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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的共產黨 : 共產主義如何危害自由世界 = The naked communist : exposing communism and restoring freedom

剝下共產主義「進步理念」的外衣
  《赤裸裸的共產黨》會讓你不寒而慄,一部倒著讀的《共產黨宣言》
  《赤裸裸的共產黨》是一部保守主義的經典作品,暢銷美國長達半個世紀,銷量累積二百多萬冊。

  該書出版於1961年,之前的1958年,是共產主義猖獗、橫行的年代。二戰結束之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並未如其他自由民主國家那樣,開始休生養息、重建家園,反而在政治上輸出革命、推動共產獨裁,積極攻城掠地、蠶食併吞小國,軍事上研發飛彈、囤積核武。世界頓時被一分為二,人類也被區分成自由人以及奉行共產獨裁的「馬克思人」。

  《赤裸裸的共產黨》是反過來看的《共產黨宣言》?

  進步年輕人以此為榮、曾以進步之名而投身的「共產革命」,實則是一場造成一億五千萬人死亡、耗蝕全球元氣的「運動」,成為人類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重大威脅。《赤裸裸的共產黨》一書,首次提供一個機會,了解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透析共產黨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從馬克思到史達林、列寧、赫魯雪夫,從二戰、中國赤化到古巴危機,把共產黨虛幻的外衣給扒下來,赤裸裸地看個精光。他指出共產黨人偏好暴力、好耍詭計、背信棄義,但全都被所謂的「革命」給合理化。

  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共產運動看似式微,走入末路,但他們實則躲藏在資本主義的包裝下,利用自由世界對民主自由的信任,把紅色思想再次滲透到世界各個不再防備的角落,等待時候,伺機而起。今日,冷戰結束快要超過30年,但是共產主義的影響力依然有死灰復燃之虞,所以本書的重要性一如60年前。如果沒有注入抗體,人們很快就會被紅色思想感染。

  自由世界的知識分子為何對共黨著迷?

  作者認為,共產主義特別會吸引自由世界的某些知識分子。原因在它包含引人入勝的「自然哲學」。共產主義這種哲學,似乎解釋了現存萬有的起源及發展——生命、行星、銀河、演化,甚至人類的智商。此外,共產黨也提出各種理想化的社會主義目標、人類最終擺脫政府約束的終極發展方向,對那些以往沒浸淫哲學的人,這些概念令高喊理念、缺乏實務的左派知識分子感到著迷、產生說服力。

  而自由世界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想讓水與火交融。我們為自由而戰,卻容許我們的小孩成長時相信一些其實是共產主義基本教義的觀念。年輕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在求學時就變成了共產黨的潛在支持者。

  顛覆自由世界的「45個目標」已經快達成?

  當年,斯考森羅列出共產運動的「45個顛覆行動目標」,原本只是作者本人的大膽預言。這些目標包括,「巴拿馬運河國際化」、「滲透並控制大企業」、「支持一切社會主義運動,而取得集權式的控制」、「滲透媒體」、「動用學生暴動來煽動民眾抗議」、「控制各級學校」、「承認共產中國。允許共產中國進入聯合國」等等。最後我們發現,斯考森所說的並非預言,而是要世人警惕共產陣營企圖如何影響自由世界的生活方式。因為這45個目標當中,只剩下最後一個還沒有被共產黨給突破!

  今日通過了解共產思想的運作,還有它如何侵蝕全球自由的經過,甚至比以往還要來得更重要。這是因為,自由民主社會裡的各種觀念和思想,比如多元化、公平正義等貌似「進步」的價值,背後的哲學和思想基礎實則就是共產主義。作者認為,經由《赤裸裸的共產黨》之分析,建立起個人的思想防線,才能進而把整個社會武裝起來。
Year:
2019
Edition:
Chu ban.
Publisher: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Language:
chinese
ISBN 10:
9578654782
ISBN 13:
9789578654785
File:
EPUB, 2.11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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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前 言

原 序  《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寫作歷程保羅.斯考森

序 章  馬克思人的崛起

第一章  共產主義的奠基者

第二章  共產主義的魅力

第三章  共產主義解決世界問題的手法

第四章  簡批共產主義處理世界問題的手法

第五章  共產運動在俄羅斯崛起

第六章  俄羅斯如何變成世界共產強權

第七章  共產主義來到美國

第八章  共產主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九章  戰後時期共黨攻擊自由世界

第十章  赫魯雪夫治下的共產主義

第十一章 古巴被共產黨赤化

第十二章 未來的任務

第十三章 共產主義的四十五個顛覆目標





附錄 五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問題一 他們如何為共產主義辯解?

問題二 一個民族如何成立自由國家?

問題三 什麼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

問題四 早期基督徒實行共產主義嗎?

問題五 什麼是共產主義的秘密武器?

參考書目





  《赤裸裸的共產黨:共產主義如何危害自由世界》自1958年首度自費出書六十年以來,世事風起雲湧。這本書是在美國反共運動高峰期的時候上市。作者斯考森花了數十年時間,研究共產主義以及它在全球無情擴張的情況。共產運動的終極目標,以及共產理論與哲學受到不少人的歡迎,這令人感到困惑,所以促使斯考森提筆撰寫這本書籍。出版後馬上引起轟動,變成全美的暢銷書籍,出現在超過一百萬戶的美國家庭的書架上。

  共產主義猖狂的年代,估計造成一億五千萬人的死亡,耗蝕全球元氣。今天它的影響力又有死灰復燃之虞,所以《赤裸裸的共產黨》這本書的重要性一如六十年前那樣。

  2014年7月,備受推崇的外科醫師兼政論家卡森(Ben Carson)現身福斯新聞台(Fox News)說,「《赤裸裸的共產黨》勾勒出進步派想做的所有事情。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會讓你以為書是去年才寫成的。它指出進步派想對美國家庭做哪些事情,還有他們正嚐試如何摧毀我們的猶太基督教價值及道德。」

  1950、1960年代,後來出任美國總統的雷根曾與斯考森共事,對抗共產主義害人思想的散布。雷根說:「沒人比斯考森更有資格談論共產主義對這個國家的威脅。你會受到警覺、會有所啟示,也會很高興有先聽斯考森講過。」

  1961年,斯考森把〈共產黨的四十五目標〉增添到書中,獨立為一章。那些目標鋪陳的步驟,用意是想毀滅美國文化。共產黨的目的在於廢除美國憲法,把美國轉化成馬克思理論中,單一世界政府的「附屬組織」。截至2017年,那45個目標除了一個以外,都已完成了。

  《赤裸裸的共產黨》問世六十年後的今天,了解共產思想,還有它們如何侵蝕全球自由,甚至比以往更重要。讀者了解過後,就會有所準備,採取行動。他們就會知道,該採取什麼步驟,以拯救美國的自由。美國是至今為止依然反對共產主義的國家。而共產主義的這條藥方,在已逝的20世紀,已經毀掉了好幾億人的性命。





Izzard Ink Publishing

2017年5月





  二戰結束時,本書作者W・克里昂・斯考森並沒有打算要寫一本暢銷全國的書本,更沒料想到寫出來的這本書,最後會名列冷戰經典作品。

  他本想寫一本簡明、便於閱讀,讓人想綜觀共產主義、共產戰術戰略時,可以毫無障礙的書。他希望乾淨俐落地寫出共產主義自訂的道德觀,它如何摒斥猶太—基督教倫理,它對權力及掌控的貪婪,還有對自由世界的威脅。

  斯考森確實了解,學術文庫裡已經有不少書籍及專文在談論這個主題。即使百科全書都有一到兩頁是在講述共產主義。但那些文本論述時不溫不火,讓他感到不悅。而且據他觀察,有關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洞見,廣泛地分散在太多的原始資料當中,一般讀者不易取得之外,也難以理解。





太多「主義」了

  二戰之後那幾年的1940年代,美國人對於共產主義並不太在意,至少一開始沒有。他們受夠了兩次的世界大戰,還有戰爭帶來的壓力及物資不足之苦。身為一個文化體,美國人此時打算聚焦在建設自己的「美國夢」。政治上叫共產主義的那個東西,似乎不值得在意,那只是屬於歐洲或某個遙遠地區、一大堆「主義」當中的又一個而已—算是政治或經濟上的抽象詞彙,照說該由政治人物處理,以便其他人都能快樂地期待去黃石公園度假、去買款新車、房子,或超炫的收音機。

  只是,共產黨是不會放過美國人的—幾乎每一天,它都出現在新聞的頭條,以及廣播新聞當中。

  到了1947年,蘇聯已斬斷與美國只同甘不共苦的合作關係,動手把東歐拉進經濟軍事同盟。崛起中的蘇聯帝國,其內部任何反史達林的哭號抗暴,很快都遭無情的戰爭機器搗碎。可悲的是,就在眾人呼號求救愈升愈高,終於傳過大西洋,來到美國東岸時,蘇聯這個大惡霸警告西方,叫他們別多管閒事,並威脅說膽敢來管的話,就會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果便出現東、西方的對峙,到了1947年還被冠上一個不祥的名稱,叫「冷戰」。

  那時候,西方認為自己滿強大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 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向政府保證說,任何來自蘇聯的威脅,僅侷限在歐陸打傳統戰。1947年9月26日的機密報告說:「各國當中,能威脅美國安全的只有蘇聯。蘇聯目前的戰力,無法侵略到歐亞大陸以外,但足以橫行於歐陸大部分地區、近東、中國北部及朝鮮半島。」

  兩年之後,隨著蘇聯原子彈的一聲巨響,那種頗為自得的觀點就此化為烏有。





世界權力從美國移轉

  1949年,蘇聯引爆他們的第一枚原子彈,西方自負的核子優勢,突然就沒了。1四年後,蘇聯人引爆熱核氫彈,將冷戰擴大為追求核子優勢的真正競賽。

  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趕跑大敵中國國民黨,1949年10月1日向世界宣布,另一個共產國家已登上世界舞台,國名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毛澤東擔任元首。

  八年後的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世上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Spunik 1),繞行地球軌道約1400次,叫數千萬人驚恐地相信,有朝一日核子彈會在頭頂繞行。

  這些事件不禁叫忙碌的美國人大為好奇,這一股既不明確但又暴力,正在成長,叫共產主義的力量,似乎取得偌大的進步。它是何方神聖?

  大致說來,美國人不懂什麼是共產主義。有些人認為,它是「俄羅斯模式」的社會正義的工具,強迫獨裁政體統治的國家要實施平等。對其他人來講,它是經濟上的意識形態,承諾讓各地勞工取得公平薪資。世界上有些工會,會採取共產黨的戰術力量,來改善工資和福利,他們快樂地看到,在新的馬克思規矩下,工會的會員數大為增加。對其他美國人而言,共產主義是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延續;它替無政府主張累積足夠的說服力,製造社會不安,想推翻美國的生活方式。

  雪上加霜的還有叫人難受的韓戰、間諜網、滲透、諜報活動、羅森堡夫婦(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被捕處死、鐵幕屹立,以及蘇聯與日俱增的建軍行動。





沒有在阻止共產主義嗎?

  1950年代早期,美國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扮演帶頭角色,努力揭發共產黨對美國政府的滲透。他呼籲採取適當步驟,確保美國的安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同時進行類似調查行動,但與麥卡錫無關。

  到了1957年,共產黨在美國的公開活動似乎達到了高峰,接下來慢慢減少。1950年代結束時,「美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USA, CPUSA)黨員流失,人數由10萬人左右,減少到不足1萬人。即便如此,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曉得共產黨還在暗地裡擴張,局裡派了1,500名線民到美國共產黨內臥底,持續監控。





伊莉莎白・班特萊

  對聯調局來說,諜報活動是既頭痛又討厭的問題。聯調局曾投注龐大力量,想糾出顛覆團體,從最敏感又層級高的政府官員當中,將共產黨連根拔起。這可是一件並不輕鬆的苦差事。

  辛苦工作偶爾會有收穫。例如在1945年,蘇聯間諜班特萊(Elizabeth Bentley)投誠,並透露在美國活躍的蘇聯間諜共有150人。名單裡有三個大人物,他們是懷特(Harry Dexter White)、錢伯斯(Whitaker Chambers)及希斯(Alger Hiss)。他們的驚人故事會在本書的第七章清楚交代。

  當時,同情共產黨理想的報紙記者試著摧毀班特萊的可信度,有人把她叫做「女間諜瑪塔・哈里」(Nutmeg Mata Hari)。2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班特萊這個「金髮碧眼、婀娜多姿的紐約人」天真幼稚,被共產黨愚弄而不自知。





終於打開蘇聯的機密庫房

  班特萊冤枉了她的前同志嗎?斯考森的描述是對她有利的,指出她不僅沒錯,但那也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冰山正偷偷劃破美國這條大船的船身。在斯考森出書之後長達30多年的時間,有關班特萊證詞的辯論才漸漸被人所遺忘。

  之後,一系列驚人的事件就被揭開了。強大的蘇聯帝國1980年代開始變弱,1991年崩潰。過沒多久,蘇聯的機密庫房、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及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3的檔案資料公諸西方人端詳。

  幾千份解密的間諜文件經過翻譯、檢視之後,證據開始浮現,班特萊的證詞獲得證實—

  財政部資深官員懷特的確是間諜,在美國進行諜報活動。美國國安局解碼專家提供進一步佐證,找出懷特的蘇聯秘密代號為「法學家」(Jurist)。

  錢伯斯參與間諜網獲得證實,跟他早些年在自己著作及演講當中所吐露的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至於前美國國務院資深外交官希斯,1950年他因偽證罪下獄過了很久,才被認出是一個在華府運作,名為「魏爾小組」(Ware Group)的地下共產黨細胞。當時對於他有沒有犯下間諜罪,大家還有一定程度的疑慮。同一批蘇聯檔案顯示,希斯長久擔任蘇聯軍事情報員,另證明「維諾那計畫」(Venona Project)分析得沒錯,認定蘇聯電文裡化名「阿列斯」(Ales) 的人,就是希斯本人。4





試圖馴化「北極熊」

  當時的外國陰謀、間諜行動及國與國之間的猜忌,多如漩渦且亂成一團,斯考森想出書,想揭發共產主義的真面目,可比擬成踏上艱難路程。

  斯考森在1958年指出,「我想描繪共產黨內心的想法,如此美國人才會真的了解共產黨的動機及野心。」

  斯考森認為,要把複雜、卷帙浩繁的研究論文,整併成一冊淺顯易懂的書,是自己一直未能完成的基業。

  斯考森在1958年受訪時表示,「我是希望說,如果我們能把全部材料寫進一本書,那麼一般美國人日常讀報時,才能夠把共產黨嘴臉瞧得夠清晰,才能洞析出蘇聯的策略是什麼。」

  斯考森歷史學得很好。他熱愛政治學,取得法學學位,盼望能深入研究憲政自由及其面臨的威脅。自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他於1935年加入聯調局,時間長達十六年。





歷練多職

  斯考森廣泛接觸聯調局的各個工作。他由最基層的傳令做起,很快當到訓練員、跨小組行政員、槍械教官、維序教官、督察員助理及管轄二十五人的通訊處長。跟所有幹員一樣,他奉調到全美很多城市,當時聯調局說這樣是「接受歷練」。

  此外,他的職務經常有一些能夠發揮斯考森能力的專案及特別任務打岔進來,比如演講、教學、訓練及寫作。

  1945年,他撰寫一份公關文案叫《聯邦調查局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聯調局拿它作為官方出版品,幾年內印刷數百萬份,廣傳各地。

  斯考森通常一年要到全美各地演講一百到兩百場。他的一名直屬上司這麼形容他,「他是局裡最棒的講師之一,完全忠誠,熱情洋溢……」

  駐在加州時的某天早晨,斯考森去參加了一場臨時會議。主持會議的聯調局幹員胡德(R. B. Hood)召集了大約三十名局裡認可的講師,要他們留意接下來要的一場演講示範。結束後胡德轉身對斯考森說,請他發表剛剛提到的示範。後來斯考森回憶說,他竭盡所能,但「過程中瘦了十磅」!最後胡德宣布,斯考森將擔任一門舉行數週時間的演講課的新教官。





聯調局內部的共產主義學者

  斯考森任職於聯調局時,並沒有被派到研究共產主義的反諜報單位,也沒有針對這個課題產出任何相關的研究文件。然而,聯調局幹員們的工作範圍不僅僅於「犯罪」或「安全」。他們在兩個領域都受過訓練,不時轉職於這些領域之間的職務。斯考森的日常工作,讓他接觸到共產黨員及共產黨的同情者。他有很多機會與聯調局內「負責」鑽研共產主義的權威及專家交談。斯考森日誌裡點名提到,自己研究共產主義時,幾位聯調局官員曾幫忙指導過他:

  斯考森寫道,小名「米其」的拉德(D. M. Ladd) 熟稔共產黨諜報機器運作的程度,可能比聯調局其他人都要高。拉德一度是聯調局三把手,只是為時不長,他另擔任聯調局反情報行動的主管,監督多個冷戰重大國安案件的偵辦行動,包括希斯、羅森堡夫婦等等。

  小潘寧頓(Lee R. Pennington, Jr.)「是我聯調局時代的好友之一,同時也是研究共產主義的恩師。」潘寧頓是聯調局的資深幹員,與胡佛局長密切合作,專精於找出共產活躍分子及同情者。1953年退休時,位列聯調局第三人。

  斯考森說,「當我還是菜鳥幹員,在華府受新訓時,哈特爾(Guy Hottel)是我的主管(Special Agent in Charge, SAC)。他積極參與調查首都地區的共產黨員及犯罪的陰謀」。哈特爾與胡佛非常親近,有段時期擔任胡佛的貼身保鑣。

  共產主義專家蘇利文(William C. Sullivan)是國內情報處處長,一度是聯調局第三號人物。他也是1962年出版,胡佛掛名作者的《共產主義研究》(A Study of Communism)一書的主要寫手。





與蘇利文變成朋友

  斯考森與蘇利文通過幾封信,斯考森在當中一封告訴蘇利文,《赤裸裸的共產黨》幾週之內就要付梓,「我真應該把書稱為『我倆』合著,因為我永遠感謝你給我的絕佳指導。唯一遺憾之處,是無法在導論中寫上兩三段,提到你對成書的貢獻。然而,我敢確定,你閱讀此書的時候,一定能領會我對你傑出研究的感激之忱。你的研究像挖出的許多金塊,而我把它用在書中當素材。」

  接下來蘇利文寫了幾封信,協助斯考森修正內容,並充實一些額外細節與引言。

  斯考森由這幾位聯調局好友,以及其他的親身經驗,取得特殊的知識及洞見,了解到是什麼東西讓共產主義有效發揮,而驅使共產黨起作用。

  斯考森解釋說,「我問(聯調局)一位專家,為什麼我們不把(研究共產主義)的資訊散播出去,他對我說,原因在於『你不能把它以任何形式交給大眾,現在還不是時候。』他說,『你讀大約一百七十五本唯物辯證法書籍之後,就能領略了。』我說,『好,先派我去參加研討會吧,我想好好研究一下。』他說,根本沒研討會,沒人寫過專題論文。」





與好萊塢的親密接觸

  斯考森說,自己第一手接觸共產黨的經驗,出現在最沒料想到的時機。其中一次,是發生在他擔任聯調局與好萊塢電影公司的聯絡官的任內。胡佛局長要他嚐試,「策反」一位主演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明星,要她別再金援當地的共產黨,別再參與據說是共黨陣線的促進團體「藝術科學專業獨立公民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itizens’ Committee of the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

  斯考森談到德・哈維蘭(Olivia de Havilland)時說,「我安排好時間,去德・哈維蘭跟她姊妹們在好萊塢的豪宅拜訪她。跟所有明星一樣,她們宅邸都有很考究的門面,但人住在後頭的合居式公寓裡。」

  斯考森開始對德・哈維蘭小姐講,胡佛局長對她在電影的演出印象深刻,而且認為,若是有人能夠喚起她的記憶,想到美國對她的生命及事業有多重要,德・哈維蘭或許可以提供很大的幫助。交談四十五分鐘後,她不為所動,矢言沒什麼可以改變她的心意,她跟自己社團的朋友們和樂融融。

  斯考森回到聯調局後,想出一個點子。他請技術人員調出聯調局偷錄而德・哈維蘭沒參加的共黨例行聚會錄音。他發現,那些所謂的「朋友」背著德・哈維蘭嘲笑她太天真,用粗俗的綽號來稱呼她等等。斯考森把幾個類似的評論,剪輯成三十分鐘的帶子,拎著一台手提式錄音帶播放機,再到女星家中。

  斯考森說,「我跟她講,我在門廊等到她聽完,屆時假如她有意願的話,我們再談。」結果不到五分鐘,德・哈維蘭氣沖沖回來,「滿嘴幹譙,好像趕騾子車伕。」她火氣很大,發誓再也不去那個團體。此時斯考森提議她,要不要做出她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演出,吸引了德・哈維蘭的注意。他請德・哈維蘭透露自己所知,有關共產黨計畫滲透好萊塢工會的一切,而他保證,有些資訊會放給媒體知道。接下來,她再去下一次集會,裝作十分火大,指責有人向聯調局通風報信,而且宣稱,那個齷齪間諜,不管他是誰,如果不被揪出來處理,自己絕不再捐一毛錢。

  女星照辦了,如此她就能脫離該團體,沒引起懷疑。接下來她對「獨立公民委員會」的質疑,讓她及其他好萊塢支持者得以離開該團體。德・哈維蘭與斯考森變成好朋友,後來合作好幾年,還辦了一場大型集會叫「好萊塢給共產主義的回答」(Hollywood’s Answer to Communism)。當地電視轉播了這場活動,參與者包括德・哈維蘭等40名演員及製片人,現場觀眾15,000人,收看電視的觀眾有超過幾百萬。





最重要目標在教育

  縱使斯考森對那麼多學富五車的人試圖拆穿共產黨的把戲,卻沒有對國家級決策者造成什麼衝擊及影響,而感到很失望。

  他說,「二戰時,我注意聽共產主義專家在聯調局對我們講,美國有哪兩種選擇,還有,若是美國選錯,會發生什麼結果。但我們一成不變地都踩到陷阱。我對自己說,『我們在這兒接受深知答案的美國人啟蒙,然而,高層卻有選錯的傾向。』」

  斯考森說,他想要「叫很多人曉得(自由及共產主義)這個課題,如此無論是誰成為民主黨主席,或共和黨黨魁—首先他們都會先認知自己是美國人」。

  斯考森悲嘆,沒有一份參考文件可以指導大眾更加了解共產主義,只任由人們在無知及不實資訊中墮落。

  斯考森在1958年說,「我跟自己講,這真是瘋狂,不可能吧!但現實真是如此。結果便是,這麼多年下來,所有美國陸軍情報員、聯調局幹員、海軍情報員及政治學教授,一直在大量的(論共產主義)素材中費力爬疏,希望自己能夠正確地詮釋那些共產黨模稜兩可的說詞。」





胡佛局長

  胡佛局長無法受邀演講的時候,局裡其他受過培訓的幹員或長官會代他前往。斯考森代替胡佛發表演講時,主題一般含括諜報行動、青少年犯罪及「黑幫時代」(gangster era)的刺激故事。他另奉派講解有關來自外國的威脅。

  斯考森說,「幾乎自我任職於聯調局起,便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不光出自個人興趣,還因為胡佛要求所有幹員去研究共產主義。「當中只有兩個人認真看待這個要求:蘇利文(Bill Sullivan)跟我。我由外勤調回來後,過不了多久,除了胡佛局長以外,獲准演講共產主義的兩位幹員,便剩蘇利文跟我……蘇利文與我準備講稿的方式,不會把局長作為焦點。我們專攻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可憎之處,援引共產黨員說過的話、做過的事。」

  斯考森對一位傳記作家說,共產黨對美國的整體狀況來說實在微妙,對誰來說都是如此。「你在白宮地下室都能感受到共產黨的存在;他們控制了大約八個工會,總統都想跟他們套交情,以便那些較大的工會能夠投票支持他。事情真的很棘手。」

  此外,聯調局受命調查納粹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斯考森說,「胡佛是冒著風險要調查共產黨。他認為共產黨的危害要大於納粹。他同時會把情報提供給麥卡錫。」

  隨著這些年來,聯調局講解共產主義的人手增加,胡佛言明,經過認可的講師都得到他本人的充分授權。胡佛說,「聯調局有資格到全國各團體演講的代表,都得到我充分授權及認可。他們對共產主義的講解,完全沒有推翻我之前類似演講的內容。」

  斯考森與胡佛關係友好,互相支持。他調到聯調局總部那些年當中,經常、固定與局長接觸。斯考森擔任通訊部門負責人時,辦公室與局長室就在同一走廊的斜對面。

  斯考森在工作日誌寫道,「胡佛就像發電機,讓聯調局充滿活力。他犀利又專業,做事精準,講話通常快如機關槍。我把他視為良友,他也是我一生所知真正的賢人之一。」





「我的行政助理」

  二戰期間,胡佛局長在數十封信中提到斯考森,並稱其為「我的行政助理之一」,而賦予他一定程度的決策地位,即便那種地位在當時聯調局編制內並不存在。5胡佛還說斯考森是「局總部裡最有戰鬥力的行政人員之一」。這些說法不經意間導致不少猜測,說斯考森幹員在聯調局裡擁有高職,但事實上沒有。

  斯考森說,「由於預期可能會發生戰爭,因此擴大僱用人力。高層把在相關領域有行政經驗的幹員都找來。凡是控管幾個單位的人,都叫行政助理。當時共有八個行政助理,但都聽命於副局長尼柯斯(Nichols)。」

  那些把斯考森形容為「我的行政助理」並發給特定收件人的信,真的是出自胡佛之手嗎?

