时候,丈夫有事要下床,如
在家中一般,他习惯性地想从他睡的那边下床,可是他睡的那边是靠墙的,结果他

当然就撞壁了,他才意识到这不是他家,并且开始爬过他太太。当他这么做的时
候,“我才了解到原来床的那一边存在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事后他回忆道。于
是夫妇就开始做爱了,两人的冷战也被打破了,而性行为的次数从此恢复正常。姑
且先不谈这样的改变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中了解到一个事实:改变
的引发有时只是因为一件微小的偶发事件,这和所谓专业的解决方法是一点也扯不
上关系的。
第三个例子是一个未婚的中年男子,由于广场恐惧症而导致生活相当得封闭。
在日常生活中,他觉得不会让自己感到焦虑的安全空间愈来愈小了,最后他不仅无
法外出工作,甚至于连到隔壁的商店去购买生活必需品也都不敢去了。这种情形使
他沮丧得想要自杀,于是他打算开车到离他家50里远的山上去了结自己的生命。可
是当他开着车驶过一些市区建筑后,他马上察觉到焦虑和心悸的感觉已不再使他感
到悲痛。读者大概已猜到这个故事的结局:主角不仅安全地抵达目的地,而且是在
他这几年的生命中,第一次经验到自己没有焦虑发生。由于这次的经验,使他更想
弄清楚自己的问题是如何被解决掉的,以便帮助与他过去有同样困扰的人。于是他
找到一位对自发性痊愈感兴趣的精神治疗者认真地去探究这个问题。这位治疗者和
他一起进行了5年的研究,不仅确定这位当事人的精神症状不再复发,而且还帮助了
其他的患者解决这种问题。
最后一个例子与前面的大不相同。那是19世纪发生在巴黎的一次暴动,军队的
指挥官接获命令要对暴民开火以清除广场。他命令部队进入射击位置,一支支的枪
对准着群众。接下来,是一阵恐怖肃杀的寂静,这时,指挥官拔出剑来并大声喊
着:“各位先生女士,我奉命要对暴民开火,但是眼前我所看到的是一群诚实、人
格高尚的市民,我请求你们能够离开广场,好让我们能够瞄准这些暴民!”结果,
当他说完这番话,广场的人群不到几分钟就散去了。

这些案例是否有共通点呢?表面上看来似乎并没有,前两个案例的改变似乎是
由于微小的突发事件,第三个案例是因为主角不要命、豁出去的举动而造成改变,
而第四个案例则是指挥官机敏地掌握了群众心理。但是如果我们引用第二序改变的
原则来看,这些看来毫不相关的事件,其实是有其共通之处的。每个案例中决定性
的行动(不管机智或不智)都引发了所要的解决之道——特别是,这些行动都是直
接应对困难本身,而不只是讨论困难为什么会发生。
1.这位母亲每天都留在学校陪女儿,这种解决方法只是为了避免小女孩生气。
相对于后来成功的改变,前者只是传统的第一序改变。改变发生后,问题却依然存
在,并且阻断了改变的可能性。在这个事件中,小孩子的困难问题是不能适应幼儿
园的生活,而那天早上母亲刚好有事不能送女儿上学的事实,却中断了她以往为避
免小孩生气而采取的举动,这使得问题形成的系统,因前提的消失而发生了重组。
2.这对夫妻所碰到的困难是,由于机械性例行公事般的性生活,导致做爱的频
率愈来愈低,而这种不正常的频率使他们感到烦忧而更加逃避对方,“逃避”却使
问题更加维持不变。在朋友的客房中,逃避对方的行为依然发生,可是在不同的环
境下,“过去他们用以解决问题的模式——避开对方,免得心烦”,反而引发了第
二序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与以传统理论来理解问题的方式几乎毫无关联。
3.在广场恐惧症的案例中,令人意外的是他想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反倒成为问
题。当他一反常理地停止去解决问题时,也就是不再待在他的安全空间时,原先解
决问题行动的中断反而解决了他的问题。
4.这位指挥官面对的是一群危险的群众。面对这个问题,传统的第一序改变的
方法是以暴制暴,可是这样做将使问题更加僵持不下:因为部队是武装的,而群众
则手无寸铁。毫无疑问,敌对的态势将继续维持。从更高的层次来看,这种镇暴的
改变手段并没有造成平乱的变化,反将使得局势更加紧张、混乱。而这个指挥官的

适时介入,却成功地造成第二序的改变—一他跳脱了他和群众对峙的情境,重新框
定了在场人员都能够接受的情境,于是原先的紧张态势和无效的解决方法(以暴制
暴)都被安全地解决掉了。
现在,先简述一下我们至今所发现的第二序改变的几个原则。
1.第二序改变的应用范畴针对的正是那些第一序改变中的问题解决方案:因为
从第二序改变的观点来看,这些解决方案正是问题无法解决的关键之处。
2.第一序改变常是基于一般常理而产生的策略,而第二序改变的方法往往是令
人不可思议、不可预料,而且超乎常理的;在第二序改变的过程中,常存在着令人
困惑不解或矛盾的元素。
3.第二序改变的解决方法是处理此时此地(here and now)的情境;它直接处
理问题的结果而不是探究问题发生的假设性原因,重要的是问题是什么(

what)而

不是为什么(why)。
4.第二序改变的方法是让问题情境超脱于人们在尝试解决问题时所掉入的悖论
纠结的陷阱,并且将问题置于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框架之中(如“9点问题”的解决方
法)。
针对这四项原则来看,有关第1个原则在前面已充分讨论过了,第2个原则在第2
章也讨论过了;至于第3个原则,则是一些专业工作者所极力排斥的(至少在我们的
经验中),因此我们有必要详加讨论。
在科学的发展中,为什么这个问句一直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长久以来,
科学一直被认为是要去解释宇宙万事万物的学问。让我们先一起来思考:我们无法
回答为什么科学的思考逻辑将“解释”视为“改变”的先决条件,但是毫无疑问
地,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这个问句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被提起,它决定了科
学研究的程序,而科学研究的结果并未有效地解释为什么我们一定得问为什么。我

们的看法是,我们可以只处理此时此地所存在的问题情境,而毋须去了解为什么问
题会以那种形式发生。而且就算我们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和演变,我们依然能够去解
决问题。在解决过程中,我们是在问是什么(

what),即问题的情境是什么,此时

此地发生了什么事①?可是想要解决问题,首先就必须认知到为什么的这个迷思已
经深埋在科学思考中,所以任何只针对问题的现存结构与结果的解决方法,目前都
被“科学界”视为只是肤浅地触及了问题的表象层次而已。所幸我们所提出的与改
变理论有关的主张并不是独创的;当我们在研究中逐步肯定这个原则的同时,便发
现以前已经有人在不同的领域中提出过同样的原则。
【①你会很惊讶地发现“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极少被严肃地询问到。一个情境
的特定性质常被视为当然而被设定的,或者是被为什么(如动机原因……)来描述和
解释的,很少人去描述此时此刻可观察到的事件。】
维特根斯坦便是其中的一位,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rrves//-

galions)一书中,维特根斯坦对解释取向的研究方法有过严厉的批判并指出其局
限性,他说:“解释总是有终止的时候,可是‘5’这个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
们只有探究‘5’如何被使用的时候,它的意义才能显现。”随后,维特根斯坦超越
了抽象的哲学语言直接指出:“如果我们不去问‘为什么’而直接去探究现象所发
生的重要事实,往往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会引导我们去找到答案。”最后,维特根
斯坦强调,一个问题最值得探究的是“问题”本身;这个观念与我们所提的改变理
论之原则颇为接近。在他早期的重要著作《逻辑哲学文集》(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