  斯考森說,「胡佛局長總是被批評說聯調局的信總要經過他的簽名才能發出去。由聯調局總部出來的每封信,上頭只有一個名字。局長發信,全透過局長辦公室,都是由胡佛親筆簽名,或者是他貼身秘書代理執行。」

  斯考森任職聯調局十六年的生涯結束後,與胡佛的友誼仍維繫很久。1951年,他獲邀到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任職,他認為那是教會給予的使命,於是接受了那份差事,出力建設學校,培養教職員。斯考森任職聯調局最後一天,到胡佛的辦公室向他道別。胡佛站起來,要他回答,「你是對誰不爽?」

  「我沒對誰不爽啊。」斯考森回答說。

  「那你幹嘛辭職?」

  「哦,你也曉得摩門教會怎麼運作。他們來找你,選中你,才不管你幹的是什麼職業。」

  接下來胡佛暖心與斯考森握手。胡佛說,「嗯,我猜你打算反守為攻了。我始終了解你的立場。如果你有意回來,我們永遠歡迎你,先打聲招呼給我就行了。」





局長並未替斯考森背書

  往後四年,斯考森定期把自己的新書寄送給胡佛局長,或是進城時,順道拜訪問候。胡佛一定會熱誠地回信,另在斯考森私人及職場的重大日子,捎上親切的小卡片或信件。胡佛作品《大騙子》(Masters of Deceit)出書,斯考森買了一本,寄到聯調局總部請胡佛簽名,除了簽名胡佛還寫了些感言。

  等到《赤裸裸的共產黨》出書時,胡佛秉持奉行已久的慣例,絕不替他人的專案、計畫或書籍背書。無論何時,人們請他談論前幹員的著述,胡佛總是妥當地婉拒評論,讓聯調局保持距離,如此自己可以保持政治中立的地位。

  即便如此,胡佛差一點就替《赤裸裸的共產黨》背書。他收到斯考森簽名贈書之後,6寫了張內容友好的卡片寄給斯考森,「我敢打包票,你就這個重大主題付出的心血,一定廣受矚目,引人深思。你真貼心,記得簽一本寫有我姓名的贈書送我。」後來,胡佛還撥時間,把一些推崇《赤裸裸的共產黨》的書評寄給斯考森。1959年,胡佛寫道,「信中所附書評,都很誇獎你的新作,你一定有興趣讀一讀。耑此敬頌,你的好朋友,胡佛。」





寫出《赤裸裸的共產黨》

  斯考森離開聯調局後,對共產主義的研究取得重大進展,並能夠落實成一本書。1953年,也就是他就任於楊百翰大學的兩年後,校長詢問斯考森,是否能參加一個內容有關共產主義的寫作委員會,可以的話,也許發展成一本適合大學的教科書。斯考森欣然接受,著手去做後來稱為「共產主義及美國遺產」(Communism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的計畫。

  兩年後,計畫陷入泥淖。斯考森寫信給校長,表達自己憂心浪費了太多時間在辯論最基本、已有足夠文獻的共產黨史及馬克思理論。

  斯考森1962年說,「多方看來,這項工作證實為最困難的差事。在當時,談論共產主義的文獻不僅匠氣,還零星分散。此外,英文裡還沒寫過綜合性文章談論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哲學及顛覆性本質。故此,寫作委員會煞費苦心花了幾個月時間,想達成一些基本標準,憑以立論成文,但意見太分歧,事態很快變得很清楚,最終該由一個人先撰寫,接下來再交給其他人添加意見。」

  在校長大力促成下,其他教授們答應讓斯考森離開委員會,以便他能獨力完成寫作。這件事讓斯考森再花了五年的時間。





找到正確書名

  一開始,斯考森把自己的書取名為《共產主義及美國遺產》(Communism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接下來改為《共產黨的呼號》(The Cry of Communism)。雖然他還沒決定好書名,但傾向於後者。

  接下來有一天,他湊巧與好友、知名電影製片人德米爾(Cecil B. DeMille)談到這件事;德米爾也強烈反共,大力提倡自由。斯考森提供定稿給德米爾,看看有什麼反應,當時德米爾剛完成自己的史詩電影《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過了幾個星期,德米爾回應,「斯考森兄,你書中所提的,就是要把共產黨的做作及宣傳剝個精光。所以我想把這本書稱為《赤裸裸的共產黨》。」斯考森照辦,接下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收到初版新書時,德米爾回覆說,「你的《赤裸裸的共產黨》,對於一個必須不時提高警覺的美國人來說相當有幫助。」





暢銷書

  1958年,斯考森對傳播「微言大義」如此熱衷,以至於他跳過大型出版公司,由自己儲蓄裡拿錢支付《赤裸裸的共產黨》首刷五千本的費用。一開始書賣不動,擱在朋友的車庫裡。花了大約一年,書終於暢銷起來。一經流行便如燎原野火。

  首刷幾個月內賣完。過沒多久,二刷也告售罄,三刷幾乎是還沒離開印刷廠就賣完了。兩年之內,每刷本數由一萬本增至兩萬,有一度還需要大量刷個五萬本。

  對《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各種讚美由各地蜂擁而來。除了前述胡佛的卡片,其他聯調局朋友也恭喜斯考森的書寫得真好。斯考森在他日誌寫道,自己「賣了幾百本給前聯調局的同仁們」。

  前聯調局副局長崔西(Stanley J. Tracy)評論說,「這是我讀過論述共產黨主題最強而有力的書籍,邏輯上它是胡佛局長的作品《大騙子》的續篇。大學教授採用本書作為教科書實在太完美了,全國各大學、公立圖書館書架,都該擺上這本書。」

  全國廣播電台新聞分析家哈爾維(Paul Harvey)對聽眾說,「以往我從來不曾對任何書籍,給予這樣無條件的支持。」

  華府的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參事寫信說,「我們已把幾冊《赤裸裸的共產黨》原文書寄到台北的外交部,建議翻譯成書,分發流傳。我們將把進一步的發展告訴您。」

  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寫信說,「值此人類歷史關鍵階段,您已剝光共產黨的『理性主義』、『歷史必然』光環,把它一切醜陋赤裸裸地揭露出來,替自由世界制定出了行動方針。」7

  特約專欄作家兼廣播評論員索科斯基(George E. Sokolsky)要美國共產黨的支持者醒來而且留心,「對那些芝加哥律師,還有其他真想知道自己正在推崇什麼的人,我推薦一本書,書名叫《赤裸裸的共產黨》。」

  美國律師協會在1958年的《年度報告》中推薦斯考森的書。美國陸軍情報學院(U.S. Army Intelligence School)把它列在推薦書目。全美國會議員、參議員、學校及大學紛紛發文表示感激,替斯考森的作品背書。

  雷根總統1964年的文章中談到斯考森,「再沒人比斯考森更有資格來談論共產主義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威脅。」

  《赤裸裸的共產黨》書中沒有迎合自由派媒體的內容。《展望》(Look)雜誌在1962年3月13日那一期寫道,民眾對那本書的接受程度「簡直難以置信,原因在於書評界泰斗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紐約先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或者《週六評論》(Saturday Review)都沒有撰文評論這本書」,然而它還是一樣暢銷,「一天一千本,目前已來到第十一刷了。」





研究方法

  《赤裸裸的共產黨》對學懂共產黨歷史及目標的貢獻很大,部分要歸功於斯考森的治學方法及過程。他所面對的難題是語文障礙以及資料的取得。當時,有關共產主義及其奠基者的實情、引證及傳記,絕大多數是用法文、德文或俄文撰寫的,而且在歐洲出版。美國學生能取得的書本非常少。斯考森的解決之道,是堅持使用英文裡可以找得到的原始材料。

  「我較為偏向於使用原始的共產黨材料著手分析,歸納自己的結論,原因是我發現,很多現代共產理論的辯士試著扭曲原始學說,把學說的前後不一給合理化。」

  至於較現代的事件,斯考森引用當今積極研究共產黨陰謀的作家。引用的作品列舉於參考書目。

  斯考森說,「我的參考書目,含括的原始共產黨來源比例很大。事實上全是在1930到1940年間,由紐約國際出版商(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of New York)公司首度在美國出版的。這些書我個人書房全有,引用的便是它們。」





反共運動

  1950及60年代的反共運動,激增的挺美反共熱情,大浪滔滔般吞沒掉斯考森。斯考森平均一年發表演說四百場,連續五年,累得要死—有一天他演講六場,創下個人紀錄。相較於他在聯調局時代的演講任務,數量尤為可觀。這麼多的公開曝光以後,讓人大為好奇斯考森的背景以及其對於共產主義研究的專業。

  隨著名揚四海,有人開始吹噓說斯考森是「胡佛的首席助手」、「聯調局共產主義專家第一把交椅」。斯考森從未這麼自稱,還煞費苦心去糾正。





聯調局湊近端詳斯考森的書

  1958年《赤裸裸的共產黨》出書不久,聯調局決定要來審視書本內容。局裡「國內情報處」(Domestic Intelligence Division)有意了解書中怎麼寫聯調局,還有整體上斯考森如何處理共產主義這個議題。

  他們發現,撇開一些小錯誤,「應該無損全書的威力」。聯調局給的書評相當正面,差點兒就突破明令禁止的背書原則。

  報告宣稱,「書寫得很好,的確有助於反共力量的成長。這本書清楚指出共產黨對自由世界的威脅。一本書中便包含共產主義的許多面向,包括共產理論、共黨領袖的生活、共產主義邁向征服世界的暴虐、共產主義的謬誤,還有建議從現在到1970年這段關鍵時刻,如何對抗共產主義。」





中情局也來湊熱鬧

  美國國家級的情報單位對《赤裸裸的共產黨》興趣如此之大,以至於局裡購買的幾冊一直被人由圖書館借走。斯考森曾寫介紹信給中情局長杜勒斯,但回信係由副助理局長豪爾頓(Paul W. Howerton)所寫。

  豪爾頓1958年9月回信寫道,「我們相當了解這本書,事實上早在去年5月就下單買了。局裡一般的圖書館及受訓生圖書館都有數冊您的大作。有件事您也許想知道,當我想由圖書館借出您的書來喚起我的記憶時,卻發現它們都被局裡同事借光了。」

  1986年,豪爾頓回函將近30年後,斯考森私下獲邀到維吉尼亞州蘭利(Langley)的中情局總部大樓一遊。局方帶他到總圖書館,再到一個不大的邊間。邊間的門上方有個牌子寫著「歷史情報典藏」(Historical Intelligence Collection)。房間裡有數百本舊書,陳列在由地板到天花板的書架上,大多數是英文書,有些是俄文及中文書,其他則以阿拉伯文及現代希伯來文寫成。陳列主題由克蘭西(Tom Clancy)、佛萊明(Ian Fleming)等數十人寫的間諜小說,到戰術手冊、情報工作手冊及國內外的間諜技巧書籍。8大多是初版書,很多都有作者簽名。接下來圖書館員指向朝角落靠牆的書架,請斯考森看。那兒放了三本《赤裸裸的共產黨》,其中一本是西班牙文譯本。

  館員對斯考森說,「冷戰時代,這本書是我們的聖經。《赤裸裸的共產黨》出版以前,我們沒有任何幫我們了解敵人的作品可供研讀。它是我們最棒的參考書,幫忙很大,直到後來別的材料出現為止。我們做情報的,人人都有一本,讀到書破破爛爛,就跟那幾本一樣。能否請您為它們簽名?」9





好萊塢對共產主義的回應

  有人貶抑反共熱潮不過是想煽動美國人的熱情,但事實絕非如此。面對俄共總書記赫魯雪夫以及其他共黨領袖不斷的揶揄、威脅,美國人用行動來回應。對蘇聯叫陣的最大一次行動,應該是1961年10月16日舉行的大型反共集會—「好萊塢回應共產主義」(Hollywood’s Answer To Communism)。超過15,000人擠進好萊塢露天劇場,外加電視轉播收看的觀眾,估計有4百到6百萬人。

  參加集會的人士可謂星光熠熠,都是好萊塢大咖:約翰韋恩帶領眾人讀《效忠宣誓》詞,其他名流有吉米史都華(Jimmy Stewart)、沃爾特布列南(Walter Brennan)、泰克斯立特(Tex Ritter)、琳達達內爾(Linda Darnell)、喬治墨菲(George Murphy)、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尼爾森夫婦(Ozzie & Harriet Nelson)、瑪琳奧哈拉(Maureen O’Hara)、文生普萊斯(Vincent Price)、納京科爾(Nat King Cole)、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約翰福特(John Ford)、羅伊羅傑斯(Roy Rogers)、戴爾伊凡斯(Dale Evans)、唐迪福爾(Don DeFore)、雷根(Ronald Reagan)、帕特奧布賴恩(Pat O’Brien)、康妮海因斯(Connie Haines)、珍羅素(Jane Russell)、羅伯史達克(Robert Stack)、康乃狄克州民主黨籍參議員杜德(Sen. Thomas J. Dodd)、弗列・舒瓦茲博士(Dr. Fred Schwartz)、愛德嘉卑爾根(Edgar Bergen)、巴迪艾森(Buddy Ebsen)、愷撒羅摩洛(Cesar Romero)、帕特博尼(Pat Boone)等數十名。

  當天為「好萊塢回應共產主義」演講的人,都是當時的反共領袖,包括斯考森在內。《洛杉磯鏡報》(The Los Angeles Mirror)報導,斯考森對聽眾的吸引力持續不散。

  有位記者報導,「聽眾們熱情洋溢,四小時集會裡多次站起來喝采,許多讚美都送給前聯調局幹員斯考森;他提出對抗共產主義的五點計畫。」

  聽眾的接受度,讓斯考森極為激動。「我講完『可以做什麼來擊敗共產主義』時,聽眾們站起來喝采。真是令人感到興奮,因為我的那些建議,都是我國左派教授一直批評,說美國人民絕不會接受的東西。」

  好萊塢露天劇場集會結束後,斯考森的採訪及演講邀約源源不斷,自己巡迴全國好幾個月,受訪及演講了幾百場—有時還搭直升機進場。他向麥迪遜廣場爆滿的聽眾演講,在全國大多數主要城市廣場也一樣。1962年2月,好萊塢露天劇場集會已重播多次,累積2千多萬觀眾人次的觀看。美國已經被喚醒並且站了起來。





好些前同事酸溜溜

  不知怎地,有些聯調局前同事並不樂見《赤裸裸的共產黨》的成功,以及斯考森愈來愈受到的歡迎。隨著反共熱情日益高漲,聯調局裡卻有些人愈來愈在意。局裡意見紛紜,說斯考森出賣自己與聯調局的關係,利用反共運動而獲利。

  例如斯考森的恩師兼好友蘇利文竟使用官方照會,把斯考森描繪成極端分子。1963年1月,蘇利文在自己一份備忘錄裡援引海軍軍法署長瓦德(Chester Ward)一些貶損斯考森的談話。瓦德以前在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任職十六年,他宣稱見過斯考森本人,說他是「沒原則的反共詐欺犯」、「只想到賺錢,遂行個人目的」。

  其他聯調局官員心態類似。在接下來的備忘錄裡,沒提到瓦德是批判斯考森的源頭,只說斯考森「已被定調為詐欺犯」及「只想賺錢」等等,彷彿這種說法已成公認、既定的事實。除了那堆無中生有的標籤,瓊斯(M. A. Jones)還加上毫無根據的說法,宣稱斯考森「使盡渾身力氣來剝削反共主題……他想都不想,就出賣自己以前與聯調局的關係,以成就自己反共作家、演講家的地位。」

  源自蘇利文、瓊斯、德羅區(Cartha Deloach)、貝爾蒙特(A. H. Belmont)、瓦那爾(W. R. Wanall)等人的備忘錄提到斯考森時,經常加入這些字眼,「近年來,他與極右派的團體如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 JBS)緊密掛鈎」,在頻繁提到其他「右派」名人如施瓦茨(Frederick Schwartz)、斯穆特(Dan Smoot),每次都帶著貶斥的意味。





什麼是約翰伯奇協會?

  斯考森有位華府好友班森(Ezra Taft Benson)。班森在艾森豪政府擔任農業部長,曾協助放了幾本《赤裸裸的共產黨》到白宮、國務院、聯邦官署、國會等機構。斯考森及班森早期都支持約翰伯奇協會,但時間並不久。

  斯考森說,「我倆沒加入該協會,但我寫過〈共黨攻擊約翰伯奇協會〉一文,因為該協會一直追蹤我們社會裡的顛覆分子並揭露出來,為此它一直遭受抹黑及攻擊。」

  過一段時間以後,斯考森及班森雙雙疏遠了約翰伯奇協會。斯考森說,「長期下來,(約翰伯奇協會)有點兒過分了,比如倡議彈劾首席大法官。他們涉入政界太深。我就離開他們。我從沒入會,但共產黨真想摧毀他們的時候,我的確為他們辯護。」

  被烙上柏奇人的標籤,會受傷嗎?斯考森說,「受不受傷,要看人們無知到什麼程度而定;我們要他們知情通曉,他們卻閒言閒語。」





志同道才合

  不知何時,斯考森聽說對他的人身攻擊開始在聯調局的管道裡傳來傳去。於是他寫信給胡佛局長。

  「過去幾年,事實上我做的每場公開演講,都錄音記錄下來。我想這足以證明,我跟任何批評我的人一樣反對極端行為。只是,他們一直訴諸不真實的道聽塗說,想製造一個印象,說《赤裸裸的共產黨》跟我個人是激進極端言行的支持者。」

  事後回想,斯考森對自己老朋友蘇利文突然轉而反對他,後來還反胡佛局長,依然感到迷惘。斯考森推測,推波助瀾的因素是蘇利文的政治傾向。《紐約時報》表示,蘇利文是「第一位打入聯調局高層的自由派民主黨人」,這個政治傾向與斯考森及胡佛南轅北轍。

  多年來,國會山莊裡一直有一股暗流想除掉胡佛。斯考森說,「有很大的可能是羅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讓蘇利文相信,出力除掉胡佛後,他(蘇利文)就能成為新任局長……這個念頭叫他沖昏了頭,導致聯調局大內鬥,胡佛終於把蘇利文給攆出聯調局。」





李(J. Bracken Lee)市長

  1957年,在鹽湖城的邀請,及胡佛的推薦下,斯考森接受重建鹽湖城市警局的任務,並出任市警局長。三年半內,斯考森邁開大步,把市警局打造成專業洗鍊的機構。這項新工作拖慢《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寫作進度,但他夜裡勞心勞力寫書,如此他白天才能盡心於警察局長的工作。他受到員警同仁及鹽湖城市民的歡迎。犯罪降低,娼妓離開當地,《時代》雜誌稱鹽湖城警方為「模範警力」。《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這本全國性警政標竿刊物的編輯邀請斯考森撰文,暢談他的成功策略登在月刊裡。

  接下來約瑟・李當選新市長—他矢言撤掉斯考森局長,讓鹽湖城「放輕鬆」。

  李不喜歡斯考森的嚴格執法,尤其是查禁脫衣舞俱樂部及賭博。他想抹黑斯考森,於是接洽聯調局,使盡渾身力氣找碴,想傷害斯考森局長的美譽,為開除他找堂皇藉口。他很失望地了解到:斯考森在局裡的評價很高,而且已經自願離職,到楊百翰大學任職。

  李羅織其他罪名,另使計施壓,而在市政委員中取得三比二的多數票,開除了斯考森。

  開除斯考森後,鹽湖城全市譁然,消息一路傳到華府。斯考森的支持者從全國各地打電話、寫信來抗議李的愚蠢亂搞。

  李為自己的舉措找藉口,說斯考森是「第一流的冒牌貨」,「亂花、誤用公帑」、「巧言令色」,根本是個「浪費奢侈的公僕」,濫權指使公職人員去寫《赤裸裸的共產黨》等等。其他慣常愛用的抹黑,還有把斯考森說成是「剛出道的希特勒」,把鹽湖城警察局當成秘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李後來補刀說,「他叫所有的人都怕他,而這一點令我擔憂。」同樣的話語於2008年斯考森的暢銷書《飛躍五千年》(The 5000 Year Leap)及《締造美國》(The Making of America)出版時再度湧現,攻擊斯考森的人格。

  事實證明,李的指控如濫用公帑,沒半個經得起檢驗。員警、職員的個人證詞、官方的會計紀錄都證實是李市長不對。市長甚至無法對他宣稱的斯考森不法行為,提出正式法律訴訟。但事情已經無法回頭了。

  他被開除後不久,鹽湖城員警及文職職員、不分男女,向斯考森送上親筆簽名的送別宣言書。他們甚至不惜觸怒市長,在《警界互助雜誌》(Police Mutual Aid Magazine)及《槍硝》(Gunsmoke)刊登文章,推崇斯考森「人格及行政能力無與倫比,讓我市警方贏得全國肯定」。