一书中,维特根斯坦表示:“纵然科学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被解

决了,可是有关生命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被触及。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
问不出任何新问题,而这就是答案。有关生命问题的解决,似乎也随着问题巳被问
完而消失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概略地谈一下数学这门学科。数学也是不问为什么的,但数学
的方法却是一种深切分析及具想象性的解决方法。数学的陈述最好是被理解为在一
系统之内相互关联的元素;去了解它们的原因或起源并不重要,去捕捉它们的意义
更可能误导了解题方向。
另一个类似的领域是控制论。在控制论中,因果解释或意义的解析一点也不重
要。再一次引用阿什比对改变及转化的概念,“转化是被设定的,而不是
它‘真’的是什么,也不是参照改变的任何物理原因,而是我们基于所需要的改变
而设定的一组计算域(

operands)和指令。转化所关切的是发生了什么改变,而不

是改变为什么发生。”
最后,当我们从抽象的理论陈述,分析到较具体的案例现象时,发现还有一个
领域可以支持我们在探究改变理论时着重问是什么而非为什么的立场,那就
是“问“是什么”作为观察分析和行动基础的电子学中有关“黑箱”的研究方法。
这个研究方法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某方军队掳获了敌方的电子设备时。因
为电子装备通常都有自我爆破的设计,而无法拆开来分析,所以只有利用不同形式
的讯号输入“黑箱”的设备中,再观测其输出“了解电子装备的功能是什么,而毋
须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研究方法的观念已被广泛地应用在一些结构复杂的电子
回路探测工作上。这种研究方法只要了解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即可,所以要比实际去
研究装置的性质(为什么?)要经济省事多了!
如前面所提过的,少问为什么而着重于是什么是较有利于研究人类行为的。不
可否认,经常有人问道:个体目前的行为是否为他过去经验所造成的结果?当我们
探究问题时,可以忽略过去的原因对现在所造成的影响吗?不过,这种提问只是一
个假定,而这个假定显然多半与现实中自发性改变的研究结果相互矛盾。日常生活
与临床上的发现都告诉我们,改变不仅可以不经由彻悟,而且只有极少数的个人行

为或社会改变是对问题的起源有所彻悟而发生的。例如,一位失眠者可能由过去的
经验而导致目前的困难;他有一位对小孩不耐烦而且神经质的母亲,在孩提时代,
母亲总是催促他赶快睡觉,不要再烦她,等等。但是这些发现对目前的失眠问题,
或许提供了似乎合理、有时还相当复杂的解释,但对问题解决却一点帮助也没有
①。
【①这些经验性的发现(世故圆熟的解释)并未跳出一般的推论。通常它们反
映了两种可能性:(1)与过去历史的因果关系是一种迷人但却不正确的迷思。在这个
案例中,唯一的实际问题是:如何才能使目前的行为产生所想要的改变?(2)过去
与现在的行为间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但是既然过去的事件证明着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我们要不就是被迫放弃“改变是可能的”的个体的希望,要不就是进入一种预
设。至少由某些有益的角度来说,一个人过去的历史通过一个人目前对过去经验的
解释,仍然影响着现在的行为。如此一来,“过去”的意义无关乎“真实”或“现
实”,而是审视此时此地的不同方式。结果,我们得面对对“过去”的再解释只是
许多可能影响目前行为的诸多方式之一。在这一个案例中,我们还是回到唯一有意
义的问题:目前行为所欲的改变要如何才能被有效地产生?】
我们发现在有计划地介入人的问题时,最实用的方法不是去问为什么而是问是
什么。也就是去了解此时此地到底是什么行为,使得问题持续不变?我们应该采取
什么行动才能使改变发生?由此观点来看,要分辨一个系统(个人、家庭、社会
等)的优劣,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该系统是否能自行产生改变,或是它已卡在一个
无法自行停止的无止境的游戏之中。在前面广场恐惧症的案例中,我们就看到解决
问题的企图反而造成了问题的明证。
现在,我们应该较能理解一味地探究过去经验中的成因,只是一种自我设限
的“问题解决”方式。在心理治疗中,将了解为什么作为改变的前提是一种迷思,

正是这一迷思使得治疗的效果大打折扣。对于原因的探究——不论是治疗者、患者
或双方一起寻找——都可能只会导致永不休止的探究(如果他们将无法产生改变归
因于患者的领悟还不够深的话)。同样地,前面提过上幼儿园的小孩和她的父母并
不需要了解“为什么”之后才能解决问题;在广场恐惧症患者自发性改变的前后,
也没有任何与过去经验有关的彻悟发生,更没有去探究症状的意义。但是,很明
显,虽然这个患者并没有对助人专业的理论本质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但却能够帮助
其他广场恐惧症患者。
现在,我们可以更有系统地描述有关第二序改变的案例。我们在前面提过的那
个失眠者,他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在处理失眠问题时犯了错误,这个错
误就是他进入了强迫自己要“放自然些”的这种悖论之中。我们曾经运用一些看似
矛盾、令人困惑不解的指示而治好很多失眠的问题,例如,让患者躺在床上,但是
眼睛不要闭上,直到昏昏欲睡为止。这样的指示能够很快地治好这种毛病。而明显
地,这样的改变方法并没有去探寻他们无法入眠的早期原因,可是却对这些陷
于“放自然些”的悖论之中的失眠者造成了本质上的改变(对这些失眠者而言,药
物处理或按一般常理的治疗方法都是无效的)。而且,治疗者并不是要协助这些失
眠者精通自我催眠(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他的问题是在于他不能停止要
自己入睡的欲念,正如他不能够停止东想西想一样,而这些心理活动便如此悖论地
阻止他入睡。所以第二序改变的介入目标是不要他入睡,而不是如常理一般的解决
方法——设法让他入睡。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恐惧症的案例。这个患者无法忍受置身于嘈杂、明亮的商
店中,要不然就会昏倒或窒息。起初,他可能经验过当自己进入商店时短暂性的厌
恶或偶发的晕眩等之类很糟糕的感觉,但是,几天以后,当他想再进去那家商店
时,上次的经验可能记忆犹新,而他可能想极力避免同样的情形发生。结果,跟上
次一样的经验又再度袭击他。

可以理解的是,因为这个患者经验到其内在力量对他的支配,使得这些糟糕的
感觉一再发生,所以他用来避免这种情形发生的方法可能是经常服用镇静刺。但
是,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更维持不变,而且这个方法本身就是个问
题,他已陷入悖论之中。要解决他的问题,可以指定他一个反悖论的作业,就是要
他再走进那家商店,且不管那个时候他是否仍存在厌迫性的焦虑,就是要他故意昏
倒。他可以以一个瑜伽修行者的姿态去进行这项行动,并且可以照指示走到他想到
的地点,可是必须确定这个地点是他觉得只要再走一码的距离,就会被焦虑击倒的
那个地点①。
【①值得一提的是,病人通常是微笑地接受这一荒谬滑稽的行为处方,好像他
们经验到一种幽默的质地,这正是这种悖论的人类处境的一个严肃的本质。】
上面所提到的两个例子,都是直接介入患者原先解决问题的方法中,而改变就
这样发生了②。同样地,有个似乎合理但是至今仍未证实的臆测,就是如果将大麻
合法化(大麻的害处还未确定,但是它的副作用是不会比一些常用的药物更严
重),其可能不仅会减少人们对它的使用,而且也将使由于法律制约所带来的复杂
的反效果自行消失。有众多专家认为
这种大麻禁售令,反而会产生比不禁售时还要严重的弊端。
【②恐惧的逃避行为和色情文学的禁令有着根本的相似性:两者均在‘困
难’中制造出“问题”,而“问题”也伴随着有效的“解决”方法一起消失了。】
第二序改变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在有关人际间的信任问题上。例如,缓刑犯与他
的缓刑辅导员的关系。在理想上,应该是个完全信任的关系,因为辅导员是要帮助
缓刑犯,了解他目前的生活。可是,实际上,两个人之间却只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而且辅导员本身也摆出一副政府官僚的姿态。所以,如果那个缓刑犯再度犯下暴行
时,辅导员根本不会有机会去发现到这个状况。就算是辅导员跟他的当事人