後記

  在出版《赤裸裸的共產黨》之前,斯考森的人生歷經起起落落。被李市長開除後,幾星期內他便專注於完成另一本書,勤跑四方發表演說。他蒐集材料,更新《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內容,以便跟得上變動迅速的共產世界。一年之內,他便炮製出共產黨的行為、以及他們追求的45個目標。在1961年3月出版的《赤裸裸的共產黨》第八版中,增加了〈共產黨的四十五個目標〉這一章。兩年後,相同的那45個目標被宣讀進入國會紀錄;詆毀斯考森的人蔑視此舉毫無意義,但它讓45個目標取得先知般的不朽地位,今天依然活在網路找得到的數十萬篇文章、評論當中。

  斯考森一直很在意自己與聯調局的情誼,主動提供並分享情資,與局裡維持友好關係。他老家及大學裡那些公開攻擊他的人,每當斯考森新書一出來,依然會收到贈書。斯考森都會附上親切的問候,並向收件人表達自己並無惡意,希望繼續當朋友。

  到了1962年,《赤裸裸的共產黨》銷售量跨越百萬本關卡,繼續暢銷,直到1960年代中、晚期反共運動冷卻下來,才告下滑。

  本書被譯成西班牙文,在拉丁美洲講西語的大城市賣得很好。書的好些篇章也譯成世界各國語文。雷根執政時期,人們被問到是否讀過《赤裸裸的共產黨》時,幾乎人人都頻頻點頭,並表示內容記得很清楚。

  2008年是《赤裸裸的共產黨》出版的50週年,大家對它重燃興趣。這一版付梓,銷路依然很好。





成為冷戰經典書籍

  1990年代末期,儘管那些自居「左派」的人認為書是「右派」作家寫的,斯考森的書仍被列為崇高燦爛的美國經典。美國歷史學者們公認,他們突然有所領悟,所以頒授這個殊榮給《赤裸裸的共產黨》。進步派茁壯了幾十年之後,美國主流史學家突然了解到:美國歷史的確有保守的一面;那一方面造就了雷根的大革新,以及最棒的傳統「美國風格」。

  1998年,柯恩(Patricia Cohen)在《紐約時報》撰文說,「歷史學者全然忽視了現代美國的保守主義。出於或可稱為自由派90年代版的愧疚,自由派史學家坦誠面對保守派一直譴責他們所犯的偏見。」

  哈佛大學自由派教授莉莎・麥基爾(Lisa McGirr)指出,分歧的保守團體原本分散且雜亂無章,直到共產主義出現。正是這個共同的大敵,才讓它們在二戰後,把所謂極端到溫和的觀點都聯合起來,成為單一政治力量。而在1950年代,美國人做了什麼來鞏固那種政治力量呢?麥基爾認為是那些旨在反共的訊息:

  「家庭主婦、牙醫師、醫生及軍火業工程師交換消息,和《赤裸裸的共產黨》之類的書籍,以警惕共產黨的威脅。」





系列書籍

  《赤裸裸的共產黨》出書12年後,斯考森發表一篇書評,談奎格利(Carroll Quigley)的《悲劇與希望》(Tragedy and Hope)。他的書評發表於1970年,叫〈赤裸裸的資本家〉(The Naked Capitalist)。斯考森大量援用奎格利原書內文,聚焦在奎格利的顯著觀點,他說,「這樣沒人可以譴責我斷章取義。」奎格利塑造自己為「圈內人」,極有資格談論世上最有錢的人如何提倡共產及社會主義的故事。

  斯考森於2006年過世,寫書談論社會主義實情的計畫未能完成,書名叫《赤裸裸的社會主義者》(The Naked Socialist),後來由他的兒子保羅・斯考森接續完成,2014年出版。書中清晰描述社會主義的機制,還有不管躲在五花八門的名稱、同義詞下,社會主義如何一直在摧毀自由。書中沒有動用經濟及政治方面的術語而綜觀歷史,它揭露社會主義至今為止對國家及文明的腐蝕影響。它另顯示美國憲法如何建構,以徹底消除社會主義的七根支柱。





六十週年版

  在《赤裸裸的共產黨:共產黨如何危害自由世界》六十週年版當中,做了五十一年來的首次修訂,內文維持原始犀利的形式,另增加一些內容。

  〈共產黨的45個目標〉發表近60年,除了當中的一個以外,其他都得逞了,我們會在新的一章中加以描述。

  其他有關《赤裸裸的共產黨》的研究、重要性素材,都在斯考森官網www.wcleonskousen.com上可以取得。





保羅・B・斯考森

2017年5月7日寫於猶他州鹽湖城





* * *



1:編註:1949年8月29日,蘇聯在哈薩克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成功進行型號RDS-1原子彈的第一次試爆。

2:譯註:瑪塔・哈里是20世紀初歐洲知名的交際花,最後於1917年10月被法軍以德國間諜罪名槍斃,引起很大爭議。

3:原註:NKVD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的簡稱。這是在史達林時期活躍的執法機關,他們最為人知的事蹟,包括負責管理古拉格勞改營(Gulag),執行大規模的處決、強迫大規模驅逐、在國外從事間諜活動和政治暗殺等。

4:原註:「維諾那計畫」是美國與英國在二戰期間,長時間負責解讀蘇俄被攔截到的電報密碼的眾多任務代號之一。這項計畫的文件在1995年解密,並有證據指控幾個當年引起關注的間諜案。計畫執行期間從1943年至1980年為止。

5:原註:有一籮筐稱呼作者為「我的行政助理之一」的信件,是出自胡佛本人,這是因為胡佛希望出席的觀眾可以把斯考森看待成是他本人的代理人來出席活動。例如,在一封胡佛於1944年3月20日致給伯納‧巴迪(Bernard Batty)的信中寫道:「……我很開心引薦柯立安‧斯考森先生,他是我眾多的行政助理之一。斯考森先生的演講內容會很精彩……誠摯敬上,胡佛。」WCS Journals,1944。

6:原註:斯考森寄送出的皮革裝訂本,在書內的題詞寫道:「1958年3月18日,敬致明智的胡佛先生,您的忠誠和正直,有力地支撐了這個國家及其兩個世代人民的思維。請惠存本書,以表示我對您個人,以及作為由您建立的偉大美國機構的領導人的深切欽佩。誠摯敬上,柯立安‧斯考森。

7:編註:當時的駐美大使為葉公超。

8:譯註:湯姆・克蘭西以《獵殺紅色十月號》一書風行全球,佛萊明則是以他的著名小說主角,詹姆斯龐德的007情報員而聞名天下。

9:原註:1986年5月,與兒子保羅・斯考森一起前往中情局總部大樓參訪。





人屬馬克思種人(Homo marxian)10

  當有人著手用自己的形象,來塑造其他所有人類的時候,真是一件恐怖可怕的事情。11而這種事,竟成為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全力以赴的野心及目標。他倒不是想讓人人跟他平等,事實上,事態剛好相反。他想建構的意象是一個人形巨像,由馬克思當大腦及建築師,其他人當耳目、手腳、喉舌,為他服務。換句話說,馬克思打量這個世界,夢想著有朝一日,全體人類可以被外力擠成一個巨大的社會意象,完全符合馬克思夢想的完美社會。

  為達成這一個目標,馬克思要求兩件事:首先,完全消滅異議,推翻所有現存政府、經濟體及社會。他寫道,「如此,我才能以造物主之姿,跨過廢墟!」馬克思要求的第二件事,則是新品種的人類。

  他設想的人種,要能夠接受嚴格控制、人為制約(Pavlovian),這些人的心思,可以由主子給的信號,馬上引發行動。他要的人類,不再仰賴自由意志、倫理、道德或良知來指引。或許馬克思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打算創造的這種人類,其思想受制程度,很像罪犯。

  飢渴於權力的人夢想造出這樣的人種,已經有四千年以上的歷史。寧錄(Nimrod)提出其設計,柏拉圖加以粉飾,聖西蒙(Saint Simon)讓它昇華—現在,馬克思把它給具體化。

  今日,這種罪犯式的人類行走於地球上,數量已足以征服國家或大陸,足以改變法律及邊界,足以決定戰爭或和平。學名大可稱之為「人屬馬克思種人」(Homo Marxian),俗名馬克思人(Marxist Man)。馬克思很明白地說,要讓這個人種成為二十世紀的唯一人種。12

  人屬馬克思種人讓其他人類既害怕又迷惘,原因在罪犯式的心靈,其反應方式,不是正常人能料想到的。

  舉個例子,假設有個殷勤好客的人邀請一個以犯罪為業的人到他家共進晚餐,那位眼珠亂轉的客人可能會打量各色上選菜肴、昂貴銀器及亮晶晶的酒杯,完全沒領會到主人想傳達的溫暖友誼及誠意。事實上,慣犯心中可能會認定,主人不僅心腸軟,還頭腦笨。最後,他會判斷說,如此心軟又愚笨的人不配享有這麼多好東西。所以客人會利用當晚的其他時間,思考如何在當天深夜回頭,偷光請他吃飯的主人的一切財寶。

  任何熟悉過去一百年共產黨高層人士歷史的人們,能夠馬上看得出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他們身上。二戰時,蘇聯明目張膽地利用美國的友誼與慷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人屬馬克思種人讓所有想跟他合作的人感到迷惘,因為他不按牌理出牌,因此難以預測。然而實情是這樣的:馬克思人已把自己的思維,將他的思想降低到原始自然界中最低的價值共同點。他只靠自私求生的叢林法則而活。談到這些價值,他可是算計到精準的程度。不管碰到太平還是亂世,他的反應一向很原始,因此可以預測得到。

  因為人屬馬克思種人認為自己完全是由塵世造就的,於是認為自己沒有別的角色。他認為自己不可能有靈魂,否定了自己的不朽能力。他相信天下沒有造物主,人生在世沒有理由或目的,純粹只是自然力量誤打誤撞,意外湊合在一塊的原因。

  既然不講道德了,於是馬克思人以直接、簡單的方式處理一切問題。把自保說成是自己行為的唯一理由,而別人的行為,他一律解說為「自私動機」或「愚蠢」。對人屬馬克思種人來說,簽訂五十三條條約,接下來違反其中五十一條,並不是偽善,而是策略。為制伏別人心智以致於混淆事實,算不得欺騙,而是必要的管理工具。馬克思人已說服自己,認為只要合乎便宜行事,一切都不算邪惡。人類以往試著用榮譽及倫理,為和諧的人際關係打基礎、設限制,這些東西,馬克思人全然揚棄不守。

  歷史正在闡明,因為自己的心理制約,馬克思人就感受而言,大概是全人類當中最沒安全感的。因為他相信,自己是無目的宇宙裡的偶然現象,所以有永不滿足的胃口,想把萬事萬物置於自己宰制之下。他承認非到如此,無法覺得安全。他不僅必須征服人類,還把全部力量用來征服物質、征服空間、征服宇宙,視之為自己的任務,以便把秩序由渾沌中引出來。他說,他必須這麼做,原因在於人類是存在的唯一產物,雖出於偶然但極其幸運,有能力做聰明、創意的思考。他相信,既然人屬馬克思種人是人類最先進的,就必須接受擔起最高生物的任務。他在自己的宣言裡絕對真誠地說,人屬馬克思種人打算成為地球的終極管理人兼上帝,接下來再成為宇宙的上帝。

  在這種全面的野心理論影響下,很多非馬克思人被這種意識形態幻想引發的情緒大潮所俘獲,放任自己在急流中席捲前行,前往他們盼望的人造神性應許之地。然而近些年愈來愈多這類「朝聖客」冒著生命危險返回現實。每個折返的人都有相同的故事。這些人發現,人屬馬克思種人的舉止就像他自己相信那般,是脫胎自叢林的進階生物。他打量其他人時,滿是恐懼狐疑,回應每個問題之際,彷彿自己的性命岌岌可危。雖說他要求有權統治人類,卻輕蔑峻斥人類歷經數千年而學到的最基本教訓。朝聖而返的人都見證同一件事:人屬馬克思種人已扭轉歷史的方向,叫人類反人類。

  就在這種歷史危機中,今天人類找尋到自我。馬克思人降臨地球,時機不合邏輯莫此為甚。這個時代,科技進展終於讓全人類能吃飽穿暖、有地方住,而馬克思人卻想動武威脅這種和平成就。今天幾乎其他民族都想造出真正的聯合國,致力於和平與舉世繁榮,但馬克思人的不安全感卻驅使他需索人間世的專擅權。雖說人類有能力以超音速移動,有能力讓所有文化、民族親密而頻繁地接觸,但馬克思人堅持造出鐵幕,如此他才能躲在後頭偷偷辦事。

  馬克思人毫不遮掩自己的終極目標。他生來就是想統治世界。因為他還只算青少年,曉得自己無法囫圇一口吞掉全人類。所以,他必須安於一次先咬一口。接下來篇章我們將見到,他已採用按部就班的「征服時間表」,堅定地遵循著。按共產黨預言,自由世界已時日無多。

  這樣的兩難處境,讓擔驚受怕、還沒被征服的部分人類,未來只剩三種可能的選擇:





一、乖乖投降。

二、試著共存。

三、動手把這個囂張的惡霸拉下來。





  就筆者所知,自由人類最後必須走的行動路徑毋庸置疑。事實上那是求生法則允許的唯一選擇。能感受到自己心跳的自由人,沒半個會贊成投降作為解決方案。而且,知道躲在共產黨「共存」招數後頭有什麼致命內容的人,沒人膽敢接受那種提議,以作為長久的解決方案。

  那剩下什麼?

  幾年前,筆者還在聯調局工作時,開始了解到,馬克思專家久已曉得,一定有方法立刻制止共產主義。此外,假如自由人類及時行動,那麼不必打大戰就辦得到。我提筆寫這本書的原因正是如此。寫這本書出於這個信念:假如現代人接受馬克思人恆久留在地球上,真是頭殼壞去。

  有太多理直氣壯、淺顯易懂的歷史理由可以說明,為何每種正當力量都應該拿出來,承擔除掉共產主義這個阻擋正常人類進步的路障。為了人屬馬克思種人以及其他人類,都必須這麼做。馬克思人,是人造實驗的犧牲品,陷在否定人類的永不休止的循環當中。只要自由人類還是地球上的絕大多數,就大有機會打破那個循環。然而,要做到這一點,自由人類必須聰明又強力地團結起來。

  這本研究專書結尾時列舉一些政策,如果及時運用,可以除掉馬克思人已經架在人類道路上的路障。這些政策也是了解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及終極目標後,自動浮現的解方。它們也是冷冰冰的現實存在,產生自我們嚐試與馬克思人打交道時而嚐到的苦澀經驗。

  若是夠多的人能研究這項難題,以團結而巨大的單一陣線來橫越世界,那麼人類以這個巨大成就來作為慶祝二十一世紀的終結,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們這個時代,人類都享有自由!





* * *



10:譯註:在此作者以生物學的雙命名法,把馬克思醉心創造出來的人,由屬名Homo人屬,再加種名marxian馬克思種,稱其學名為人屬馬克思種人。

11:譯註:舊約聖經創世紀,上帝依其形象造人。

12:譯註:寧錄,舊約聖經中一人物的外號,挪亞的曾孫。聖經說他總是跟上帝作對。柏拉圖,古希臘哲學家。聖西蒙,19世紀著名的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家。





  本章當中,我們先來了解兩個人。第一位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始祖,第二位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的合夥人。我們試著用共產黨人介紹他倆的方式,來呈介他們的生平—好多教科書似乎渴望把兩人描述成斯文、有願景的社會改革者,但他倆其實是雙手握拳、飢渴於權力的革命家;最接近他們的追隨者發現他倆是如此。這一章雖然只是簡短摘要,但試著包含充足的細節,供想了解共產主義的讀者能夠回答以下問題: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作家把他們的開山始祖稱為「天才」,卻又坦承他是「很凶、喜歡爭吵、愛唱反調,獨裁又愛自吹自擂」?

  馬克思受過良好教育嗎?他是哪裡人?他大多數的革命性著作,是在哪兒完成的?

  馬克思從沒有任何專業的、與日常事務相關的,或者可靠的謀生之長,何以如此?

  恩格斯與馬克思有何不同?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揭櫫的六大主要目標是什麼?

  為什麼馬克思相信,自己首要任務之一是「推翻上帝」?為什麼他認為自己的書《資本論》(Das Kapital)可以改變世界?

  為什麼馬克思兩次通過創造組織,推動世界革命的意圖都宣告失敗?





時間:1853年,地點:倫敦

  1853年一個寒冷有霧的日子,一位英國官員冒著毛毛雨,站在倫敦貧民窟中心地區一間陋舍門口。他敲門,過不久屋內人請他進來。官員走進屋內,濃烈的氣味及菸味籠罩在他的頭部,讓他嗆到咳嗽,眼睛刺到流淚。他費勁由煙霾望去,看到這間陋舍的主人,一名胸膛厚實的男子,頭髮蓬亂,鬍髭如草。男子用德國腔很濃的英語跟他打招呼,遞根菸斗給他,再招呼他坐到椅背破掉的椅子上。

  官員事先若不知詳情,絕不會認為坐在他眼前亂鬚如草的男子上過大學,並擁有博士學位。也不會認為忙著把孩子們趕到後室的那名婦女,事實上是位日耳曼貴族的女兒。但實情就是如此。這兒就是馬克思博士夫婦的住處。

  此時馬克思是政治流亡人士—分別被普魯士、法國及比利時驅離。英國准他還有其他來自歐陸的革命領袖定居,對此馬克思很是感激。英國給他終生的基地,由此他繼續自己的革命志業。

  這個特定的日子官員來訪,不值得提高警戒,英國政府只是例行查訪所有住在英格蘭的政治流亡人士而已。官員並不懷有敵意。他發現馬克思夫婦奇怪得很有趣,可以幸福地坐在紊亂到不可思議的居家環境裡,生動地暢談世界問題。這位官員後來在有關馬克思一家的正式報告中,寫下了他疑惑不解的看法:

  「馬克思住在倫敦最差、也最便宜的一區。他家有兩房,面對街道的是客廳,臥室在後頭。兩間房裡沒半件乾淨或像樣的家具,而且家中的物品都破破爛爛,蒙上厚厚灰塵,四處骯髒到極點。客廳中間有張油布蓋住的桌子,上頭放著手稿、書籍及報紙,還有孩子們的玩具、他老婆針黹籃的零碎雜物、杯緣破碎的茶杯、骯髒的刀叉湯匙、煤燈、墨水瓶、酒杯、幾支荷蘭菸管、菸灰—全在同個桌子疊成一堆……只是,凡此種種都沒叫馬克思或他太太有半絲尷尬。他倆以最友善的態度接待你,殷勤奉上菸管、菸草及任何湊巧有的請客東西。最後聊天時的機智有趣,叫你忘掉他家的一切缺點。」

  這樣的介紹,讓我們見到貫穿十九世紀歷史頁面,最戲劇性的名人之一—馬克思死後比生前影響力更大。傳記作者奮力想解開馬克思生平之謎。在某個時期,馬克思被稱為「這時代最偉大的天才」,但下一瞬間,即便馬克思的學生都覺得他「很凶、喜歡爭吵、愛唱反調,獨裁又愛自吹自擂,跟全世界都有仇,而且不時擔憂,唯恐他無法彰顯自己的優越性」。

  如此衝突、澎湃的人性動能,就表達在馬克思動盪的人格當中。





早年的馬克思

  1818年5月5日,馬克思誕生於普魯士特里爾市(Treves)。他當然無須為祖上感到顏面無光。他的父族、母族往上推好幾個世代,男性祖先都是傑出學者及猶太教經師。然而,馬克思的父親在職業及信仰兩方面都決定與過往分道揚鑣。他帶一家人脫離猶太教會,成為新教徒;取得執業律師的專業認定之後,更與新教徒打成一片。當傳統家族的支柱被拔除時,馬克思年僅六歲。有些傳記作家把他後來對宗教的反對,歸因於童年這次突然改變信仰而引發的衝突。

  小學時,少年馬克思便展現出自己學習迅速,成績傑出的一面。他顯露的另一個特質終生困擾著他—沒辦法交朋友。我們翻遍馬克思著作,很少發現他提到兒時的快樂時光。傳記作家說,他太緊張,太急著想宰制局勢,太在意個人成就,自作主張時太強勢,所以留不住多少朋友。然而,馬克思並非無情,他真的渴望有人關愛。十七歲他展開大學生涯時,他寫給父母的信偶爾會流露出如同女性般的深層情感。譬如說:

  「希望掛在我們家中的烏雲能逐漸散去;我能獲准分享你們的悲苦、淚水交融、或許直接抱住你們,表達深厚、無法度量的愛,而我以往一直沒能像兒子般地表達給你們。希望您,我永遠敬愛的父親,心中能了解我像在風雨中翻滾的感受,可以原諒我。因為我的心,依您看來,當初必定是跑到別地方去了,而我精神上的痛苦,使得內心失去了表達的能力。誠盼您早日康復,而我能雙手抱著您,傾訴我一切感受,永遠摯愛您的兒子,卡爾。」

  這樣的表達必定叫老馬克思很困惑。他當馬克思的爸爸一輩子,從沒能在勸告馬克思,或提出不同看法時,能讓他不情緒大爆發。馬克思的信件經常提到自己與爸媽吵架;爸媽給兒子的信函,則抱怨兒子太自我本位,都沒考量到家人。他信中一直跟父母要錢,而且大多家書都沒回覆,父母都覺得他很失禮。





青年馬克思

  1835年秋天,馬克思進入波昂大學(University of Bonn)攻讀法律。那一年真是亂哄哄。他夜裡去混酒館,搞得自己債台高築,差點因「夜間酗酒鬧事」而被校方開除,把父母嚇壞了。他的學業成績大多差強人意,他還撂狠話說要放棄法律去當個詩人。1836年夏天,他與人決鬥,眼睛受傷。波昂大學終於認為,讓馬克思轉到別的大學會比較好。老馬克思衷心贊成;馬克思被送去了柏林。

  就讀柏林大學(University of Berlin)時,馬克思的智力才開始建立起來,他人生的生活型態也在這個時候開始成形。雖然他順從爸爸的期望去讀法律,但那只是虛情假意,掩飾自己渴望鑽研哲學的障眼法。在這個摸索過程中,馬克思的爸爸去世了,他馬上公開站出來說,自己想追求在學術上的發展,期望在某所大學找到哲學相關科系的教職。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題目訂為《德謨克利特與伊比鳩魯自然哲學間的差異》(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Democritus and Epicurus)。

  這篇論文中,馬克思支持伊比鳩魯的唯物論,原因在它預留出強化唯物原則的餘地。他認為假如物是自有動力的,那就可以不需造物主、設計者,或是宇宙的力量。馬克思博士論文的反宗教情緒,在他選擇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呼喊「一言以蔽之—我討厭一切神明!」作為論文的箴言時,表達得更清楚。在這段知識的孵育期,三件事主宰馬克思的思維:他渴望發現自然哲學、渴望批駁各個宗教,還有渴望贏得西伐利亞男爵(Baron von Westphalen)女兒的芳心。

  馬克思就讀柏林大學時,與左派黑格爾學者們過從甚密,那些人奉日耳曼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Hegel)為宗師。那個時刻,他們全部精力都耗費在清算基督教。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於1835年發表他的書籍,《耶穌的一生》(Life of Jesus),震撼全普魯士;他的觀點是,福音書並非真實的歷史文件,他相信它們純粹只是迷思,由早期基督徒的共同想像演化出來的結果。馬克思的親密合夥人鮑威爾(Bruno Bauer)1840年根據相同主題寫出《對觀福音書的歷史批判》(Historical Criticism of the Synoptic Gospels)一書。他在書中宣稱,福音書都是偽造的,耶穌從不存在,只是個虛構人物,因此基督教信仰是個詐欺行為。

  在這個時間點,鮑威爾及馬克思決定,他們應大膽地發行《無神論期刊》(Journal of Atheism),但是雜誌欠缺金援而倒閉。

  然而,反基督教勢力又得到另一名能言善道的擁護者的支援,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於1841年以《基督教的本質》(Essence of Christianity)一書而嶄露頭角。他不僅揶揄基督教,還提出論點,說人類是全宇宙智力最高的型態。這個奇特的學說令馬克思著迷。他在自己博士論文也寫了相同觀點。馬克思直率地說,有必要「把人類的自覺心認定為最高神性」!