说:“你应该信任我”,他也只能获得缓刑犯一丁点儿的信任而已。很明显地,信
任是自发的,不是以命令取得的。我们在训练辅导员时,有个虽然诡异但是却很管
用的解决问题方法,那就是要辅导员告诉当事人说:“你不必完全信任我,或把任
何事情都告诉我。”读者可能已看出我们给的指示与埃庇米尼得斯(第6章卷首句作
者)的陈述很类似,也和那位诡辩家所宣称的自己要进入城堡接受绞刑一样。这个
个案的结果不但使得他们的关系人不再退缩和拒绝,而且提供了那些陷于悖论处境
中的工作者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法。这位辩护人的声明获得了缓刑犯相当的信任度,
他澄清了自己的角色不可信赖的困境,于是可行的工作关系基础就这样建立起来
了。
另一个有关信任以及由于对困难的处理不当造成问题的案例是在赫鲁晓夹(
Khrushchev)的备忘录找到的(这个记载有可能是捏造的)。在这份备忘录中,赫
鲁晓夫描述了斯大林的女儿脱离共产党这一事件。在指责她逃离到西方的不智之举
后,赫鲁晓夫提到了这一事件的内幕:
她做了蠢事,不过贝尼迪克托夫(

Benediktov)在处理这件事时也一样的愚蠢

和粗心。很明显地,当她丈夫的葬礼结束后,她就到了苏联在新德里的大使馆。贝
尼迪克托夫是那里的大使,我知道他是一位很正直的人。史达拉嘉(Svetlanka)
跟他表示想留在印度几个月,但是贝尼迪克托夫却建议她马上回苏联,这就是他错
误的地方。当一个苏联的大使劝一个苏联的人民赶快回家,那将使得这个人起疑
心,史达拉嘉尤其敏感到如此待遇的意义,那意味着她已不再被信任。
然后,赫鲁晓夫表示他知道一个好的方法来处理这样一个悖论的信任问题:
我认为该如何做呢?我确定如果她不被这么对待,那么这件令人遗憾的悲剧将
不会发生。当史达拉嘉到大使馆并且表示她想待在印度两三个月时,他们应该对她
说:“史达拉嘉,怎么只想留三个月而已呢?去办个两三年的签证嘛!你可以办签

证,然后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当你想回苏联时,随时都可以回去。”假使她被允
许有这样的选择自由,那么自然而然地,她就会受到良心的监控,他们应该表示她
是值得信任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史达拉嘉会不回苏联吗?嗯!也许这样做事
情会变糟,但是至少不会糟到她脱党的程度吧。
我们提到的所有例子中有一个相同的架构:当事件A发生,而且情况令人难以忍
受时,一般人依常理判断会认为如果阻止A发生,也就是用A的替换物或对立面来避
免问题发生(即群论中的第四特性)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方法只会造成第一
序的改变。只要问题的解决思考是以不是“A”就是“非A”的二分法来寻求答案,
就将落入二选一的谬误中,陷于不是一就是二的选择困境里。可以确定的是,这
种“不被质疑的错觉使我们必须在‘A’或‘非A’之间作一个选择”,如此将永远
不能跳离两难的情境,并且使我们无法看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虽然它总是有违常
理。
第二序改变的原则是“不是‘A’,也不是‘非A…。这是一个古老的原则.例
如,禅宗大慧禅师指着一根树枝跟他的弟子说:“如果你称它是树枝,你是肯定
的;如果你说它不是树枝,你是持否定的。那如果不对它肯定也不对它否定,你怎
么称呼它?”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禅宗公案,用来迫使人们跳出肯定它或否定它的二
分法陷阱,而产生质的跃升,跳到更高的逻辑层次去思考,称为“超
脱”(SdLori)。这似乎也类似于圣路加(St