  當局對這股反基督教活動的應對,有了重大轉變;馬克思認為,此刻把他的論文提呈給柏林大學並不明智。他的朋友鮑威爾建議他去耶拿大學(University of Jena)。這個建議,馬克思聽了進去,接下來在1841年4月獲得耶拿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

  然而過不多久,一記重擊讓馬克思在某所普魯士大學當哲學教授的雄心為之破滅。這是因為馬克思與鮑威爾合著的一本小冊子充滿了革命元素,當局因此強力偵辦。普魯士官員查出小冊子的作者是誰後,鮑威爾遭波昂大學立即開除,而馬克思則被告知,絕不容他在普魯士的任何大學教書。

  此時,革命的幽靈如同火焰般竄升於馬克思體內;他必須設法展開運動、重塑世界。然而他覺得,要達成這樣的任務,他必須取得西伐利亞男爵之女珍妮(Jenny von Westphalen)的陪伴;珍妮迷人又受歡迎,是日耳曼貴族之女,住在馬克思的故鄉。他倆魚雁往返已達七年。馬克思有封信說得很清楚,一旦嫁給他,珍妮就會變成革命黨之妻。他說,「珍妮!假如我們能把兩人靈魂銲接在一起,那麼我就敢把手套輕蔑地扔向全世界的臉,挑戰決鬥,我將跨過造物主殘骸!」

  1843年6月,兩人結婚。當時新郎失業,而珍妮很快就發現,這一點即將成為兩人整個婚姻生活的不變特色。馬克思對一個丈夫擔當一家之主該盡哪些責任,從來想都沒想過。然而,珍妮依然對馬克思堅貞不渝,她碰到的狀況,如果是一個意志力較弱的女子,老早就已經崩潰了。婚後他們蜜月行程走了五個月,接下來他們搬去巴黎,馬克思希望在當地與人合辦一家革命喉舌刊物叫《法蘭西普魯士年鑑》(The Franco-German Year Books)。創刊號發行後不久就倒閉了,馬克思接下來的十五個月時間,都愜意地花在「讀書與寫作」這樣的閒差事上。

  這成為馬克思往後人生的常態。後來歲月裡,他的家人在挨餓,別人卻發現馬克思跑去圖書館,去做對他來說有趣、但卻是毫無報酬的事情—研讀高等數學。伏爾泰奚落說有種男人,沒能力持家,只好退縮到閣樓,從那兒他們卻能經營全世界。馬克思似乎就是這一型的男人。雖說他似乎四體不勤,但碰到叫他有興趣的題材,馬克思真能產出數量驚人的知識成品。其他方面,他連動都不動。馬克思有這些個人特徵,結果他從沒有過任何專業的、正式任命的、日常事務的,或者可靠的謀生之長。談到他人生的這一個面相,有個善待馬克思的傳記作者如此寫道:

  「一般工作叫他生厭;傳統職業令他失去幽默感。口袋裡沒半毛錢,襯衫皺巴巴,他卻能用貴族氣息打量世界……他的一生過得很拮据。他努力想滿足家庭及家族的經濟需求,卻無能到可笑;而他在銀錢事項的無能為力,讓他陷入無止境的苦難及掙扎。他總是負債,不斷被債主追著跑……他家中半數家具總是被拿去典當。他的開支怎麼做也不平衡,長期處於破產。恩格斯給他的幾千塊,到他手中就像雪花般融化掉。」

  從這裡,讓我們注意到馬克思唯一的密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

  恩格斯有很多方面與馬克思呈對立面。他長得又高又瘦,生氣勃勃,本性善良。他熱愛運動,喜愛人群,天性樂觀。1820年11月28日,出生於普魯士不來梅,父親是紡織業者,在不來梅及英國曼徹斯特都有很多大工廠。自小開始,恩格斯便在父親的鋼鐵紀律下打磨,學會蔑視紡織工廠及工廠管理層的一切。隨著他長大成人,他與「工業無產階級」站在同一邊也就成為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對於一個資產階級商人的兒子來說,年輕時的恩格斯所受過的學校教育少得驚人;至少他沒接受過廣義上的大學教育。但是,他透過刻苦努力及天生才華,把沒在學校受教的缺憾彌補過來。他在英國花了不少時間,學會英、法兩種語文,語文如此高強,以至於能供稿給英文及法文的自由派雜誌來賺錢。

  雖然傳記作家大寫特寫的恩格斯,既熱誠又迷人,很多個人特質與陰森多疑的馬克思並不相同。然而,兩人在知識發展上所走的道路卻是完全相同的。恩格斯跟馬克思一樣,與父親吵得很凶,跑去讀施特勞斯的《耶穌的一生》,與吸引馬克思的同一批激進左派黑格爾派交友,開始信奉不可知論,又憤世嫉俗,對工業革命的自由企業經濟喪失信心,判定世界唯一真實的希望在共產主義。

  恩格斯很早便仰慕馬克思,但無緣一見。1844年8月,他前往巴黎,就是刻意要拜訪馬克思。兩人真是磁性相吸,一拍即合。十天之後,兩人便覺得命中注定要合作。也就在那十天中,馬克思點化恩格斯,叫後者由烏托邦共產主義者,變成徹底的革命黨。他說服恩格斯,說歐文(Robert Owen)及聖西蒙(Saint Simon)的理想主義,無法成為人類的真正希望,大環境召喚武力革命來推翻現有社會。恩格斯同意,而回返普魯士。

  六個月後,馬克思連同其他革命家遭法國驅逐,搬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馬克思與恩格斯在當地合著《聖家》(The Holy Family)一書,旨在糾合有以下特色的共產黨人:願意完全斷絕與博愛、烏托邦主義或基督教道德等所謂「和平修正」(peaceful reforms)的關係。革命的紅旗已經擎起,馬克思與恩格斯自詡為最親密的旗手。

  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快速發展的奇特關係,唯有在恩格斯本人體會到,能與天才如馬克思之流交往其實是一種殊榮的時候,才能夠被理解。除此之外,他還認為能承擔支援馬克思財務這項責任,很是光榮。馬克思被逐出法國後不久,恩格斯把手頭所有閒錢全送給他,另保證還會再給,「請把這種事,視為理所當然;我希望過不久就收到我寫英文文章的稿費,而能把錢交由你處置,這是世上最快樂的事。因為我家裡的老爺(父親)必須給我生活費,所以我可以不靠稿費就能過活。我們不能容許那些豬狗耍賤招,讓你財務窘迫而感到快樂。」

  馬克思與恩格斯這種新結盟關係,讓兩人都有勇氣基於武力革命的需求,而推動「國際共產黨聯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他們計畫使用普魯士、法國工人,來當自己新政治機器的骨幹,但結果證實他們是要大失所望了。在法國勞工當中花了好幾個月,恩格斯斥責他們「偏愛做最荒謬的白日夢,想用和平計畫開創普世的幸福」。他跟馬克思講,在法國,革命的柴薪並不存在。既然無法按計畫建設他們自己的革命組織,馬克思及恩格斯決定接管一個已經存在的。1847年8月,他們成功取得布魯塞爾「工人教育學會」(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的控制權。這讓他們在歐洲改革組織中,馬上擁有威望,也讓他倆首度有機會把影響力擴展到英格蘭。此時的馬克思、恩格斯,若是知道他們的革命志業的總部,最後竟會變成在英國,而非歐陸,應該會很驚訝吧。





《共產黨宣言》

  1847年11月那段時間,倫敦有話傳過來,說「正義聯盟」(Federation of the Just,後來以「共產黨聯盟」聞名)要馬克思及恩格斯以布魯塞爾共產黨組織代表的身分,參加他們的第二次大會。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參加大會,事實上還接管了它。靠著幾乎一晚沒睡擬定計畫,還有在每場集會,運用狡猾策略,他們成功辦到叫大會通盤採納他們的基本觀點。接下來馬克思、恩格斯受委託草擬一篇原則宣言,或一篇「世界宣言」(Manifesto to the World)。他倆回到布魯塞爾,立刻開始工作,馬克思把自己熱切呼籲進行的革命,灌輸到文字裡頭。等完成時,他們要向全人類宣布,國際共產主義新政綱代表著:一、推翻資本主義;二、廢止私有財產;三、鏟除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四、廢除一切階級;五、推翻一切政府;六、建立共黨秩序,在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的社會裡,財產所有權共有。為達成目標,《共產黨宣言》要採取的路線極為清晰:





  「簡言之,各地共產黨支持所有革命運動,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產革命面前顫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枷鎖,他們所能獲得的卻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的工人們,團結起來吧!」





1848年革命

  革命的赤色強光,來得遠比馬克思或恩格斯預期快。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墨漬未乾,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幽靈,與憎厭路易腓力王(Louis Philippe)的資產階級結合起來,發動暴力革命,把皇帝趕出法國。成立的臨時政府裡,有共產黨聯盟成員參與,而他們很快召喚馬克思前來巴黎。馬克思抵達法國首都時,激動得臉泛紅光,取得國際共產黨聯盟的全部授權,要在巴黎設立國際總部,策劃在別的國家發動革命。

  馬克思知道在法國那令人陶醉的成功,已導致臨時政府激進派想把「軍團」派到周遭國家。它們的使命是要在各國發動起義,把革命催燒成燎原大火。雖說這正是多年來馬克思一直在提倡的事情,但他突然意識到,如此的攻勢可能招致反效果,導致他們失去所在國群眾的支持。然而,計畫還是被採用了,第一批軍團獲令進軍到普魯士。馬克思很快就跟上,開始用母語德文出版一份革命報叫《萊茵報》(Rheinische Zeitung)。

  革命領袖很快就發現,馬克思在宣傳上是一個累贅。這一點當他奉派與共產黨聯盟其他成員到萊茵河谷組織勞工時,尤其明顯。人家要馬克思在「普魯士民主大會」(German Democratic Congress)上致詞時,他卻把這個黃金機會搞砸了。舒茲 (Carl Schurz) 說,「我急著聆聽如此受推崇的人口中按理該說出來的哲言智語,但我很失望。馬克思講話有份量、條理清晰,這點毋庸置疑。但我從沒看過一個態度傲慢到叫人受不了的人。他給我的印象是半點也不考慮與他相左的意見。牴觸他的人,他就饗以公開輕蔑……被他攻勢態度傷到的人,都傾向於支持一切與馬克思意願相反的事……非但沒能爭取到新支持者,他還趕走很多原本傾向支持他的人。」

  普魯士革命自始就條件不佳,到了1849年5月16日,就已發展到丟臉垮台的地步。當局限令馬克思二十四小時內離開。他匆匆借到足夠資金,用紅字印行報紙停刊號,接下來趕忙奔往法國尋求庇護。

  但法國也不庇護他。馬克思抵達巴黎,身無分文,精疲力盡,只發現新共和國裡的共產黨影響力已經枯萎死亡了。國民大會落在保王黨多數派手中。

  他扔下家人,盡快逃離法國,因為他資金用光了,妻小過一陣子才跟上。他決定長久流亡到倫敦。





共產黨聯盟的終結

  雖然馬克思必須把一家大小塞進倫敦貧民區廉價的一間公寓裡,但他覺得家眷的生活狀態夠好了,所以馬上再次專注於重燃革命烈火這件事上頭。然而,馬克思出面帶頭,造成的傷害比幫忙更大。他焦躁的精神,似乎總是在盟友之間製造分裂與吵架。過沒多久,他自行與過往盟友切斷關係。共產黨聯盟中央委員會脫離馬克思的影響力,轉移到科隆(Cologne)去,該機構留在當地直到1852年。那一年,所有德國共產黨領袖悉數被捕,因革命活動而被判重刑。馬克思竭盡全力想拯救當初疏遠他的同袍們。他蒐集文件,募來證人,提出他認為幫得上忙的各種辯護主張。只是,雖有這麼棒的法律服務,當時還活躍於革命的每個共黨領袖,都收到「有罪」的判決。這是對共產黨聯盟敲響喪鐘的時刻。





馬克思的家人

  打這時候開始,馬克思一家以最窮困的條件住在倫敦。這段時期,馬克思在信件中表達出很奇異的感受組合。一方面,他表示深深擔憂妻兒的生計。在一封寫給恩格斯的信中,他懺悔說,妻子「夜裡流淚悲嘆」叫他幾乎忍不下去。只是在同一封信裡,他毫無掛礙地繼續談到,自己如何把全部時間用在攻讀歷史、政治、經濟學及社會問題,以便琢磨出答案,解決世界所有問題。

  1852年,馬克思的小女兒法蘭西絲卡(Francisca)夭折。兩年後,他兒子艾德嘉(Edgar)小小年紀就死了,再過兩年,他的一個嬰兒死在分娩時。

  馬克思太太寫的一封信裡,有幾段可顯示這個女子對丈夫的堅貞;她瞧著自己餓到快死的孩子們圍在身旁,而他們的爸爸則焚膏繼晷於大英博物館附屬圖書館。





  「我一如實情,描寫生活的一天……因為奶媽的費用在這裡超級貴,雖說我胸脯及背部疼痛異常,但下定決心自己哺乳。但可憐的小寶貝吮奶時喝下那麼多憂愁,以至於不時哀啼,日夜劇痛。孩子來到世間,一夜安睡都沒有,至多兩三個鐘頭。最近,孩子劇烈痙攣,不時來回生死之間。發病的時候,他吮奶如此用力,以至於我的奶頭變得很痛,還流血了;血經常流進他嘴裡。有一天,我這樣坐著,我家女房東突然現身……因為我們無法馬上付出足額房租(五英鎊),兩名仲介就進屋,拿走我的一切物品—床褥、衣服,什麼都拿,甚至是嬰兒搖籃及小女兒的玩具,以至於孩子們哭得很淒厲。他們威脅說,兩小時內要把東西都拿走(老天保佑,他們沒那麼做)。要是真發生那種事,我就只能躺在地板上,跟冷得發抖的孩子們擠成一團……

  「隔天,我們得搬家。天氣冷又下雨。我丈夫試著找落腳處,但只要他說出有四個小孩,沒人願意收留我們。最後有個朋友幫忙了。我們付了欠債,我很快賣掉我們的床、被褥,以便償還向醫生、麵包店、牛奶店賒的帳。」





  如此過了好些年。坦白說,恩格斯及馬克思通信幾百封,幾乎每封信一兩個片段都會提到錢。恩格斯信裡有個特定的語句便是,「隨函附上五英鎊郵政匯票」,而貫穿馬克思的信,總是有些發怒的段落如:「我媽斬釘截鐵地告訴我,任何向她請款的帳單,她都不會支付。」「再過十天,我家都沒活人了。」

  「你該同意,我整個人淹進小資產階級醬汁裡,已經到了耳朵的部位了。」

  在這麼悲慘的苟且偷生中,似乎一度迸射出希望的光。有一段格外急迫的時刻,就連恩格斯也幫不上忙。馬克思只好去荷蘭,當地有一名闊綽的叔伯慷慨地給他一百六十英鎊。這筆錢足以叫馬克思在財務上站起來,還掉債務,重新出發。但是錢放到口袋後,馬克思決定到普魯士跑一趟。他去特里爾看媽媽,接下來去柏林,找舊日朋友痛飲好幾回,並要人替他拍照,總而言之扮演一個安逸紳士的角色。兩個月後他回家,馬克思夫人歡迎遊歷歸來的丈夫,心想這下子賒帳可以還清,買衣物及家具,租較好的房間。她駭然得知,那一百六十鎊事實上所剩無幾了。





創建第一國際

  1862年,倫敦舉辦萬國博覽會,驕傲地展示19世紀資本主義的工業成就。主辦單位滿心想營造出國際親善的氛圍,因此邀請各國不僅提出展覽品,還派遣它們的勞工代表前來,與其他參展國家勞工交換想法及善意。

  自1860年起得勢的英國勞工領袖認為,這正是絕佳時機,可以成立一個國際勞工組織。所以他們把握每個機會,與來自義大利、普魯士、法國、波蘭及荷蘭的勞工領袖認識並成親密的朋友。到適當時機,他們就能建立一個常設「國際」,而總部設在倫敦。這股運動的領袖之一,是位叫艾卡瑞烏斯(Eccarius)的裁縫,共產黨聯盟時代,他是馬克思的左右手。一等新運動成氣候,艾卡瑞烏斯就邀馬克思前來參與。

  馬克思馬上開始展現自己的權力──但這次有所節制。這是因為他由共產黨聯盟的失敗,多少學到教訓。新組織命名為「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也就是常說的「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只要馬克思自我克制,他在來自各色國家勞工領袖當中,能夠施展出可觀的影響力。藉著在幕後小心運作,他成功地讓自己的想法幾乎全獲採納,壓倒「社會主義思想改革者」較軟弱、平和的方案。只是,凡此種種對馬克思而言,似乎太溫吞、不自然了。他向恩格斯坦承,自己被迫妥協,以便維穩維和:

  「我的提案,小組委員會都採納了。唯有一件事,我必須保證,要在規則的前言裡塞進『責任』、『權利』兩個詞;另外還要談及真理、道德及正義。但如此安排後,以至於提案沒有什麼力道……還要再過些時候,重新甦醒的運動才會讓舊日言詞恢復生猛有力。我們必須實質強壯,但形式溫吞。」

  雖說有這個「溫吞」的形式,但過沒多久,馬克思真實的感受,就悶雷般浮上表面。他在意兩件事:第一,必須創造硬派有紀律的革命志士,而他們能在所有國家主要產業裡,煽動工人們升級到有行動意志的程度;第二,有必要鏟除任何可能在新運動裡,威脅馬克思領導權的人。馬克思念茲於心的是清黨。

  第一位感受到這波新攻勢力道的人,是德國勞工領袖施魏策爾(Herr von Schweitzer)。所有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人似乎都同意,碰到要處理一個被挑出來進行清黨的同袍時,兩人毫不留情。他們貼出來攻擊施魏策爾的大字報宣稱,施某替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工作。雖然這純屬子虛烏有,但施魏策爾的名譽遭破壞之大,莫此為甚。即使到今天,有些歷史學者還用馬克思的指控來當根據,宣稱施魏策爾是勞工大義的叛徒。

  另一個遭到清洗的黨內棟樑是巴枯寧(Mikhail Bakunin),他是第一位對革命活動感興趣的俄羅斯人。他從俄國監獄逃出,去到日內瓦定居。巴枯寧對推動馬克思信條變得如此熱情,以至於某些勞工運動組織開始受他吸引,親近他,接受他的領導。這真要命。馬克思立即動手摧毀他,手段跟對付施魏策爾的一樣,差別只在馬克思、恩格斯指控巴枯寧是俄國沙皇的間諜。這樣的摧毀效應只奏效一時。接下來他倆散播一項後來證明為全然不實的指控—巴枯寧侵吞了二萬五千法郎。最後,馬克思祭出最後一擊,成功使第一國際把巴枯寧趕出去。馬克思私下覺得已摧毀最後一個可能嚴重威脅到他領導權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雖受到這樣的傷害,巴枯寧依然忠於馬克思信條,甚至把馬克思的書譯成俄文,因而撒下種子,最後讓俄羅斯淪於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之下的第一個國家。

  然而,馬克思急著想清除第一國際裡自己全部的敵人,最後卻造成激烈的懷疑、不信任及黨派分裂,導致整個組織的毀滅。事實上,巴枯寧被趕走後,第一國際不久也走上末路。英國的工會開始拋棄第一國際革命的大道理,而歐陸的工人團體開始無視第一國際的指令。最後在1873年9月8日,國際工人協會最後一次大會在日內瓦舉行,馬克思發現,最終同意與會的十三個代表,事實上必須「由地下給挖出來」才行。就所有實質意義而言,第一國際已經死亡了。





馬克思寫書改變世界

  馬克思意欲把國際工人協會打造成偉大的世界運動,動機大多來自他想把自己絞盡腦汁寫在紙上的理論付諸實踐。數年來,他縱情在自己兩個得意計畫:第一國際,還有他的「著作」。兩個計畫把他的正常體力消耗精光。這讓他的肝病宿疾再度爆發。過沒多久,他就罹患猛爆性膿瘡,差點全身都長滿了。健康不良叫他餘生飽受煎熬。有一封給恩格斯的信中,他大吐苦水,談到自己的病痛及失望:

  「一晚不能成眠後,我發現胸膛上多長了兩個一級膿瘡,叫我噁心透了。」過幾段他又寫道,「現在我幹活得像匹役馬,發現自己必須把撥得出來的時間,充分用在工作上。只是膿瘡還在,雖說只造成我身體部位難受,並沒干擾到我的大腦。」有次病發得特別嚴重,之後他寫道,「這次真的病得很重,我家人不曉得有多嚴重。若是再發作個三或四次,我就完了。我消瘦得很厲害,依然虛弱得很,倒不是在頭部,而在軀幹及四肢……要坐起來沒問題,但為了還能埋首幹點活,我偶爾只能躺下。」

  馬克思提到的「活兒」便是為《資本論》(Capital)第一部做研究,準備素材。馬克思深信,除非勞動大眾取得革命哲學,把歷史、經濟及社會進展都包括在內,不然革命無法成功。他寫《資本論》是想指出,暴力推翻現有秩序,不僅理直氣壯,而且是不可避免。本書其他地方將檢驗馬克思各項理論,但在這裡我們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對於撰寫《資本論》,看成是一項不甚愉快的任務,但要先完成它,國際共產主義才能發芽茁壯。

  1865年,當馬克思還在奮力準備《資本論》第一部的最後手稿以便付梓的時候,他對恩格斯說,自己打算「很快成書,因為這件事對我已變成十足的夢魘」。他偶爾病勢好轉,那些時候能夠喘息一下,在最後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關於那本該死的書,現在狀況是:已經在12月底完成了。」恩格斯勸慰馬克思說,要讓《資本論》成書,此中的煎熬操煩,對他的折磨跟對馬克思是一樣的巨大。他寫道,「手稿送印刷廠那天,我要去大醉一番!」

  要到1867年3月,最終修訂才告完成,馬克思前往普魯士,以母語德文出版《資本論》。過沒多久,書開始上市。

  但《資本論》出現在書架時,遠沒像馬克思、恩格斯兩人指望那樣,取得勝利。它的論述對於工人群體來說過於仔細,而且在知識分子改革者當中不具有說服力。對知識分子來說,還要再過一個世代,他們才會動用《資本論》來當主要的藉口,攻擊世上既有秩序。





人生落幕的那些年

  到了1875年,馬克思由自己奮鬥的一生,已得不到多少稱心快樂了。第一國際已在他身旁解體,而他寫來為自己政策撐腰的書,在歐洲的書店裡積灰滯銷。馬克思繼續寫了兩冊,但體內熱情慢慢消散。馬克思死後,出書任務留待恩格斯去做,第二部在1885年,第三部在1894年出版。