luke)所称的:“你愈想保住生命,

就愈容易失去生命,而不顾死活的,反而会活下来。”在哲学上有相同原则的是黑
格尔(Georg W. F He-gel)的辩证法,它强调事物的发展过程是超越二分法的,是
一个正反摇动反复变动的过程。
再回到维特根斯坦的名言“为困在瓶中的苍蝇指出一条出路”,那最不显眼的
瓶口其实就是出路。在诗的领域中,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原则的例子。英国诗人杰弗

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在关于“巴斯的太太”故事中写道:“一个年轻的

武士发现他的处境是愈来愈糟糕,他必须不断在两个他都不能忍受的方式中作选
择”;直到他决定不再作选择,也就是拒绝选择本身的时候,这位武士才发现脱离
苍蝇瓶的出口,就是跃升到更高的逻辑层次去思考,于是他才发生第二序的改变。
他不再局限于同一种类的选择,他开始去质疑并拒绝原先拥有的受限于同种类中所
作的选择,从而去思考能解决问题的各种逻辑种类,不再局限于原先的种类之中。
这就是第二序改变的本质。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纵然情境在目前现实上是不可能改
变的,也能用这种方法使改变成为可能。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进一步阐述第二序
改变的第4个原则,那就是重新框定问题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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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重新框定的艺术
问题:乐观者与悲观者的差别是什么?回答:乐观者说我的杯中有半满的水,
而悲观者则说我的杯子一半是空的!——无名氏
任谁皆可对生命之道有所怀疑,倘若我们对之无疑,生命反自显其意涵道理。
——皮亚特·海恩,《古鲁思>(Piet Hein.Croohs)
对村中所有的男孩来说,周末午后是放假的日子,但是对汤姆则并非如此:汤
姆要粉刷30码长、高9英尺的木篱笆。这个时候,生命对汤姆而言,是那么的空洞,
而活着也是一种负担。其实并不是这份工作令他不能忍受,而是每当他想到其他的
男孩若发现他在工作一定会取笑自己时,才令他痛苦万分。在这一黑暗而无助的时
刻,马克·吐温(Maric Twain)写道:一个灵感在汤姆心中一闪而至!当几个男孩走
向汤姆,其中之一的班恩,以一种嘲弄的口吻说:
“哈啰!可怜的家伙,星期六还得工作?……”
“为什么!是你啊,班恩!我没想到是星期六。”
“我要去游泳,你想不想去?噢,对不起,我忘了,你有工作要做,当然不能
去!”
汤姆定定地看了班恩一眼说:
“你说这是工作?”
“难道不是吗?”
汤姆继续粉刷木板,同时漫不经心的回答道:
“嗯,它可能是工作,也可能不是,我所知道的是我做得很爽!”
“算了!少盖了,你难道很喜欢粉刷篱笆?”

汤姆手中的油漆刷子来回不停地刷着:
“喜欢它?嗯,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会不喜欢做。有哪个男孩每天都有机会刷篱
笆?”
汤姆的这番话使得粉刷篱笆这件苦差事翻身了。班恩开始观察汤姆的动作,而
且被吸引,有了兴趣!
一会儿之后,班恩说:
“汤姆,让我刷一下吧!”
汤姆成功地将一件苦差事赋予了新的愉快意义,而他的朋友则跟随着他对现实
的重新界定而改变了!
在法国电影《弗兰德斯狂欢节》(Carnival in Flanders)中,西班牙军队
入侵了一个繁荣的村落;一名西班牙的间谍在军队尚未来到之前,召集所有村民表
示,全村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顺服地投降;或者若不投降,军队就会洗劫和破坏
村落!宣告完之后,这名间谍没有等到大家的回应便离开了。全村陷人了极度的恐
慌之中,村民了解自己的武力是不堪一击的。村中的男人们认为他们只有一条路可
走——奋力一战总比投降而又无助地坐视声名狼藉的西班牙军队强暴妇女与抢夺财
物要来得好。他们陷入了一种充满恐惧的想象之中,看不出还有什么能减少这场灾
难的解决之道。
但是村中的女人们却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男人“弃村而逃”,将妇孺
老弱“弃之不顾”,那么当西班牙军队到来时,因为村中并没有男性,所以不会有
战争。西班牙军人所看到的是一村子需要被勇敢的军人保护的无助的妇孺——这是
一个会让西班牙军人展现男子风范的情境。
的确,当西班牙军人发现自己被村中的女人温暖地欢迎时,他们便表现出胜利
者的光荣姿态来面对谦逊的女性村民,同时展露了对女性尊敬及保护的风范(虽然

在庄严的姿态之下,多少有一些性的试探,但这些仍在女士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
内)。因为西班牙军人仍需北上作战,所“他们在十分不情愿的心情下离开了殷勤
招待他们的女主人们,为了表示风度及谢意,他们不但未抢夺财物,反而留下了礼
物。
现在举一个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例子。这是一个看来好像与我们的论述不太相关
的口吃者的故事:寇先生有很严重的结巴,但却面临着要从事推销员工作的挑战。
我们可以了解这份新工作更加深了他对自己缺陷的在意。治疗者把寇先生将面临的
情境作了重新的框定——推销员通常因为自以为聪明又滔滔不绝的推销方式而惹人
讨厌,他们也都被训练成一种几乎不易被打断的推销式说话方式;我们是否曾体会
过面对这种推销方式时的厌烦,也是否发现过人们愿意仔细而且耐心地倾听有结巴
缺陷的人费力地说完一段话。寇先生是否想过他的缺陷说不定会是新工作中的一项
优点呢?治疗者使寇先生接受了这种观点,特别要求他在推销工作中要维持严重的
结巴。结果,寇先生的结巴反而逐渐自然地减轻了!
重新框定是指将人们赖以理解或经验某种情境的概念与情绪的假设或观点,改
变成另一组同样也能“符合事实”(甚至更好)的设定,经过这一转换,该情境对
人们的意义已全然改变。重新框定的机制并未涉及情绪的变化,而是当情境并未变
化时,人们赋予该情境的意义已经改变了①,以至于结果也不一样了(但具体的事
实仍然维持不变)。这正是哲学家爱比克泰德( EpicLetus)所说的:“不是事情本
身令我们困扰,而是我们所持的关于事情的意见在困扰我们。”②这句话中的关于
点醒了我们一件事,即任何意见(或是所赋予的意义、观点)是对该意见或观点这
一客体的后设层次,亦即另一较高的逻辑层次。
【①重新框定在“幽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幽默”中所隐含着的第
二种框架出人意料地赋予整个故事一种有趣的画龙点晴的作用。如前面提过的,凯

斯特勒(

Koestler)已大量书写过这一主题。1878年,奥地利匈牙利占领波斯尼亚

期间盛传的一个幽默的故事,可以说明这种技巧。一个传闻的小故事是这么说的凡
射杀领主者罚两年劳役,射杀外国首长者罚三年劳役,战役中射杀长官者罚四年劳
役。首相一定不可被射杀。】
【②或是如莎士比亚所言“没有什么事情是好或坏的,只不过是人们的思考让
事情是好或是坏。”】
从逻辑类型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我们将它应用到人
类行为及人类问题上时,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令我们面对一个经常被
质疑的概念——“现实适应”( realiLy adapLation)。现实适应常被视为是正常
的标准,但哪一个“现实”是“健全”的人要适应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与解答
将超出了本书的目标,因为它会深入到哲学及语言学的问题之中。我们应暂且略过
这个问题,仅对当“现实”的概念涉及在心理治疗中的争议而稍加讨论。
在心理学中,“现实”的概念并不是指一事物的本身,例如,它的基本属性
(如果真有什么物质属性的话)。对心理学而言,这些可被观察到的现象都是一个
事物的表象;“现实”是指爱比克泰德所谓的“意见”,或者是所谓的人们所赋予
现象的意义③及价值。
【③这种“意义”不只是一种习性与客观了解的事,而是在讨论这个情境中整
个人的重要性的问题。】
这一观点和以下这种简化但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假设相去甚远——即如果有一个
客观实体存在,健全的人要比不健康或精神异常的人更能觉知到它的存在。在这
里,我们得到的反思是:任何一件事,只有当它符合对现实的定义时,它才是真实
的,而这些定义正是人们所设定的①。引用一过度简化但有用的概念:“真
实”(real)是有足够多数的人都同意称它为“真实”的事物②——只是这个事实常