  馬克思在世最後幾年既枯燥又寂寞。嚐到難堪的敗北,他轉向自己家庭取暖。他太太始終給他安慰及溫暖,但馬克思的子女成長過程中傷痕累累。當馬克思干涉他女兒伊蓮娜(Eleanor)的婚嫁時,她乾脆與艾威林(Edward Aveling)自由戀愛而結婚,但婚後生活苦不堪言,最後自殺身亡。另一個女兒勞拉(Laura)則嫁給一個判教的醫生,最後兩人結伴自殺。

  到了1878年,馬克思事實上已經從各方面拋棄了自己的事業。他磐石般的自信己然散碎。勞工領袖無視於他,改革派揶揄他。他講的話沒什麼份量,在海內外都是如此。

  故此,當光陰的喪鐘終於擊倒馬克思除恩格斯以外唯一精神上的親人,也就是他的太太時,馬克思的精神面貌來到崩潰點。馬克思那位優雅、出身貴族,卻飽受苦難的太太,於1881年12月2日死於癌症。13個月後,馬克思最愛的女兒珍妮(Jenny)也突然去世。接下來,恩格斯發現,馬克思也死了。他只比女兒珍妮多活了短短兩個月。1883年3月14日下午2點45分,他孤獨地坐在椅子上死去,享年64。

  三天後,六、七個人陪著馬克思的棺材,送到倫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在現場,他最堅定的朋友恩格斯宣讀悼詞。那篇悼詞,馬克思應該聽得很高興;它熾烈地讚美,堅定地推崇—馬克思生前從沒享受到的一切,死後終於都有了。





後記

  馬克思動盪、焦躁、不得安寧的一生就這麼結束了。不管用什麼標準,這種人生都是病態的—塞滿灼熱的野心、無時無刻的沮喪,接連不斷的失敗。無論是從朋友或敵人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人生真正的悲劇可以由以下的事實來瞧見:不曉得出於什麼驚人的理由,他推動的任何方案,總是本能地種下自毀的種子。

  馬克思的作品幾乎無窮無盡,由厚重複雜的書籍,到堆積如山的罵人和狂熱書信,大家翻看時,很難不引發起這樣的感受:馬克思真是把自己本質的精髓,灌注到共產主義裡。他對政治權威的憎恨,表達在一記洪亮的全面性革命呼喊裡。他拒絕或者無力在資本主義式經濟裡競爭,迫使他惡毒地譴責那種經濟,無情預言它注定毀滅。他深層的不安全感,逼著他由想像中創造出一種詮釋歷史的手段,說進步不可免,共產千秋萬載不可逃。他對宗教、道德及日常生活競爭的個人態度,導致他渴望一個時代,在其中人類可以沒有宗教、道德或面對日常生活上的競爭。他想活在一個沒階級、沒國度、沒有競爭的社會裡,萬事萬物都能充裕的生產,而人類只憑他們表面的能力去生產,就自動能收到一切物質需求超充裕的滿足。

  馬克思另一個特徵,在他遺留下的知性中—共產主義—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兩者都必須由遠處觀賞、愛戴,即便朋友也不例外。正因如此,很多傳記作家處理馬克思時,彷彿他有本尊跟分身。由遠處打量,他們覺得愛戴他的理論,但湊近接觸,馬克思就變成另一個人。故此,巴枯寧才會稱馬克思為「我們這時代經濟與社會學的至高天才」,而接下來則評價馬克思這個人「自我本位到瘋狂的地步……」。

  「馬克思熱愛自己的程度,遠超過愛朋友及門徒,而且哪怕最輕微傷到他的虛榮心,友誼就維繫不下去了……馬克思絕不寬恕有人怠慢他。你必須崇拜他,奉他為神明,他才回報以愛;你必須做到至少要畏懼他,他才會寬容你。他喜歡周遭包圍著小人物、奴才、拍馬屁的人。當然,他的親信裡有些傑出人物。但整體而言,我們大可說馬克思的親信圈裡,很少有哥兒們的坦城,卻有一大堆權謀算計及陰陽其詞。各相關人等出於自私,他們之間都有某種形式上的暗中鬥爭以及讓步;而只要虛榮心作祟,就容不下兄弟之間的情誼。人人提心吊膽,害怕被犧牲、被殲滅。馬克思的圈子類似於一種互相仰慕的社群。馬克思是分派榮譽的總司令,但同時也是一個不誠實、陰險,從不坦白的人。他總是教唆迫害那些他猜忌、或者那些沒有顯露出馬克思所期待的那種全心全意崇拜的門徒。一等他下令迫害,代表那些卑鄙、齷齪的手段是毫無限制地發揮了。」

  馬克思經常把沸騰如強酸的不寬容,澆到自己追隨者的頭上,這個舉動部分原因,或許可以從他完全相信自己調合出來的理論,確實是宇宙真理,無瑕如寶石而得到解釋。在他力量充盈的全盛期,馬克思經常以無比自信、力可移山的宣言,來壓倒有異議的人士。

  他對自己的追隨者咆哮說,「歷史在你們這邊。由歷史演化法則造就的資本主義,將由相同法則無情地運作而被摧毀。資本體制的經理人、資產階級,隨著那套體制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等到那套體制下台時,他們必須退場。各位無產階級藉著勞動而推動資本主義,而且靠著你們勤勉的果實,維繫了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只是,社會主義將成為資本主義必然的有機結果,後者的精髓就蘊含在前者的精髓裡。隨著資本主義結束,社會主義開始到來,這是邏輯的後果。身為一種階級的無產諸君,結合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力量及趨勢,必定要終結資產階級。身為一個階級,諸君只消履行命運呼喚你們去做的革命。你們只消拿出意志力!歷史讓這件事對各位極為寬鬆。諸君不消思索任何新點子、設定任何計畫、發現新國度。各位不必死板地期待這個世界,只消動手做正在等待你們的任務。你們執行任務的手段,將在無休止、有目的、持之以恆進行階級鬥爭時找出來,而登峰造極於社會革命的勝利。」

  馬克思垂死前那幾個鐘頭,幾乎沒跡象顯示出他會因為自己奮力製造、但沒成功的真正革命而名留歷史。西歐把暴力革命輕描淡寫成19世紀社會改革某個時刻的事情,然而一個沉睡的東歐巨人即將被馬克思的武裝革命呼籲給粗暴地喚醒。當然,那就是俄羅斯。

  研究俄羅斯革命之前,我們必須掉頭,短暫去審視一下,馬克思及恩格斯留給全球共產主義門徒當成遺產的那些理論。很多俄國革命發生的事件,以及接下來的共產黨活動,或許能由那些理論當中找到解釋,不然實在很難理解、甚至無法理解是怎麼一回事。





  「偉大科學家,或者任何教育程度那麼高的人,怎麼會傾心於共產主義?」過去七十年間,每次共黨間諜被踢爆,這個問題就迴響於美國大地。很多人驚訝地發現,共產主義吸引某些知識分子,原因在它包含引人入勝的「自然哲學」。共產主義這種哲學裡,似乎解釋了現存萬有的起源及發展—生命、行星、銀河、演化,甚至人類的智商。對那些以往沒浸淫哲學的人,這些概念有時真會令人著迷、有說服力。因此本章當中,我們將處理這些概念。

  這個題材或許會讓人讀起來費力。然而,想消化共產主義理論,用這種簡短、濃縮的形式,比起試著花幾個月,把它們由散得很廣的共產主義文獻、專著挖掘出來,其實容易得多。

  所有想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應該要探詢直到找出解答,能回答如下所列的問題為止。

  共產主義的「矛盾律」(law of opposites)在講什麼?「否定律」(law of negation)是什麼?「質變律」(law of transformation)要解釋得夠清楚。

  共產理論的哲學家怎麼解釋生命起源?宇宙係經設計,或有其目的的嗎?

  共產理論的概念講,萬事萬物都是因緣合和(accumulated accident)的結果,指的是什麼?

  共產主義裡有神嗎?費爾巴哈說人就是神,真義是什麼?馬克思說一定會重塑世界的是什麼人?馬克思與恩格斯如何為使用暴力辯護?

  共產主義的「矛盾律」的基本謬誤為何?「否定之否定規律」的內在謬誤是什麼?而「質變律」的弱點何在?





共產主義的立論

  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力留存世上,不光因它們反對一大堆東西,主要還是因為它們代表很重要的事。一言以蔽之,它們保證滿足兩項人類最大需求:普世的和平及繁榮。

  共產主義允諾世上所有困擾、不滿及不快樂的人,即將下來的黃金時代是他們的,光這件事就保證有人想聽一聽,不僅對弱勢勞工,還有對很多貴族、有錢人及政經理論學者,都是如此。

  這些人開始聽馬克思、恩格斯準備如何達成普世的和平及繁榮的時候,馬上開始分裂為支持或反對共產主義的陣營,涇渭分明。一群人堅持,雖然共產主義會讓人類刀光劍影(畢竟,假如它是走向永遠太平的門戶,再打仗一次又何妨?),但值得一試。另一陣營則認為,共產主義完全牴觸人性的善良,並且會馬上磨滅人類千百年來奮鬥而取得的進程。

  那麼,共產主義的立論是什麼?

  本章當中,我們將試著把共產主義思想化約到其最基本公式。讀者會馬上了解到:馬克思、恩格斯討論過的,遠不止暴力革命及共產經濟學。事實上,他們發展出一個思想框架,旨在解釋存在的一切。這套哲理讓現代共產知識分子引以為豪,所以值得仔細端詳。





共產自然哲學

  首先,共產基本理念認為現有的一切,可以用一樣東西來解釋—物質。除了物質,別無其他。物質完全可以解說原子、太陽系、植物、動物、人、精神意識、人類智商及生命其他一切面向。共產哲學認為,假如科學能辦到格物(know about matter)致知,那麼人類將無所不知。因此共產主義把重責大任交給科學,就是讓人類悉知悉見,了解一切真理,但把科學探究限制在唯一真相—物質。物質被奉為一切真相的始與終,不容置疑。

  共產哲學接下來著手回答三個問題:

  自然界能源或動力的起源是什麼?

  銀河系、太陽系、行星、動物及自然各界不停地增加數量,究竟是什麼導致的?

  生命之源、物種之源、意識與心靈之源,是什麼?

  馬克思與恩格斯以他倆的物質三律回答所有這類問題:





 矛盾律—馬克思及恩格斯由以下觀察入手:存在的一切,都是對立面的組合或團結。電的特徵在電荷一正一負。原子由質子及電子組成,兩種粒子係由衝突的力所結合。每種有機體都有吸引與排斥的特質。即便人類都能內省而發現,自己是對立特質的結合體—自私與利人、勇敢及懦弱、合群與孤僻、謙卑及驕傲、陽剛與陰柔。共產主義結論認為,存在的一切「都含有兩個互不相容、排斥但依然同樣重要、不可或缺的部件或面向。」





  此時共產主義的概念說,自然當中對立面的結合,正是叫每個個體自行運動的動因,而且提供永恆運動及改變的動機。這個理念係借自黑格爾(Georg Wilhelm Hegel, 1770-1831),黑格爾說,「(自然當中)衝突正是一切動作、一切生命的根苗。」

  如此,矛盾律帶領我們首次見識到基本的共產主義的辯證法。「辯證法」這個詞對共產黨人有極特殊意義。它代表著本質內有衝突的思想。初步開始接觸共產哲學的讀者,每次碰到「辯證法」這個詞彙時,就以「衝突」來取代,比較能了解辯證法的意義。

  所以在這一點上,讀者被期望能了解到:宇宙萬事萬物是處於運動狀態,原因在宇宙是由對立力量包紮成的包裹,內部一直在鬥爭。這一點引領我們來到物質的第二律。





 否定律—說完宇宙動力及能源後,共產主義的作家們著手解說自然的趨勢,是不停地增加萬事萬物的數量。他們判定,每個個體往往會自我否定,以便用更大數量繁殖自己。恩格斯援引大麥種子的例子;大麥種子依自然狀態是發芽,導致自己的死亡(或否定)而長成植物。麥株接下來長到成熟,結出許多大麥種子之後再否定自己。故此,整個自然是透過死亡而不停擴張的。每件事物本身的對立元素,既在內部製造衝突,讓它有動能,往往也否定事物本身;但源自死亡的動態過程,能量被釋放,擴張並生產出更多同樣的單體。





  解說完宇宙數量的增加,共產主義的哲學家接下來解釋自然一切造物的不同。





 質變律—這條法則說,一個特定階級數量不停地開展,經常導致自然當中發生「質變」,憑此全新的形式或單體被造出來。以石蠟烴為例:





  「化學證明,甲烷是由一個碳原子及四個氫原子組成。現在,假如我們在甲烷裡再加一個碳原子及兩個氫原子(只是量的增加,原因在組成甲烷的就是這兩種元素),我們就得到全新的物質叫乙烷。假如我們再另外加一個碳原子及兩個氫原子到乙烷,我們就得到丙烷這種全新的化學物質。再增加一個碳原子及兩個氫原子,這樣量變得到第四種化學物質丁烷。繼續加量,添一個碳原子及兩個氫原子,便取得第五種化學物質戊烷。」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立刻歸結說,這便是自然「創造力」(creative power)的線索。物質不僅自有動能,數量傾向增加,而且透過數量的累積,就能「質變」為一種新形式、新等級的真實。

  馬克思及恩格斯此時覺得,他們不僅發現「物種源始」(origin of species)的解釋,還發現令人興奮到發抖的解答,解開最大的謎團:生命是什麼?





生命、意識及心靈的源始

  以這種原則為基礎,共產哲學家斷定,生命現象是這類質變之一的產品。恩格斯說,物質複雜化學結構演化到蛋白性物質組成,而生命就由蛋白性物質湧現。事實上,他堅稱一如你無法叫物質不動,你也無法叫蛋白性物質沒有生命。有生命是蛋白性物質的特徵—自然中較高形式的運動。

  恩格斯另一個看法認為,一等生命由蛋白性物質湧現,它必然要增加複雜程度。唯物辯證法是演化哲學。然而,共產黨人並不相信自然的新形式,是漸進式變化的產物,而是數量的加乘,在自然中造出「質變」動能,而產生一種變化,或新品種。

  共產黨人相信,這些質變之一偶然造出意識現象。那種生物變得能察覺,自己身上有力量的運作。接著來到更高等級,另一種生命形式出現了,能力強到可處理這些模糊的觀念—以聯想的方式來整理—故此心靈以一種有智力、能自知自決的物質特性而湧現。但是,物質為主,心靈為次。沒有物質就沒有心靈—所以,可以沒有靈魂、不朽及上帝。

  搞定質變律,共產自然哲學就變得完整。唯物辯證信徒覺得,這真是偉大的知識貢獻,增益人類對宇宙的理解。透過這三律,他們認為自己已指出:





一、物質是對立面的結合體,而造出衝突,使得物質自有動能、自行加強;因此,物質不需要外部的動力來源,來表現它的動力;

二、大自然透過自己恆常的否定(或死亡)形態,往往自行增加而填滿宇宙,發展或增加時有條不紊,不需要任何智能來指導;

三、透過質變律,物質有能力造出新形式,不需要任何外在物質的創造或指導力量。





  恩格斯誇稱,藉由發現這三律,「造物主外於這個世界的最後一絲痕跡,都刷洗掉了。」

  由這個簡短的彙總,可以看出共產知識分子相信:存在的一切會出現,都是自然力無止境動作的結果。萬事萬物都是因緣和合的產品。沒有設計,沒有法則,沒有上帝。只有物質及自然力。

  至於人類,共產哲學家傳授說,人是進階的動物—是自然的意外,跟其他生命形式一樣。只是,據說人類湊巧撞大運,在世上擁有最高智力。據說這一點讓人類成為宇宙的真神。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說,「歷史的轉折點,就在人類開始有自覺:人類唯一的上帝,就是人類本身。」當他說這句話時,存乎於心的正是如此。

  這一點可以解釋共產黨高層在摧毀各種形式宗教以及上帝崇拜時,近乎狂熱激情。列寧(Nikolai Lenin)宣稱,「我們必須向宗教開戰—這是唯物論的基本常識,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有人問馬克思人生目標是什麼,他說,「推翻上帝,摧毀資本主義!」然而,有件趣事可看的是:既已棄絕上帝、聖經、道德、永生、最後審判、聖靈的存在,及個人生命神聖之後,唯物辯證信徒轉而去崇拜他們自己。

  他們斷定,大自然成就當中,人類擁有典型的完美形態,所以是宇宙的中心。

  但是,假如按理說人類在世上擁有最高智力,那麼重塑世界,顯然就變成人類的責任。自然而然地,馬克思相信這項任務,是共黨領袖不可逃避的責任,原因在他們是真正由科學而了解社會、經濟進展的人。馬克思與恩格斯接受這樣的事實:重塑世界必定是殘酷無情的任務,這包括摧毀那些礙事的人。他們說,這一點是必須的,以便共產黨高層能乾淨俐落,一舉掃除人類不完美的社會和經濟上的原罪,接下來逐步引入和諧完美的社會,讓全人類未來所有時代,都活得科學、安全及快樂。

  然而,在踏上如此大膽之路以前,共產主義的奠基者了解,他們必須為追隨者,發展出全新的手法,處理道德、倫理的問題。列寧概括如下:「我們可以講,吾人之道德,完全服膺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換句話說,無論是什麼,只要符合共產主義理念的物質改善,就道德上來說都是正向的;反之,那就是負面的。這個說法只是簡化了「結果決定手段」的含義而已。只要相挺大義,欺騙、撒謊、背信甚或殺人,都是正確的。這種不講道德的法則,可以道盡共黨這一邊的反道德行為,這對於共產黨以外的人們來說,經常是無法理解的。





小批共產自然哲學

  根據經驗觀察,那些投向共產主義的人,經常向那些沒有這麼做的同伴,展現一種無所不知的優越感。他覺得,宇宙終於以一種簡單、可理解的方式,呈現在他眼前。若他以前從沒思索過哲學問題,他很可能就會被沖昏頭,以為透過唯物辯證法,人類終於解決基本而必要的問題,可以理解宇宙。有了這種心態,人們經常會放棄自己的批判態度。他會大量地接受共產理論的灌輸,因為他完全相信,自己終於發現真理的終極形態了。

  然而,警覺心高的人立刻會察覺,共產自然哲學裡很多東西根本是謬論。以矛盾律為例。這條規律宣稱一切物質都由對立面組成,能量由這些衝突元素而證實的對立所衍生出來。矛盾律照說是解釋動能的起源,但兩個相牴觸的元素,除非本身已經有能量,不然一開始不會碰頭。經發現,大自然中相牴觸的動能,擁有外於彼此的能量。把它們湊在一起,純粹只是結合已存在的能量或動能。所以,誠如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共產主義的矛盾律並沒有解釋動能;反而以動能為它的先決條件!

  誠如有位作家開玩笑地說,「兩個惰性元素引發的衝突、產生的動能,不會比一千個死掉的資本家跟一百萬個死掉的共產黨,兩方打階級戰爭來得大。」

  據共黨說法,我們回想起物質第二律是否定律。這個原則說,一個單體裡相牴觸的力量,往往導致它自我否定。只是,藉由死亡的過程,動能的力量釋放出來,造就更擴大的發展。一粒大麥種子如此發芽及否定,而產出大麥植物,而接下來大麥植物被否定,而產出很多新種子。依此觀之,便能解釋大自然中數量增加的現象。

  只是,按照麥法登(Charles J. McFadden)博士在《共產主義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書中指出,否定律什麼都沒解說。它只是描述一個自然現象。沒錯,大自然的大計是以不斷擴大的量來繁殖自己,但一個親體的隕滅或否定,不管怎麼看,與它自我繁殖的力量不必然相關。任何生物的成長與死亡,不論它有沒有自我繁殖,都會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有些生物在任何否定發生前,已一再地繁殖。

  此外,物質第一、第二規律讓共產哲學家處於這樣的境地:主張動能與生命不僅是自動、自造、自發的,而且麥籽長成麥株,再由麥株生出許多麥籽,都是因緣和合的結果。恩格斯對困在這種處境的可能性深惡痛絕,坦承「自然有則律,有因果關係及必然」。只是,他不承認自然可能有智能設計,只說大麥籽造出麥株,麥株生出更多麥籽,原因在這件事的本質就這麼規定。這件事為什麼那樣規定?不論重點被哲學術語搞得多模糊,人們不花多少心力就可以查出:恩格斯主張,自然界當中,機械動能盲目茫然的力量,有能力自我組織而造出複雜的物件,而那些物件有事先設計,以完成先決目標。舉個例子,談到大麥籽,有什麼在命令它否定自己而產出麥株呢?還有,唯物辯證者靠著什麼合理原則,才能解釋發芽後的大麥籽總是產出大麥株,而不是別的東西呢?

  權威人士指出,恩格斯發展的思想形態所歸結出來的結論,即使他都承認無法從大自然找到例證,所以他縮回去躲在模糊的泛論後頭,進而令人覺得很含糊、難以理解。

  第三規律的質變律也是描述自然現象,但未能解釋清楚。它肯定我們在自然界發現差別很大的物種,各有獨特的特性及特徵。但是,雖說某些這類「質變」,可以隨著某些無機物單靠量的累積而製造出來(一如石蠟烴),但它並沒有解釋這些新的特性是怎麼造出來的。此外,用質變律來解說生命自發地由蛋白性物質湧現的時候,共產理論的哲學家就是公然違背一切科學經驗。自然普遍顯示,唯有生命才能孕育生命。不管在實驗室或在大自然,想人工造出生命,或讓生命自發出現,一直都無法辦到。

  這些共產理論哲學的基本弱點,正是最後讓錢伯斯(替共產黨做間諜的美國人)相信自己受騙的原因。雖然共產主義的辯證法動用艱澀的術語,但他最後醒悟到盲目茫然的自然物質力量,無論用多少時間,永遠無法造出人類周遭所見極其複雜的事物。

  鑽研這項問題的人們經常指出,「大自然湊巧造出複雜度如此之高的器官如眼睛,而眼睛有成千上萬微細的組織,組合的方式精準到符合視覺所需,這種機率在數學上幾乎無法計算。但是,眼睛只是人體那麼多複雜組件之一。光憑大自然,要精準造出其他任何一個器官及腺體的物質組合,其機率一樣渺茫。但這還沒道盡全貌,原因在人身上,這些器官及腺體全被組織成為功能完美的一個整體。而且,人類只是大自然中多到數不清的物種之一。不管是無生命物體或有生命的物體,每一個物體都擁有類似的狀況,也就是都由最微小的部分形成的神奇組合。」

  正是這一類的思考,最終喚醒了錢伯斯,了解到自己周遭現實情況的複雜及深奧,遠非共產主義講的「物質之運動」能道盡或滿足的。故此,他開始從共產哲學打退堂鼓。

  然而,共產主義的大災難,在其倡議者並沒停留在俗稱唯物辯證法「沉思而無傷」的地步。他們決定,要把人類存在的每個面向,都用自己發現的原理所塞滿。所以,他們提倡用新手法處理歷史、經濟學、政治學、倫理、社會計畫,甚至是科學。馬克思及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承認,批評共產主義的人可以說它「廢除了永恆真理、所有宗教、所有道德,而以新基礎來制定它們;因此,它的作用牴觸一切過往歷史的經驗」。

  因為現在地球超過三分之一人口臣服在共產主義恐怖的「行動計畫」(plan of action)底下,而共產理論的倡議者相信,該計畫為全人類的終極好處,應強加在人類頭上,以下我們將試著發掘,共產主義提出來解決世界問題的方式是哪些。





  現在,我們進入共產主義為更多人了解的部分。至少,聽過共產黨的行動計畫的人,要比上一章介紹共產自然哲學的人來得多。以下是一些問題,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問題解決之道有關,每個研習共產理論的人應該都能回答。

  馬克思及恩格斯為什麼認為,他們已找到顛撲不破的歷史定律,而讓他們可以預測未來人類發展的途徑?

  「經濟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是什麼?「活動理論」(Activist Theory)又是什麼?依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世上有「自由意志」這種東西嗎?人類可以選擇自己未來生活其間的社會形態嗎?抑或他們只能聽命於周遭的物質力量?

  馬克思、恩格斯是怎麼把人類的進展,解釋為階級鬥爭的產物?

  共產主義的私有財產理論為何?為什麼它被視為是一種詛咒?

  馬克思、恩格斯如何解釋國家的源起?為什麼他倆視其為「不自然」?

  他倆如何解釋宗教、道德、法律體系的源起?

  共產理論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照說要達成些什麼?

  為什麼共產黨說「社會主義」只是人類進展的暫時階段?

  他們提出發展一種文明,在其中社會沒有階級、沒有國度,是怎麼回事?





共產對歷史的詮釋

  今天很少人有空坐下來,聽聽專業的共產黨人講述他的觀點。就算真有這樣的機會出現,民眾會有一個立即的印象,那就是共產黨對於人類的過往歷史是極其崇敬的。這是因為馬克思及恩格斯認為,他們對過往的研究,導致他們發現了一條「鐵律」(inexorable law),這條鐵律就像一條亮紅線,貫串整個歷史。他們進一步相信,藉著追溯這條線,可以信心滿滿地預測未來人類進展的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歷史,究竟發現了什麼?首先他倆認定,人的至高本能為自保,所以人類行為的整個形態,必定受制於想從大自然奪取生活必需品。這是一種人類對抗大自然的辯證過程。這一點導致他們的重大結論:歷史發展全是「經濟決定論」的成果,也就是人類努力想活下去。他們說,人類做的一切,不管是組織政府、制定法律、支持特定的道德規範或宗教信仰,都是人類想保護自己目前使用的任何生產模式,而確保其生活所需。此外,他倆相信,若是某種革新力量改變了生產模式,有支配力的階級會立刻著手創造類型不同的社會,用意在保護新的經濟秩序。

  「要了解人類的思想、觀點及構思,簡言之就是人類的意識,隨著物質生存條件每次變化而改變,這需要高深洞察力嗎……思想史除了證明知識生產特徵在比例上的改變,還需要證明如同物質生產之改變嗎?」

  要領略兩人的觀點,必須了解馬克思及恩格斯對人類心智運作的方式,抱持著是一成不變的概念。他們說,人腦由外界接收到想法之後,會自動叫人去採取行動(這便是馬、恩兩人的活動理論)。他們不相信,若沒促使「所有人」有所行動,還能取得知識。舉個例子,當人類領略到奴隸制度可以令人滿意的方式,來生產穀物、建造建築物、享受各種服務,那麼這種領略(知識)就會促使有支配力階級去創造保護奴隸主利益的社會。到了現代,馬克思及恩格斯相信,資產階級也幹同樣的事,憑著本能創造一個保護他們資本利益的社會。誠如他們在《共產黨宣言》裡對資產階級所說:





 「爾等的思想,只是你們資產階級從生產條件、財產孳生出來的東西,一如你們的法律系統,不過是爾等階級的意志,寫成法律叫大家遵守;那種意志的基本特徵及走向,取決於爾等階級生存之經濟條件。」





  由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並不相信,人們可以從好幾種社會形態中,獨斷地選擇任何一種;人們會選擇只有支持主流生產模式的那種社會。人類唯物組成的本質要求他那麼做。「人能自由選擇這種或那種的社會嗎?休想啊。」據馬克思說,我們稱為「自由意志」的東西,其實別無他物,不多不少,只是意識到好些逼迫力量,會驅使人採取行動;採取行動時,他並不能自由改變自己本質規定的途徑。





 「共產主義並不把自由理解成選擇時的可能性,比如左轉或右轉,只理解為:人已擇定轉向哪條路的時候,有多大的機率會竭盡全力而已。」





  換句話說,人的心智接收現有經濟條件的知識,而「選擇」轉到那種有其必要而保存當前生產模式的方向。那麼,人類只有按以下的意思,才算自由:他們受影響而決定,自己耗費巨大的能量,來建構一個由政府、法律、道德及宗教形成的超級結構,它會使那些經濟基本條件長存不朽。潛藏在一切社會活動基礎中的,是「經濟決定論」。物質生活中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其在社會、政治及信仰生活的一般特徵。

  此時馬克思、恩格斯覺得,他們的發現遠不只是歷史的哲學解說,對人類福祉關係至大。事實上他們相信,兩人已表明經濟決定論,就是人類進步的基本創造力。他們覺得,既做出這麼重大的發現,若是自己能設法,把一個極完善的經濟生產系統,強加在人類頭上,那麼它就會自動造出極完善的社會,接下來社會又自動造出等級更高的人類。換句話說,猶太-基督教的手法,先致力於改善人類以便改善社會,被馬、恩顛倒過來。在此他們重申自己的信念:人類不是社會的創造者,反而是社會的產物。「一切社會變化、政治革命的最終原因,不該由人類腦袋或人類對永恆真理及正義的見解去尋找……而要從各個特殊時期的經濟學裡找。」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倡議,要改善社會、提升人類的知識成分,唯一可靠之道便是改變經濟結構。但是,新穎而改良的生產、分配系統,該如何導引到人群當中?經濟決定論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已走過怎麼樣的歷史過程,而帶領人類來到當前的進展狀態?





以階級鬥爭角度來解釋人類進步

  馬克思、恩格斯自行回答自己所提出的問題,認為從一開始,生產模式及分配手段一直把人類分為兩個基本階級:擁有生產手段的人因此變成剝削者,而身無長物的人,因此必須出賣或交易其勞動力來求生。兩群人之間的衝突元素,被馬、恩兩人認定為歷史的基本力量,推動社會革命,往愈來愈高的成就等級發展。





 「此後存在的社會史,便是階級鬥爭史。自由人與奴隸、貴族與庶民、莊園主及農奴、公會會長與僱傭工。一言以蔽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永遠站在對立面,進行不間斷的……戰鬥,每次結束時,要不是總體上社會革命性地重組,就是階級火拼留下的全面廢墟。」





  在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再度使用辯證法的原則。過去的社會,一向都是相對力量或階級的組合—剝削者及被剝削者。兩者之間的碰撞,總是產出動力,推促社會進入某種新發展。他倆指出,這種變遷經常有革命及暴力相伴。

  但是,人與人之間的事情,真的必須遵循這條道路,也就是社會兩對立階級發生碰撞而永無休止的循環嗎?永遠必須要有革命造出新秩序,而秩序又被革命摧毀,再創造出別的秩序?馬克思、恩格斯看得出來,有朝一日人類會用團結來取代對立,和平取代戰爭。當然,如此的願望違反他們自己的辯證理論:自然界中,沒有得以靜止的東西,萬事萬物都是對立力量的結合體。只是,馬、恩兩人分析說,既然他們已發現歷史鐵律,階級鬥爭是歷史進步的自我改良機制,那麼他們會動用最後一次恐怖的階級鬥爭來遂行以下的目的:永久鏟除導致過去社會衝突的那個東西。過去一切社會有個恐怖的特色,導致自私、嫉妒、戰爭及階級鬥爭,它是什麼?馬、恩兩人認為,那些事情都可以追溯到一個根源—私有財產。假如他們能用最後一次階級起義革命,來推翻私有財產,就意味階級鬥爭變得不再必要,原因是沒什麼可爭了!





共產攸關私有財產的理論

  為什麼共產黨人相信,私有財產是萬惡的根源?

  恩格斯寫道,他相信太古時代,人們除了最私人的財物如衣服及武器,全都遵循共有制的原則。接下來他覺得,土地及牲口馴化,導致某些人產出的商品,多於自己所需,因此開始把剩餘物資,交換其他自己欠缺的物品。他說,這些用以交換的物品,自然而然被認定為歸屬於擁有它們的人,故此,私有財產的概念應運而生。

  恩格斯接著認為:那些擁有土地或其他生產手段的人,顯然是由社會的經濟資源,收穫自己的主要利益,到最後,讓他們取得地位,僱用其他人來代他們工作。他們有能力為受僱於己的人,規定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藉此保證自己逍遙自在,有社會地位,而同時剝削勞苦階級。所以,恩格斯說,由私有財產制,冒出階級敵意,尾隨的還有同陣營的罪惡:貪婪、驕傲、自私、帝國主義及戰爭。他還說,私有財產制導致創設國家的必要性。





共產理論裡的國家起源

  恩格斯斷定,當無產階級被剝削到有暴動之虞的地步,支配階級創設一種權力機關以維持「法律與秩序」。也就是說,用來保護私有財產及剝削階級優勢的法律體系。他說,這種新秩序叫國家。





 「國家僅只是社會演化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任何政府之創設)實為承認社會本身已變得分裂到無可救藥,糾纏在無法妥協的衝突,而又無力排除。」





  所以,國家之設計,是來拖延最後審判日。政府乃是「權力的工具」,是社會不自然的附屬品,創設出來是為了一個明顯的目的,就是保護特權階級及其握有的私人財產,不要讓被剝削階級正當拿去。馬克思及恩格斯推論,假如他們設法鏟除私有財產,那麼就能消滅階級鬥爭,屆時國家就不再有必要,也會逐漸枯亡。





共產理論談宗教起源及其經濟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相信,另一個大惡,也是源自私有財產制,那就是宗教的剝削。當然,他們承認宗教根苗可能遠早於私有財產制便確立。然而,他們覺得,因為宗教的起源無關神靈,它必定是源自早期人類狂熱地想解釋自然力及人類的超自然經驗,例如做夢。他們相信,當私人財產崛起為社會的基石,宗教就會被奪走,當成撲滅被剝削階級反叛的工具。

  據馬克思說,資產階級要他們的工人學會謙卑、忍耐及長久受苦,要能忍受堆積在他們頭上的冤屈,還抱存希望,「來生」能得到正義。馬克思說,宗教被搞來充當被壓迫者的鴉片。工人們被教以「別評判」,可依然忍受、盡忠於他們的主子。「宗教是被壓迫者的歎氣聲,冷酷世界的感傷,無生命環境的靈魂。它是人民的鴉片。」

  這一點可以解釋共產政綱裡,為何有一條要求強力反對宗教:「文化革命影響廣大群眾,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便是有系統、堅定地對抗宗教—人民的鴉片。」新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USSR)由共產黨領導,其政綱瀰漫著好戰和無神論,這個事實毋庸置疑。「我們鎮壓反動教士階級了嗎?沒錯,是有做到。不幸的是它還沒被完全清洗。」





共產理論談道德的起源及經濟意義

  到了這裡,馬克思、恩格斯覺得他們已確立,邪惡的私有財產制該為階級仇恨、創立國家、宗教剝削這三件事負起責任。現在,他們把道德的起源及經濟意義,也貼上類似的解釋。馬、恩否定在猶太—基督教法典典章中建立的「對錯」標準存在任何永恆的基礎。列寧總結馬、恩思想時說,「我們否定倫理、道德,道理是什麼?道理在它們是資產階級宣傳的東西,是由上帝十誡演變出來的。當然,我們明講不信上帝。我們太曉得教士階層、地主及資產階級都宣稱以上帝之名在講話,以便保護他們身為剝削者的利益。我們棄絕一切由超人類或非階級概念提取出來的道德。我們說那是欺騙、惑亂、拐騙工農心思的技倆,為的是地主及資本家的利益。」

  馬恩信徒相信,「不可偷盜」(Thou Shalt Not Steal)、「不可貪心」(Thou Shalt Covet)正是最好的例子,支配階級想把尊敬財產的戒律,強加在忍不住垂涎其主子財富、財產的被剝削大眾身上。誠如恩格斯所說,「『不可偷盜』,這條法因此變成永恆的道德律嗎?門都沒有!」他們把這類教誨稱為「階級」道德,旨在保護資產階級。

  只是在揚棄猶太—基督道德規範時,恩格斯試著聲稱,共產主義只想移往更高層面,人類只因社會需求而取得行為動機,「我們主張,吾人之道德,完全服膺於無產階級鬥爭之利益。」雖然恩格斯巧妙地想把共黨道德思想真正含義模糊化,但偶爾忍不住流露出自己心中真實想法,「我們因此峻拒任何圖謀想把什麼道德教條加諸我等……」

  換句話說,共產主義著手以完全不講道德,來取代猶太—基督教道德。後來的共產黨人由他們領袖教誨推演而出的正是如此,這一點可由一名現代馬克思信徒說的話而凸顯出來,「共產黨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不管他的戰術『合法』、『道德』與否,他都不在意,只要有效就行。他曉得法律及當前道德禮俗,都是與他不共戴天的敵人制定的……故此,只要吻合他的目的,在他能力範圍內,就可以予以忽視。不考慮資本主義『合法』、『公平』、『權利』等等概念,他打算發展的權力,比他的資本主義敵人還強大……」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此時已完成他們廣泛研究歷史的初步目的。他們覺得,憑著指出社會各種制度,都是經濟決定論的產物,就已經成功地解釋它們的起源。而且,他們覺得也已查出人類爭鬥、不平等、不正義的起源,就是私有財產制。此時,「建築大師們」只剩下一個任務,就是把這些知識,派用到「行動計畫」上,一勞永逸地解決人類經濟、政治及社會的大病小痛。





共產黨的行動計畫

  馬克思、恩格斯分析現代文明時,歸結說資本主義社會正快速發展到必不可免出現革命的地步。他們是這樣說的:推翻封建制度後,資本主義社會成形。一開始,社會主要由擁有自己土地、工作坊的個別人等組成。人人從事自己的工作,收穫自己有權取得的經濟利益。接下來工業革命降臨,私人工作坊遭工廠取代。產品不再源自私人工作坊,而源自工廠;工廠結合很多人的努力來製造商品。恩格斯說,製造業自此變成集體生產,而非私人生產。因此,再由私人持續擁有工廠是不對的事,原因在工廠已變成社會制度。他主張,個別人等不該獲利於需要很多人才能生產的東西。

  批評者會問,「但是,工人們不也透過工資而分享到工廠的利潤嗎?」

  馬克思、恩格斯並不相信工資足以支付勞動力的表現,除非工人們收到商品販售的所有盈餘。他們相信,因為商品是由工人們的手所生產的,工人們應該收到一切產品所值。他們認為,工廠的經營管理「本質上只是辦公」,故在不久的將來,工人階級將挺身而起,奪走工廠(或生產手段),當成自己的來經營。

  「但資本家的投資,不也讓他有權取得一些利潤嗎?沒他願意冒險投入可觀財富,哪裡來的工廠?」

  馬克思、恩格斯對此回答說,一切財富都是工人創造的。資本本身什麼也沒創造。馬、恩相信,某些人能累積財富的原因,在他們已用利息、地租或利潤等形式,取走勞動者的果實。他們說這叫「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是過去由工人勞動取走的,現在應該由工人向資本家抄沒回來。

  馬克思、恩格斯大膽預言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最終走勢。他們說,正如私人工作坊被工廠取代,小型工廠會被大工廠聯合體接管。他們說,資本的壟斷會繼續下去,直到集中於愈來愈少的資本家手中,而被剝削工人則以相稱比例成長。少數人愈來愈富之際,被剝削階級則窮上加窮。他們預言,所謂自有小店鋪及小生意的中產階級,人數會被壓縮到在經濟規模方面來說微不足道,原因在他們無法與巨獸般的企業聯合體競爭。他們另預言,政府會變成權力的工具,大銀行主及產業主用政府來保護他們不當取得的財富,並鎮壓被剝削大眾的反抗。

  換句話說,社會各階層都被迫進入兩大仇視階級的對立陣營,一邊是資本主義財產擁有人剝削階級,另一邊則是被剝削很慘的無產勞工階級。

  他們進一步預測,因為資本主義產業科技改善勢不可免地進行,將點燃兩階級間的革命大爆炸。愈來愈有效率的機器快速發明出來,勢必讓愈來愈多勞工失業,讓他們的家人挨餓,或者以勉強餬口的水準苟活。累積的怨恨、憎惡及階級仇恨,遇到適當時機,會驅使工人們組成戰鬥部隊,暴力推翻壓迫者,如此讓生產手段及所有私有財產被工人們抄沒,以有利於他們的方式來運作。

  正是在這一點,共產黨與社會黨分道揚鑣。社會黨自始就堅稱,可以透過和平立法來完成土地及產業由中央控制的目的。馬克思則譴責這是做白日夢,堅持革命更好。只是,他很快看出推動任何立法,讓更大經濟權集中於中央政府,有其好處。但他不寄望於這類「社會主義者的小勝」,認為不過是軟心腸,無法面對即將到來的革命。

  馬克思特別強調,這場革命必須徹底無情才能成功。革命絕不能變成「改革」,因為改革最後總是落到「以一群剝削者換掉另一群」的下場,因為改革者覺得「沒必要摧毀舊的國家機器;相較而言,無產階級革命除掉每一群掌權剝削者,把權力交給勞苦、被剝削者的領袖……所以,這樣的革命無法避免要毀掉舊的國家機器,而代以新的。」

  馬克思進一步為動用暴力帶來新社會找正當理由,原因在他覺得,若是遵守道德原則,那麼革命會流產。他指出1871年法國社會黨革命的失敗,「兩點錯誤搞掉革命輝煌勝利的果實。無產階級半途而廢,與其說是跟『統治階級』一起執行,不如說是被在法國建立司法至上的想法給誤導了……第二個錯誤是無產階級太寬宏大量了;他們沒殲滅掉敵人,反而費勁地想用道德影響力加在敵人頭上,這是不必要的。」

  馬克思試圖放軟自己暴力教條的打擊力,他說假如資本國度,能以和平手段轉化成共產社會,他會十分滿意;然而他指出,這只有在資本家自願、不涉及戰爭的情況下把他們的財產跟權力,交給工人的代表才有可能。他以邏輯總結,由於這種事相當不可能會發生,因此暴力革命就無可避免了。

  馬克思及恩格斯也深信,這場革命必須是國際性規模的。他們曉得,並非所有國家同時都準備好要革命了,但馬派所有作家都強調,「社會主義要在單一國家裡底定勝利,沒有其他國家的成功革命配合,是不可能的。」





無產階級專政

  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相信,革命必不可免,他們下一個要問的問題是:他們應該等待革命自然而然發生,還是採取行動促進革命,加速社會革命往共產主義發展?馬、恩兩人判定,監督革命大力推展,已變成他們顯而易見的責任。幹嘛拖長受苦?舊社會命運已經被注定。鑒於兩人發現的法則,只消把整個社會革命的時期,壓縮在一個世代的暴力調整,那麼人類或許可以節省十幾個世代的時間,不再有剝削、不正義等事。

  他們覺得,事情可以三步驟辦到:第一,掃除舊秩序。「只有一種方式可以簡化、縮短、集中舊社會死亡的苦痛,以及新社會血淋淋的分娩—那便是恐怖革命(Revolutionary Terror)。」第二,勞動階級的代表接下來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史達林(Joseph Stalin)所描述的下列事項,必須在專政時期內完成:





一、完全鎮壓舊有資本階級。

二、創建強大的「防衛性」軍隊,用以「鞏固與其他地方無產階級的情誼,以及所有國家的革命事業發展和勝利」。

三、鞏固大眾團結,以支持專政。

四、藉由消滅私有財產,建立全面社會主義;讓全人類有所準備,最後全面採納共產主義。





  第三,最後一步便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全面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特徵,在於國家擁有土地及一切生產手段。馬克思及恩格斯相信,過段時間,當階級意識已消失,不再有抵抗必須征服,國家會逐漸凋萎,接下來財產會自動歸給全人類「共有」。後來,列寧解釋無產階級專政如何鋪平道路,走向共產最後階段。他說,專政將成為「一種組織,供一個階級有系統使用暴力對付另一個階級,供一部分人民對付另一部分……但是,社會主義的鬥爭,吾人深信它會發展成為共產主義,而且,伴隨著這麼做,一切動武的需求就會消失,人們就不必再屈居於其他人之下,一部分社會也不必屈從於另一部分,原因在人類會習慣於奉行社會生存的基本條件,不再動武,沒有臣屬。」

  列寧預見,到社會主義較晚階段,這個世界就不再需要法院、律師、法官、統治者、民選代表甚至警察。這些職務都是腐敗資本主義舊秩序的特徵,是無用的累贅,會被遺忘,掃入垃圾堆。列寧說,社會化大眾自發的同質性,會令舊秩序的政府機關變成沒有必要。他覺得,新社會甚至會改變人類本質,直到對共有社會的反抗,變成「罕見的例外,而且很可能有迅速嚴厲的懲罰伴隨而至(原因在武裝工人是實幹家,不是多愁善感的知識分子,鮮少容忍任何人小看他們),而且,奉行每日共同合群生活之基本規則,很快就會變成習慣。接下來大門會敞開,供第一階段共產主義過渡到更高階段(全面共產)。」





全面共產下,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

  馬克思信徒全都熱烈希望,這種新社會將造就人性必要的改變,接下來全面共產才能落實。個人必須忘記曾有一段時光,收入可以憑擁有財產或產製的勞動力就得以確保。換句話說,工資將被廢除。人們必須忘卻,有些人一度取得很多收入,而其他人收入很少。人們必須不再指望分等級的工資表,來反映生產力或勞務的差異。他們必須忘掉一切技能、教育訓練、身心能力的差別。人類必須適應以下觀念:假如人從事自己能力最適合的工作而竭盡全力,那麼不管生產力、產出有諸多差異,他跟其他任何人一樣,都一樣棒,值得拿取收入。

  這便是共產黨許諾的「各盡其才,各取所需」。人必須放棄往日牟利的動機,變得心繫合群,如此他才能為了全社會的利益盡全力工作,同一時間滿足於收到依他消費所需而給的收入,獎勵他的辛勞。

  馬克思、恩格斯預設,在這樣的體制下,產出會非常龐大,以至於他們可以取消市場、金錢及價格。商品會堆積在各種集中場所,而人人只要有工作,就有權按他們需求自行取用。馬、恩兩人覺得,不管什麼時候,不會有特別誘因,讓人拿取超出其所需之物,原因在商品超級充裕,工人能隨心所欲滿足需求。服務也一樣,可以在便利的地方獲得,而人人只要覺得需要他人服務,都可以提出要求。

  馬派作家說明,在這麼宜人的環境下,國家機器就不再有必要了:

  「只有共產主義才能讓國家變得絕對沒有必要,因為沒人要被鎮壓—意思指的是不再有一個階級,有系統地與特定一部分人進行鬥爭。我們不是烏托邦信徒(相信社會可以運作得至善至美),我們一點也不否認,個別人等有可能、也免不了會踰越過分,而我們也有必要制止這樣的過分。但是,先不必為此而設置特別的制止機器或設備:一如在任何一個文明社會裡,人民自己就會簡便地武裝起來;即使在現代社會裡,任何一個戰鬥員都不容一個女性被性侵。第二,我們曉得社會踰越的基本原因……在大眾遭剝削,匱乏又貧窮。既然已經除掉這個主因,踰越必不可免會開始『凋萎』。我們不曉得會多快、以什麼順序,但我們曉得踰越會凋萎。隨著踰越的凋萎,國家也會枯亡。」

  共產理論看待無產階級的方式,彷彿他們是人類獨一無二的分支,這一點饒富深意。無產階級被設想成特殊品種,若是能由壓迫式政府解放出來,幾乎就會自動開出令社會、經濟變得有效率的宜人花朵。政府則被設想成不過是資本家壓迫階級的工具。因此,若資本階級被摧毀了,那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府了。共產黨領袖始終覺得有信心,認為無產階級接管後,不會想要壓迫任何人,因此就不再需要政府。

  另值得注意的是列寧要無產階級當「武裝人民」。這樣的前景一點也沒有嚇著列寧。他有全然的信心,無產階級的成員絕不會像資本家那樣,濫用他們的權力。此外,列寧假定,無產階級本能地一眼就辨別出正義。而且列寧還相信,他們不僅會藉由「群眾行動」,動用武器來撲滅任何不合群行為,還會真誠、英勇地鎮壓自己任何自私、不合群的傾向。他們會「習慣性」地活在共有社會秩序裡,變得「習於奉行合群生存的基本條件,不再動武,沒有屈從」。

  列寧接著說,隨著政府機關消失,隨著共產模式的無階級、無國家社會成立於全世界,屆時要「談論自由,才成為可能」!