被大家忘记,所以到后来,这个大家同意的定义,却被人们经验成外在的“客观存
在”的“现实”了③,而只有“疯子”(或精神异常)才会无法看到“真实”。不
过,这种在大家共同同意之下而被具体化定义形成的“真实”,对不同的人也有程
度上的差别。例如,有些情境是多数人觉得“真的十分危险”而尽力避免的,但却
有极端的某些个人,如“尽其所能地追求死亡”,或是“有受虐待狂倾向”的人,
会用一种相当反常的方式界定现实,并且活在自己认定的真实之中。
【①当然,这并不只是局限在人类,阿德里写道:“‘领域’并不存在于自然
中,它是存在于动物的心中。”】
【②例如,事实上,“钞票’的价值绝非在于印有某种标志的四方形的纸票,
而是在于人际契约下的交易价值。贝特森报道过一个新几内亚原住居民的有趣例
子。原住居民用贝壳钱来交易每天的日常用品,而用磨石状的岩石做大宗交易的代
币。一天,村民用船载运这类大型石头到另一个村落时,船和礁石相撞,以至于所
有的“钱”沉入水中消失了。所有的原住居民都知道这一事故,这些石头代币此后
仍具有偿还债务的合法效用,尽管严格地说,现实中的石头已不复存在了,它只存
在于人们的心中。】
【③这是叔本华在其《自然中的意志》(The Will in Nature)一书中阐明
了康德(ImmanudKam)的伟大信条:“我们在‘创造’了一个现实之后却‘忘记’了
它是我们所创造的,反倒视之为完全独立于我们自己的一件事。目的论(指对自然
界中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均是为了达成目的研究)仅以智性进入大自然,因而创
造‘惊异的奇迹’。容我用一比喻来解释这种惊异现象的创造。它像在求知过程
中,发现了9的乘法和数字9加起来达到相同结果时,这个学习者就已准备好了接受
十进制系统的奇妙发现了!”】
重新框定是在“一个后设真实”的层面上操作,我们力图指出的是,即使一个

情境的客观条件远超出人们的控制,改变仍是可能发生的。逻辑类型理论再度使得
我们能将这个想法更严谨地概念化:如前面所提,种类是具有特定的共通特质的成
员或所有项的集合体,但一种既定种类中的成员甚少只属于一种种类。一名成员可
以是不同种类的一个构成分子。因为种类并不是一个可触摸的确实客体,而是概
念,是人们心灵所建构出来的。我们指定一个客体为某一特定种类,是学习来的或
者说它是选择的后果,它不是不可改变的真理。真理——如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Antoine de Saint-Exupery)所说,并不是我们所发现的,而是我们所构造的。
一个红色小木块可以被当成是属于所有红色物体之种类的一分子,同时也是块状物
体或木制物体的一分子①。更进一步来说,在爱比克泰德的想法中,是我们对事物
的“意见”,例如,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及价值,决定了一件事物的种类属性。当
我们一旦赋予某一事物特定的价值或意义后,便很难用另一种属性(意义或价值)
去看待它。例如,大多数的人厌恶吃马肉,但是有些人却喜欢吃马肉。对于两种人
而言,马肉具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意义及价值。只有在条件发生了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