  現代的學生在學習歷史及經濟學方面,可以毫不費力就能發現共產理論偏離實情的最基本面向。

  馬克思信徒們「瞻仰」共產主義的各個理論,當成是人力所及最有洞徹力的歷史分析,但很多學者看待整個共產的框架,認為它或多或少是馬克思、恩格斯生活時代的產物。兩人的著述深思熟慮地反映出他們想調解他們那世代的五大影響力,試著整合成單一思想形式。在馬克思、恩格斯心靈留下印痕的影響力分別是:

  第一,他們的時代經歷激烈的經濟動盪。咸信這一點讓馬克思、恩格斯對經濟學在歷史的地位過於敏感。

  第二,普魯士哲學家黑格爾廣受歡迎。他的「辯證法」理論獲馬克思及恩格斯採納,只略微修訂,便用來解釋一切自然現象、階級鬥爭,以及無產階級社會未來無可避免的勝利。

  第三是「十九世紀唯物論」反宗教憤世嫉俗。這一點導致他們想用單一因素—物質—來解釋存在的一切。他們否認宇宙有智能設計、上帝的存在、宗教的神聖,以及猶太—基督教教誨的道德戒律。

  第四是烏托邦共產主義的社會與經濟理想。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他們想要公社制的社會,但他們覺得這個社會必須是有控管的;因此他們拋棄烏托邦人士的手足情誼原則,而宣稱共產只能在強力專政下推動。

  第五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精神。馬克思、恩格斯許諾的兩件事很吸引無政府主義者—動用暴力推翻現存國家,及最後創造一個無階級、無國界的社會。

  正因這五大重要影響力,學習共產主義的人會發現,它像個龐大事業聯合體,精心設計,並且似乎可以滿足各色人等。





共產主義身為工業革命的副產品

  馬克思及恩格斯出生在工業革命中期。革命之前,五分之四的人民都務農,但到了馬克思及恩格斯準備上大學時,農民大舉移居工業中心,已到了人潮洶湧的程度。如此導致的人口集中,製造出滿是貧民窟的城市,而這樣的城市助長疾病、暴力及罪惡。這種連鎖反應,脫胎自驚人的新機器時代。工業革命的先行者,把機器看待成轟隆作響、不具生命的怪物,最後能把人類由「勉強餬口」的經濟奴役中解放出來,但負面批評人士只瞧見機器產出的問題—人口流離、個人家庭乃至社會適應不良,最後還有不人道地對待男女老少皆有的工人。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跟其他很多人一樣,想用暴力回應自己身處的時代。因為那個時期經濟動盪,可以理解他們會歸結這樣的結論:經濟力量構成殘忍、無情的鐵手,在指揮整個人類歷史的走向。我們就從這一點開始批判共產理論吧。





共產主義對歷史的詮釋

 謬誤一—共產主義的第一個謬誤,在於它試著過度簡化歷史。歷史是動態溪流,人類活動像數百萬支流匯聚而入。馬克思及恩格斯卻試著改變它,說它是固定、不會偏移、預先定好的進步軌道,過去可以測繪,未來則能預測,按一種簡單的基礎—經濟學—就行。經濟顯然在人類歷史扮演強大角色,但其他的各種因素,如氣候、地形、近岸或內陸水道、機械的發明、科學發現、民族及種族根源、親屬關係、宗教、尋根探源的欲望、忠誠感、愛國心等,也是同等重要。





  不少現代的共產黨人已承認,歷史是這些不同影響力集合在一起形塑而成的,但他們堅稱,馬克思、恩格斯是有意把它們都包含在經濟決定論裡,原因在這些事情全都直接、間接影響到人類的經濟生活。然而,馬、恩的著述一點也沒能反映這種詮釋。就算他們有那麼做,現代馬克思信徒還是陷入困境,因為即使經濟決定論旨在含納生活的各種影響力,那麼共產黨詮釋歷史的公式,就會變成「萬事萬物決定萬事萬物」。這若拿來當詮釋歷史的基礎,就很荒謬了。

  另一群現代共產黨人曾試著主張,經濟環境並未絕對地決定人類歷史走向,僅是把人類侷限在遵循社會發展的特定趨勢。藉此想把馬克思、恩格斯由經濟決定論狹窄的框架給拔出來。此說當然較接近真相,但它在歷史的成分裡,假設有可變的自由意志元素,而這是馬、恩刻意否認的。事實上,經濟絕對論依絕對、固定、無偏差的意思來看,正是馬、恩預言的基石,說社會必定會遵循一條必不可免的道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再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他們談到資本主義時說:「資本主義之倒台與無產階級之勝利,也是一樣必不可免」,指的正是如此。

  此外,當任何現代馬派人士試著主張,人類進展道路並非固定、無可避免時,他就已經摧毀了整個共產革命的正當理由—馬克思說,暴力動盪是「簡化、縮短、集中舊社會死前苦痛的方法之一」。除非舊社會事實上無可避免的死亡,不然動用暴力殺人來加速舊社會的死亡就具有合理的藉口。那一點正是馬克思論調的核心。但假如承認,舊社會之死,僅只是可能之一,不必然無可避免,那他為革命找的藉口就窒礙難行了。與此相似的是:如果指出,當今社會一點也沒垂死跡象,事實上反而比以往更健旺,隨著每個世代的更替,似乎對人類福祉貢獻更多,那馬克思的藉口就爆掉了。

  所以,共產黨人以經濟決定論為基礎來詮釋歷史,經證實即便在支持者手中,也只算拿了根脆弱的蘆葦。馬克思信徒們察覺出理論的弱點,試著把它縫綴起來,但這些補丁只在本已乾燥脆弱如稻草的共產邏輯裡,製造出更多新的裂口。





 謬誤二—馬克思、恩格斯不僅過度簡化歷史,還仰賴第二個謬誤來替第一個找理由。他們說,人類心靈做不到道德自由意志,指的是人心做選擇而引領歷史道路這個方面。馬、恩相信,大環境的物質力強迫人心朝向既定方向走,人類並沒有自由意志來抵抗它。





  這聽來像是十九世紀機械唯物論者(Mechanistic Materialist)的教誨,他們說人腦有點像被動的蠟板,由外界收到印象,接著自動反應;但馬克思、恩格斯不想被認定為隸屬這派。所以,他們說這派乏味的唯物論者犯了錯。大腦並非被動如蠟板,反而能主動表現;它不僅能由外界收取印象,還有能力透過一系列分析、合成而消化印象。接下來鬧笑話了。

  他們宣稱,大腦消化外來印象後,依物質條件考量,一定會去做為了保持個人存在而必要的事情。以他們自己微妙的講法,即是人受制於周邊的物質環境。雖然思考路線略有不同,但他們達成的結論,與挨他們批駁的機械唯物論者完全相同。

  我們可以從上一章回想,馬克思、恩格斯把我們稱為「自由意志」的東西,認定為是一種意識到物質力、而這個物質力驅使個人去行動的自覺。這樣意識到「自然需求」,讓人們以為他們在選擇行動路線,而理所當然地,此時他們只能看著自己遵循物質條件的要求。

  在此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再次過度簡化了。人類行為的複雜性,無法單以「必須」回應物質條件來解釋。人們經常不顧物質條件,而去滿足很多其他動機,比如自我表達的欲望、宗教信念動人的力量、道德責任感的動力、滿足個人尊嚴、或者實現個人雄心。

  拒絕承認人類的道德作用力,以及有能力做選擇,這個謬誤對馬克思主義真是致命。這是最根本的錯誤,一大堆別的謬誤就建構在其之上。共產主義說,人心絕對要屈服於物質條件,人類史僅只是人類必須回應其物質條件的歷史,此時它必須用例證來佐證這些說法。請注意,當馬克思、恩格斯試著用這個謬誤來解釋社會結構時,它愈錯愈大。





共產主義對社會的解釋

 謬誤三—首先,馬克思、恩格斯說,社會形態自動取決於經濟條件,而經濟條件推動了支配階級,任何特定時代皆是如此。誠如馬克斯說,「人類真是自由地選擇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社會嗎?休想。人類生產力得到特定形態的發展,就會形成特定的商業及消費。生產、商業及消費得到特定階段的發展後,就會得到相應的家庭組織、相應的社會結構、秩序或階級,一言以蔽之,相應的文明社會就應運而生。以某種特殊文明社會為前提,人就會擁有特定的政治條件,而它們只是文明社會的正式表徵。」





  馬克思、恩格斯竟允許一廂情願的想法,如此徹底地模糊掉歷史真相,以至於他們說服自己,認為特定的生產狀況存在之際,特定的社會形式必定也會存在,這看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古時候生產模式幾乎千百年維持不變,而整個過程中社會幾乎不停在變。歷史學者及經濟學家已指出,若說歷史有證明什麼,那就是以下這個事實:生產模式與社會形態之間,沒有直接關聯。我們看看為什麼。





國家的起源

 謬誤四—馬克思及恩格斯相信,國家(任何形式的主權政府)是社會沒有必要的累贅,是支配階級創設來大力保護其利益、鎮壓被剝削階級起義的產物。馬、恩都不相信在任何時代,有任何政府是代表全民的利益,或是大多數人民的福祉。他們在《共產黨宣言》裡說,「現代國家的行政(權力分支)只不過是個委員會,用來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





  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歷史學家及政治學家都指出,不管有怎樣的想像力,都不能把政府稱為社會的累贅,因為政府乃是社會生活的絕對心臟。這是因為除非社會有一定程度的威信來管理,不然無法存在,而且要有威信的存在,才構成「政府」。人本質上是群聚性及政治性的生物,因此,創設政府去指引社會成員走向共同福祉,純粹只是人類本質內在的表達。所以,馬克思大力推動的一個沒有國家的社會(一個沒有政府的文明),會導致一群無組織的暴民,也就不會有社會。





 謬誤五—馬克思、恩格斯把國家的形式,解釋為某特定形式經濟環境無可避免的產物,此時他們也碰到困難。如果這一點為真,那麼相同的生產模式,總是會創造出基本形式相同的政府。我們看一下古希臘及古羅馬歷史。這兩個國家基本生產模式為奴隸制。據馬克思解釋,只要生產模式(奴隸制)依然生效,兩國政府的形式應該維持大致相同。





  但我們的發現與馬克思料想的大相徑庭,兩國即便生產模式沒有改變,政府卻迭經變化。在雅典,原是一系列世襲的君主,接下來則是貴族及民主共和體制,再來是三十暴君專制,最後再建民主。在羅馬,先是選出君王,接下來是貴族及民主共和國,再來是皇帝主政的絕對君王制。這些事件堪稱歷史經典,顯示政府的形式發生變化,而生產模式則維持相同。

  現在,讓我們以另外一種方法證明共產主義理論的謬誤。假如國家的形式由經濟決定論訂定,那麼碰到生產模式改變時,國家形式應該跟著改變。但這種事很少發生。以美國歷史為例。自創建以來,美國政府基本維持相同。南方採奴隸經濟,相形北方採工業經濟,政府有不一樣嗎?奴隸制被廢除後,政府在南方有改變嗎?生產模式變了,政府形式並沒有。換句話說,人們可以創建任何自己想要的政府形式,不管當時盛行的生產模式為何。有很多史例可以清楚地駁斥共產黨提出的這個重要概念。





 謬誤六—共產黨人談國家創建,還有法律乃制定出來保護剝削階級這種說法;此外,如果生產模式改變,法律就必須重組,來培養新的特別生產模式。按照邏輯來說,這意味著每次生產模式出現空前一新的變化,法律系統就必須有革命性的改變。相同的法律,卻能夠服務生產模式不同的國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種理論運用於特殊情境,歷史再度被共產主義搞得昏頭轉向。最棒的例子之一,便是西方世界史;西方世界生產方法多次劇變,但接下來各類型的法律只做了幅度不大的更改而已。換言之,遍及歐美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都受到奠基於相同基本原則的法律所治理,而那些法律與工業革命前盛行千百年的法律是一樣的。在英國,普通法是封建經濟時代就發展出來的,廢除封建只強化普通法,工業革命後進一步強化。在美國,廢奴不論在各州或國家層級,並未推翻基本法律。這兩個簡單例子可佐證相當明顯的史實,即社會的生產方法,與社會選擇創造的法律,兩者之間並無實質的依存關係。





宗教是什麼?

 謬誤七—共產主義進一步宣稱,宗教並沒有神聖源頭,只是人造工具,而支配階級用來鎮壓被剝削階級而已。馬克思及恩格斯把宗教描述為人民的鴉片,設計來哄騙人民謙卑地順服並接受主要的生產模式,而那是支配階級滿心想推動的。任何學史的人都會同意:歷史上有很多無恥之人,甚至是方向偏差的宗教組織濫用宗教的力量,一如其他社會制度在各種時代也被濫用一樣。





  但馬克思、恩格斯譴責的部分,並非宗教遭到濫用,而是宗教竟然存在。他們認為宗教是支配階級的產物,是壓迫者手中的工具及武器。他們指出,依他們看來,宗教有三重功能:第一,它教導要尊重財產權;第二,它教導窮人對統治階級的財產及特權擁有什麼義務;第三,它在被剝削窮人之間,灌輸默許的精神,以便摧毀貧苦人的革命精神。

  這些說法對於任何學習猶太—基督教理的人來說,其謬誤實在是太明顯了。聖經教誨的尊重財產,貧富一體適用;它教育富人要給勞工適當的工資,與匱乏的人分享自己的錢財。《舊約聖經》一再譴責自私的有錢人,原因是「向貧窮人所奪的都在你們家中」。耶和華說:「你們為何壓制我的百姓,搓磨貧窮人的臉呢?」

  《新約聖經》斥責自私富人一樣尖銳,「嗐!你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

  我再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眼,比富有的人進入神的國更容易呢!」

  至於共產黨人指稱的宗教叫人順從,我們只消注意到:宗教信念的動力,正足以讓虔誠信教的人不接受共產黨的壓迫、指令。奉行猶太—基督教義教誨的人,不會聽命去偷盜。他不會叫無辜的人流血,不會參與惡毒的共產黨的種族屠殺行動—有系統地滅絕整個國家或階級。

  由共產黨著述明顯可知,他們害怕宗教,倒不是宗教讓信眾順服於支配階級,而是它會讓信眾對共產規範無動於衷。堅定的宗教信念就像抵抗的高牆,挑戰共產黨的教訓及實踐。

  此外,共產黨人看得出來,猶太-基督教教誨意識形態的動能,是支持和平的力量,會斬斷共產主義鼓吹世界革命的命脈。誠如前俄國教育專員盧那察爾斯基(Anatole Lunarcharsky)宣稱,「吾人仇視基督徒及基督教。即便他們當中最好的,都必須被視為我等最恨的敵人。他們傳教說,愛你的鄰居,要懂憐憫,這與我等的原理相悖。基督教的愛是革命發展的障礙。愛你鄰居的說法去死吧!我們要的是恨……只有那樣,我們才能征服宇宙。」





共產黨的道德理論

 謬誤八──共產黨的寫手依此堅稱,猶太-基督教的倫理規範是「階級」道德。他們這麼說,指的是十誡及基督教倫理,是人創造出來保護私有財產及資產階級的。為展現共產黨寫手力挺這個觀點已做到什麼地步,我們得提到他們對十誡最愛的幾種詮釋。他們相信,早期希伯來人提出「當孝敬父母」這一條,是向孩子們強調,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財產。「不可殺人」被歸因於支配階級相信,他們的肉身是私人財產,所以應連同其他財產權般得到保護。「不可姦淫」、「不可貪戀別人的妻子」,據說是用來落實以下的想法:丈夫乃一家之主,而妻子嚴格來說,是隸屬於他的私人財產。





  上述最後一個說法,等到共產黨人在俄國掌權的時候,導致一些慘劇的發生。共產黨急著讓女人「與男人平等」,防止她們變成私人財產,反而把女權貶到最低、最原始等級。有些共產黨領袖推動性愛完全解放及雜交,來取代婚姻及家庭。「莎拉羅夫蘇維埃」(Soviet of Saralof)頒布的命令摘文可顯示這一點:

  「自1919年3月1日起,17到32歲女性的權利予以廢止……然而,本命令不適用於擁有5個小孩的女子……因本命令之故,所有女性不得再被視為私人財產,都變成國家財產……依相關組織之決定,國有化女子的分配及撫養,歸莎拉羅夫無政府團體所有……故此,一切由國家處置的女性,必須在本法令公布3日之內,親自到前述地址報到,提供一切必要資訊……

  「任何男子有意使用國有化女子,必須持職業工會行政委員會簽發之憑證,或者工農兵蘇維埃發的,證明他確屬工人階級……每個工人按規定繳交他薪津的2%到基金裡……不屬於勞動階級的男性公民,若是付款總額相當250法國法郎,也得享相同權利;那筆錢將轉給公共基金……任何女子,因本命令而被歸為國家財產者,將由公共基金收到相當575法郎的薪津……

  「任何懷孕女子產前4個月、產後3個月得不必工作……兒童出生1個月後,將交給專門機構,負責照顧及教育。他們將留在機構裡,由國家基金出資,完成教育,接受指導,直到17歲之齡……凡拒不服從本命令、不與當局合作者,將被判定為全民公敵、反無政府主義,後果一切自負。」

  另一份文件,證實女性在共產黨版本的道德觀念下受到「解放」,是源自於一位蘇維埃官員所做的決定,他說,「天下沒有女性遭男人侵犯這回事;凡是說性侵不對的人,就是抗拒共產黨的十月革命。為一個遭性侵女性辯護,等於自曝為資產階級及走資派。」

  有關共產黨人聲稱猶太—基督教道德代表了「階級」道德,只剩一點還值得一提。那便是以下這個事實:要證明共產黨人的說法為不實,不僅十分簡單,此外要證明今天地表上最「階級」的道德其實是共產主義也相當容易。俄羅斯1億8千萬人裡,只有約3百萬人是共產黨員。人數很少的統治階層無情地迫逼其他人民去接受它論斷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共產黨的道德遵循一個簡單的公式。任何支持共產大義的東西就是善;任何從中作梗的便是惡。面臨檢驗時,證明以上為投機主義、權宜之計的則律,或者根本沒有道德可言。任何人不聽從共產黨裁定什麼對共產主義為善而什麼為惡,就得受到蘇聯憲法第131和133條最嚴厲的制裁。這就是馬克思徒眾歸咎猶太—基督教禮俗是「階級」道德的原因,這也可以在共產行動計畫裡面找到一模一樣的案例。





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

 謬誤九—下一個謬誤便是馬克思及恩格斯宣稱,他們已發現人類進步之秘密。那便是他們認定的「階級鬥爭」。





  人們會想起,馬克思、恩格斯說,有人意識到奴隸制是一個符合要求的生產模式,進而建立一種社會,旨在保護奴隸主的權利。他們進一步相信,如果這種事態沒受挑戰,奴隸制的生產模式就會變成常態,社會一樣也會固定下來。只是,馬、恩跟所有讀過歷史的人們一樣,發現經濟秩序會變,由奴隸制到封建經濟,再由封建經濟到資本主義。為什麼會這樣呢?他們認為是階級鬥爭所造成的。他們斷言,奴隸推翻其主子,依封建經濟為本,創造新的生產模式。接下來一種社會便會發展出來,保護這種生產模式,直到農奴推翻其莊園主,成立一種特徵為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為止。他們說,現代社會就是為了要保護資本主義。

  批評家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顯然忽視某些歷史最明顯的事實。舉個例子,古文明如埃及、希臘、羅馬的衰敗、遭推翻,與奴隸起而反抗其主子毫無關聯。

  「那時奴隸大多是卑屈、赤貧及無助的人,他們偶爾嘟囔及反抗,都遭殘酷暴行鎮壓下去。那不是馬克思想像的那種階級鬥爭,也沒引發轉型到封建經濟。恩格斯自己都說,到羅馬帝國末期,奴隸稀少價昂,而靠奴工種植的大塊領地就不再能獲利;由土地擁有者及佃戶來做的小規模農耕相形之下較賺錢;簡言之,『奴隸制消亡是因為不再賺錢』。接下來蠻族入侵,羅馬傾覆,封建制度之確立,是較高文明被較低者征服的結果,並非階級鬥爭所驅動。」

  馬克思、恩格斯要解釋社會由封建經濟轉型到資本主義時,也碰到類似的歷史問題。





 謬誤十—共產主義理論想使用階級鬥爭為基礎,解釋過往的進步,不僅沒能成功,連預測未來在資本主義下,階級仇恨會增加的趨勢也都不準。馬克思、恩格斯說成無可避免的兩階級暴力敵對,過了一百年也沒發展出來。





  共產黨內的煽動家使盡全力,想在工人心中煽起不自然的階級意識火焰,但勞資間的基本鬥爭,一直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讓工人更公平地分潤到資本主義的果實。舉個例子,過去20年間,美國勞工取得前所未有的高地位。共產黨領袖想在這股改革潮流中奪取領導權,但工人掙錢愈多,就變得愈獨立—不僅向僱主主張他們的權利,還把共產黨的煽動家由工會領導層趕走。勞工並不響應共產黨推翻資本主義的呼籲,共產黨寫手已略帶苦澀地承認了這一點。

  同一時間,政府及產業領袖一般都發展出這樣的哲理:勞工有強大購買力,對維持工業之輪運轉至關重大。因此,勞工主張自己扮演資本主義當中不可或缺角色的情況,也是前所未見的。勞工成為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有階級意識的敵人,這種趨勢讓共產主義土崩瓦解。





 謬誤十一—共產黨人提出的另一個沒能符合設想的假設,是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財富會逐漸遭到壟斷,直到個人擁有一切,而被剝削的無產階級會成為人類絕大多數部分。然而,沒有財產的無產階級數目非但沒有成長,事實上在資本主義下還減少了。馬克思寫下他大部頭的《資本論》時,活在最最赤貧狀態。他仰仗的無產階級,是那些生活條件類似於他的那些人—完全沒有財產,也沒資本利益。





  今天,在資本開發度極高的美國,可以按馬克思定義分類為無產階級的,只有那些沒土地、沒儲蓄、沒社會福利、沒退休福利、沒壽險、沒持公司股票及政府債券的人,因為凡此種種,都代表生產財富或貨幣基金的所有權,超乎消費的立即需求。如此沒財產的無產階級,在美國並不存在,而有史以來各國當中,也只有美國如此。只是,在此重點乃是美國無產階級是少數中的少數,馬克思大概不想認養他們。美式資本主義底下,財富在人民之間分配之廣,要超過歷史上任何大國;並把馬克思存乎於心的無財產的無產階級,降低到占人口的極少數。

  相較於這種狀況,我們發現人民絕大多數都屬沒財產的無產階級的那個國家,便是共產主義的祖國—蘇聯,而無產階級專政已生效逾35年!





 謬誤十二—馬克思的工資理論也隨著時間過去而崩潰。他假設說,科技的發展會讓機器愈來愈有效率,因此讓許多人失業,以至於他們要競爭工作,直到工資變得愈來愈微薄。事實上科技進展創造的就業機會,比它摧毀的來得多,而且,除開經濟不景氣的間歇期,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一直逼近經濟學夢想的「充分就業」。





 謬誤十三—因為馬克思相信,工資會愈變愈少,所以他假定要維持生計唯一可行之道便是擁有資產。他說,擁有資產正是無產階級與剝削階級的唯一區別的道理正是如此。這個結論又是大錯。今天,某些人可以輕易地靠著出售勞務,一年收到一萬美元,有些人是靠著資產所有權而衍生二千五百美元的收入過活。碰到此類案例,要說前一個團體是無產階級,而第二群人是剝削的資產階級,幾乎可以說是荒謬。在資本主義底下,財產所有權肯定不是取得充足經濟獨立的唯一手段。





 謬誤十四—馬克思及恩格斯預測中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的遭遇,也出了錯。他們說,中產階級會被迫走上愁慘之路而跌回無產階級,以至於最後只有兩個激烈仇視的階級—資本家及沒財產的無產階級。情況正好相反。經濟學家已進行多項研究,指出中產階級(由既不極為富裕也非格外貧窮的人組成)成長非常快速。作為一個群體,中產階級的成員相較於總人口的其他部分,不管是人數還是財富都在增加當中。





 謬誤十五—共產主義的另一個謬誤,是階級鬥爭所導致的「必要的進步」。提出這項理論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試圖運用他們哲學裡的辯證法,主張源自兩個相對力量之間的鬥爭,必然會造成革命進步。這種說法未能解釋許多國家千百年來沒有進步過的說法—比如印度、中國、埃及、阿拉伯,以及東亞的人民。





  這個理論也未能解釋歷史最明顯的事實之一,也就是文明的退步。根據人類所有的經驗模式指出,國家會上升到國力的高峰,接下來因為道德及知識的衰敗,失去文化地位及經濟優勢。想由歷史證明這一點,比起階級鬥爭通過稱為「必要的進步」、不斷升高的階段而提高人類,要容易得多。





 謬誤十六—最後,階級鬥爭無法解釋過往,這也是導致馬克思、恩格斯未能正確預測出在他們有生之年會發生的事情。他們說,共產主義會最先降臨在資本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這是因為隨著資本行為的升高,階級鬥爭會變得更為激烈。根據這個說法,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會先降臨在德國。幾年後,馬克思則把自己的預言換成英國。





  諷刺的是,共產主義(至少無產階級專政)竟最先發生在俄羅斯—一個經濟條件在歐洲各國當中,開發算最低的國家。此外,共產主義以政變來到俄國,而非透過工人的階級鬥爭。政變是列寧的陰謀詭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列寧在德國「最高統帥部」的鼓勵之下進入俄國,動用少數強硬派革命分子奪走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當時剛逼沙皇遜位,代表工人與其他階級,正要制定民主憲政。

  所以,共產主義落腳俄羅斯,並非階級鬥爭自然的結果,反而像任何其他獨裁政體—靠著少數人的軍力。下面要繼續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誤。





無產階級專政

 謬誤十七—共產主義主張壟斷政治與經濟權力,用意是想做更多的事情,從而增進人類的幸福,但經驗證明那是錯誤的夢想。舉個例子,無產階級專政想要通過廢除私有財產制,把所有生產手段交由政府管理,而把財富分配給全民享受。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們說,這是為了預防財產及財富全數落入私人資本家手中。





  但當共產黨人試著在俄國那麼做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它摧毀了當時俄國微小的財富差距,同時在那套經濟系統下,一些特權分子毫無章法地分配生活必需品,而同一時間又決定全體人民,在人生各個重要階段,該怎麼生活。其結果是把經濟猛然倒退回封建經濟。

  馬克思與恩格斯之愚蠢,在於沒能分辨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利,以及擁有私有財產的壞處兩者之間的差別。他們用廢除權利來除掉壞處。人類的難題,向來不在私人財產擁有權,而是該怎麼公平分配,以便眾人能享有財產權。所以,共產理論沒能解決問題,因為把全部財產交回去,聽憑獨裁政體的打雜僱員來監督,導致的是財產壟斷,而不是讓擁財之樂分配得更廣。





 謬誤十八—無產階級專政要讓每個人有工作就有報酬,而非賺取工資。只是,藉由廢除工資來力挺勞工,共產黨高層只是廢除了當中的交易媒介。俄國共產革命後,大家發現這個做法迫使國家退回原始的以物易物制度。整個構想造成極大慘劇,以至於幾個月後就得放棄。共產黨人學習到,工資平等化的問題,不會因為廢止工資就能得到解決。





 謬誤十九—無產階級專政的用意,還希望能夠建立起龐大的「防衛」部隊,而部隊能幫忙「解放」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直到專政最後涵蓋全地球。





  這種遮遮掩掩的手法,想模糊共產黨領袖征服世界的野心,至今仍在使用。他們的軍隊總是說成是為「國防」所用,而在他們侵略下的受害人則說成被「解放」。現代世界史已經為共產黨的解放作用,下了一個悲慘的註解啊。

 謬誤二十—共產黨進一步指望,無產階級專政能給高層時間,向大眾展示他們的計畫是有效力的,進而確保團結支持進一步的「全面共產」。俄國共黨專政倒沒那種說服力。事實上,由於獲得授權以暴力對付資產階級,轉而用同等的凶狠,對付無產階級或勞工階級,以至於到今天,大眾已被調教成麻木、畏懼而默從的狀態,而非「團結支持」共產黨的理念。





全面共產下無國家、無階級的社會

 謬誤二十一—共產黨夢想未來有個偉大的新「單一世界」,這是植基於以下的信念: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暴力威迫,可以建立一種社會,創造出人類新秩序;人們變得習於奉行列寧所說的「單純、符合基本規則的每日共同社群生活」。





  這個願望的謬誤,在於共產主義對人類行為的曲解。以唯物辯證法為基礎,共產理論假定,若是改變一個人的外界事物,自動會逼迫他改變內心。外在環境與人的內在成分,兩者之間有交互關係,這一點不必懷疑,但環境只能制約人,無法改變他的本質。舉個例子好了,正如人一定要吃飯、發笑、生兒育女、成群結派,探索未知,所以與此相同的是:他們永遠都喜歡擁有東西而快樂(光是這一點就讓分享產生快樂);人類永遠有自我表達或自決的欲望,想改善環境的雄心,以及超越同儕的動機。這些人性是天生而來,代代相傳的,無法立法處理掉,也無法忽視。

  所以,若是共產主義的群居生活違反人類天性,不管暴力脅迫力量多大,都無法培養出永久性的習慣,奉行「單純、符合基本規則的每日共同社群生活」。無論人類被壓迫到什麼程度,他天性裡都保存著熱情的本能,想自由地表達這些欲望,而欲望是他遺傳而來,不是後天學習的。正因如此,這些欲望不能無視,也因如此,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無情鎮壓下,欲望也不會被消滅。專政一露出「凋萎」的時刻,欲望一定會崛起,主張自己的權利。

  過去六千年歷史顯示,社會只有在調和人天生本能與傾向時,它才會成功。事實上,共產主義想廢止的同一批人類天性,在合適的條件下,正是人類取得滿足、力量及幸福的泉源,對個人及整體社會都能帶來進步。





 謬誤二十二—馬克思、恩格斯太急著貶抑資本主義,花大部分時間在這個特定的主題上,以至於從沒能完全闡明他們要取代資本主義的「全面共產主義」;只是,我們倒是有充足的資訊揭露其先天性不足。其中之一便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句名言。





  當一個人與一個失能人士打交道的時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聽來或許棒極了,因為社會願意幫忙一個看起來有缺陷的人,替他補足無法自行完成的事情。只是,這種原則套用到整個社會時,會怎樣呢?最近有位老師問學生,對這個共產黨的口號有什麼看法,學生都認為似乎滿不錯的。老師接下來向他們展示,假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運用在學校,會發生什麼事情。他說:

  「這門課及格分數為75分。所以,假如你們有人得到95分,我就拿走20分,把分數給一個只考到55的同學。假如有同學考到90分,我就拿走15分,給一個只得到60分的。如此大家都能過關。」

  班上努力讀書、成績較好的學生馬上抗議了,但偷懶或沒那麼認真的則認為,這個點子不錯。最後,老師解釋說:

  「我認為長期下來,你們都不會喜歡這種系統。以下是可能發生的狀況。首先,生產力高的學生—他們在學校或生活當中,總是少數人—很快就會喪失生產的動機。考得高分,若是分數有部分會被『當局』拿走送給別人,那幹嘛那麼拚?接下來,較沒生產力的學生—不管學校或別地方都是多數—一時之間可以緩口氣,不必讀書或生產。這樣持續到生產力高的人消沉,或被弄到跟生產力低的一樣水準,所以沒東西可貢獻給同伴了。到那時候,為了讓大家都活下去,『當局』別無選擇,只能啟動一套強制勞動的體制,即使生產力低的都受懲罰。後者當然會激烈抗議,但是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卻毫不知情。」

  就共產主義而言,這所謂的需要「當局」,代表說重回到無產階級專政,以便強迫所有工人生產更多生活必需品。但即使強迫,無產階級專政也無法叫人們各盡所能。這是因為共產主義已蓄意摧毀掉最尋常的工作動機,一如學校老師引用的例子。我們列舉動機有四種:





一、增加報酬,以便增加生產。

二、增加報酬鼓勵更賣力工作,而研發更好產品。

三、增加報酬鼓勵更賣力工作,而提供更好服務。

四、工人有權使用過去扣除消費所需而積攢的酬勞(獲利),來購買並開發財產,藉此改善自己與家人生活條件。





  共產黨高層似乎不懂普世的生活教訓。人類最大的敵人是懶惰,而對抗懶惰的主要行動力,不在強逼,而是有機會自我改善。馬克思、恩格斯堅稱,那種態度自私、「無社會性」,但事實很清楚,工人發現自己勞動的果實,沒先造福自己與家人,而是滿足「社會」的胃口,那要叫他更賣力工作,實在很難。

  共產黨人認為,他們可以用外力驅逐這種「無社會性」的態度,但俄羅斯35年無產階級專政已清楚證明,除非人能依自己能力取得酬勞,不然無法各盡其才。共產黨領袖都知道,靠外力的做法已經失敗。在專政的鞭笞下,工人們生產出來的,僅足以勉強維生。因此共產黨高層開始說,專政必須無限期進行下去。只要工人無法各盡所能生產,那麼肯定談不上「全面共產主義」而各取所需。

 謬誤二十三—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理論時,人們很快會意識到:這兩位沒能考量到某些生活的基本因素。比如說他們假定,沒有國家的群眾統治(最後總是淪為暴民統治)相較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政府,會更有分辨力、覺察能力。坐擁這種期待在全面共產下實現,違背了人類過去的經驗所知的一切。





 謬誤二十四—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還假定,在無產階級專政實施的鎮壓之下,人們將會完全消失占有的本能。馬、恩明白表示,他們希望無產階級專政,能讓人們形成不擁有財產的「習慣」,或根本不想擁有財產。





  只是,在無國家社會定位後,全新世代來到世上,不再有無情鎮壓(導致他們父執輩取得習慣,奉行「單純、符合基本規則的每日共同社群生活」)的記憶,此時會發生什麼事呢?假設很多人拒絕做這種工作,或沒達成指望他們的工作份量,以至於他們被判為沒「各盡所能」而有罪,會怎樣呢?或者,假設他們由這種無階級、無國家社會,需索超過應得份量,又會如何呢?

  若是他們自立門戶,偷偷武裝起來,無預期地起而攫取無產階級或國家社會拒絕給他們的財富,又會怎樣?難道沒有必要再度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鎮壓這種反叛嗎?或許占有本能要比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更難以壓制。事實上,根據我們對人類數千年行為已取得的認知,共產主義有可能超越無產階級專政階段嗎?





 謬誤二十五—最後,全面共產主義承諾,即便在沒有一般工作動機下,無階級、無國家社會仍會生產出數量更多的貨物,勝過今天任何現有體制。按這種理論設想:共產主義生產會設法達到絕對飽和狀態,人類一切需求都得以滿足。補給品將堆積如山,依據每個人的需求來分配。勞務也一樣,可以在中央補給站取得,而且可得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至於消費者之間的競爭元素全被鏟除。故此,共產主義實施下,市場、金錢及價格都會消失。





  那麼,假如絕對飽和這個目標沒達成,會怎樣?無產階級專政不必再被徵召來壓制不滿嗎?這個問題有個很好例子,那便是汽車。該生產多少汽車,才能達到絕對飽和,應付20億人的需求(假如國家當局很快消失,需求這個詞最後必定等同於「需要」)。在資本經濟下,一戶人家有一或兩輛車就覺得滿足需要。假如除掉這種經濟需要,會發生什麼狀況?在全面共產之下,一個工人有權拿走他想要的所有汽車。除非他拿到一切他要的,不然自私的魔鬼就會露出醜陋的嘴臉。共產黨人的文宣一再保證,充分生產可以根除導致階級鬥爭的自私元素。





  新的車款出現時,又會怎樣呢?每次一款新車研發出來,社會就會自動把所有舊款淘汰嗎?在全面共產的情況下,誰會要舊車?這個問題似乎有點荒謬,但因為理所當然,反而最平常不過,而且在談到各類的生產時,都會出現。必須有人判定哪些人必須把舊車多留個一兩年,如果不這樣做,每戶人家幾乎可以肯定都要新車款,甚至還要上好幾輛新車。

  如此體制下,這類問題顯然極為重大,任何鏟除金錢、市場、價格的希望,都會因此淪為泡影。如此的體制需要的政府機器,要比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大上很多倍,指望以產出那麼大量的產品、勞務,而使國家得以「凋萎」,不論是從推論或經驗來看都是行不通的。





共產主義其實是用負面手法來解決問題

  在探討共產主義基本謬誤的最後,我們或許該總結出它最為重大的謬誤。共產教義裡,任何問題都可以用消滅導致問題的制度來解決。就算是馬克思或恩格斯,可能都沒意會到他們在做的就是那樣,只是人們會注意到說:這種手法完全主導他們著手解決的每個問題。

  舉例來說,政府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想盡辦法除掉政府,而解決因為政府所造成的那些問題。道德的問題則以除掉道德。宗教孳生問題,那就除掉宗教,問題就解決了。婚姻、家庭與家族有問題,那麼消滅婚姻、家庭與家族,不就解決了嗎?

  源自財產權的問題要想解決,他們的辦法就是不讓人擁有任何財產權。平均工資的問題則以廢止工資來消除。牽連到金錢、市場及價格,那麼搞掉金錢、市場及價格就沒事了。生產及分配有競爭上的問題,那麼靠著強力禁止競爭也就解決了。

  最後,他們解決現代社會所有問題的方法,是動用革命來摧毀這個世界。看起來共產黨的幽靈期望透過把現有一切化為灰燼之後,它才要從地球深處浮升上來。共產主義必須以一個目的—摧毀—來建造。只有在大破壞之後,共產黨領袖才膽敢希望,自己或許能提供自由、平等及正義給他們的追隨者。

  共產主義今天向全世界兜售的,就是對於未來含糊、糟糕的允諾。直到那一天的降臨,共產黨領袖會要求全人類忍受革命暴力烈火般地鎮壓並清算反抗的團體、沒收財產;共產黨「基於武力且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無產階級專政,暫停一切公民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勞改營、秘密警察不時監視全體公民、長期服兵役、貧困的集體農場、交結路線不同分子遭發現就有被清算之虞。最後,則是忍受一種經濟秩序—它允諾的生活,只比勉強餬口好一點—而且未來很多世代都得那樣過。

  自從共產黨領袖攫取一個國家,向好奇的世界展示可以搞出什麼神奇花樣以來,40多個年頭已經過去了。從一個國家開始,他們已擴大箝制力,直到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類今天已屈服在他們的鐵腕獨裁之下。那些逃離他們暴政的人們都可見證:馬克思人已造出一個政治上的怪物,集人類有史以來,人類心思所能發明的一切折磨、羞辱之大成。

  佯裝成把人類由所謂資本主義壓迫解放出來,馬克思人公然反抗20世紀文明的白色暖光,而引入在人類史上規模前所未見的奴役。雖然口中宣稱促進「一般人權」,馬克思人大肆屠殺的同胞,由古拉格囚犯到俄國貴族,數量之多超乎理性所能理解。人屬馬克思人自稱具現自然之最善—宇宙智商最高的科學生物—實則用他的狡詐來惡化種種罪行,那些罪,即便史前最愛掠奪的部落都幹不出來。

  因此,明理的人把共產主義形容是一種歷史的退化與否定。它叫人類反人類。非但沒能解決現代生活許多複雜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負面手法反而把過去人類那麼多世代奮力且成功解決的麻煩全部都給找回來了。

  為了更全面且精準領略到目前還在發生的事情,我們接下來要檢視一下當初的時空背景,是怎麼導致世界史上第一個共產黨控制的國家誕生。





  本章所描述的,都是著名的馬克思信徒心中最熟悉的事件。共產黨經常以自己對這些事件的詮釋為基礎,建立起他們的論調,因此,讀者應該會發現,這個歷史背景相當有用。

  本章另外收集了一些共產黨領袖:列寧(Nikolai Lenin)、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以及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個人傳記。

  審視下列問題,可以透露某些本章打算提供的答案:

  1868年在俄羅斯推動馬克思主義的是誰?馬克思為什麼認為那人是他的「敵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遭刺殺後,馬克思談論俄羅斯發生共產革命的可能,說了些什麼?

  是何種環境造就了列寧?他哥哥為什麼被絞刑處死?

  布爾什維克(the Bolsheviks)是誰組織的?組織的名稱意思是什麼?他們把對手稱為什麼?它是精準名稱,抑或是戰略使然?

  托洛斯基的背景如何?他怎麼取這個姓名?他如何逃離西伯利亞?為什麼他在1903年反對列寧?

  1905年俄國革命,是由少數激進分子領導,抑或是全體人民起義?列寧及布爾什維克為什麼反對承諾實施代議制政府的《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

  史達林家出身哪種家庭?他接受神學教育,為什麼被神學院開除?史達林1907年的犯案活動,顯示他有什麼人格?這段期間,史達林當工會組織者、宣傳家及革命領袖,活動範圍有多廣?他跟列寧關係怎樣?

  第一次世界大戰怎麼把俄羅斯帶到再一次全面性抗暴的邊緣?那次危機發生時,沙皇態度如何?





馬克思主義來到俄羅斯

  1885年,美國公民、駐聖彼得堡美國大使館專員懷特(Andrew D. White)返國述職,描述俄國局勢如下:「整個政府體制可以說是世上最野蠻殘酷的一個。一個斯文社會如此墮落、人民受壓迫、官僚體系如此無恥,世上真沒有第二個。」

  懷特寫下這段話時,俄羅斯總人口略多於7,000萬,其中4,600萬人以農奴身分受到束縛。

  我們回想到馬克思、恩格斯看見英國工人的生活條件,激動得義憤填膺,但英國人的生活狀態卻遠優於俄國貧農。俄國農奴不僅忍飢挨餓、被剝削、貧苦,還活在封建壓迫的嚴酷體制下。秘密警察總是橫行無阻,人民隨時有被捕、發送到西伯利亞勞改營之虞,沙皇常備軍也殘酷凌辱他們。俄國農奴沒有不容侵犯的豁免權,不管他的人身、財物、子女,有時妻子也一樣。一切都受到沙皇腐敗官僚系統貪官污吏猥瑣念頭的宰制。

  1861到1866年間,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認真想著廢除農奴制度,批准幾條解放敕令。然而,就一切實務面來看,小農貧苦的生活依然嚴峻、陰暗、不安。革命爆發的條件一直在醞釀當中。

  巴枯寧(Bakunin)翻譯的《資本論》於1868年逃過沙皇的檢查制,馬克思主義因此傳到俄國,有如上選的精神糧食,在自由派及激進人士當中傳閱著。這件事對於俄國來說,源自《共產黨宣言》的赤色烈焰點燃起來了,「讓統治階級在共產革命面前顫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全世界工人們,團結起來!」

  俄國革命運動很快就成形,到了1880年,可以肯定地說,馬克思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第一次意義重大的暴力事件發生在1881年,一枚炸彈被扔進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馬車,沙皇傷重不治;扔炸彈的人是革命組織「人民意志黨」(The People’s Will)成員葛寧耶維茨基(Ignatius Grinevitsky)。

  刺殺沙皇成功,讓很多馬克思信徒覺得,無限制革命的時刻應該很近了。遠在倫敦,垂老的馬克思開始收到俄國門徒的詢問。他們想知道,在俄國發動革命是否可行;俄國經濟從沒通過資本開發階段,而馬克思總是說,資本開發是前提。馬克思認真研究這個問題。最後,他提出答案,說是自己認為俄國擁有「最罕見、最適合、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機會,能避開(跳過)資本開發的階段」。換句話說,馬克思暗示俄國有可能提早革命。

  馬克思理論的路線來了個大轉彎。他還承認自己早年的預言之一有誤;也就是革命會先在高度開發的資本國家發作,如德國及英國。他在朋友群裡宣稱,「這真是命運的諷刺,原來我的主顧是俄羅斯人,而我跟他們打筆仗達25年,不僅在德文(刊物)中,法文及英文的也有。」

  的確很諷刺,儘管馬克思在口頭及評論文章上一直臭罵俄國人,但俄國馬克思信徒依然忠於馬克思及其理論。這在巴枯寧一案再真實也不過。巴枯寧是第一個信仰馬克思的俄國人,提倡馬克思、恩格斯理論如此賣力,以至於兩人害怕他會奪走第一國際。所以他倆挑他出來進行政治清算。

  然而,即使到最後,巴枯寧重申自己信仰馬克思。在談完馬克思對他的「強烈仇視」之後,巴枯寧結論說,「這讓我厭惡公眾生活。我受夠了,我把青春奉獻給鬥爭之後,現在我累了……讓其他年輕人接手這項工作吧。就我而言,已不再覺得堅強了……因此我退出競技場,只向我親愛的同一輩人要求一件事—饒了我吧。」

  1876年,巴枯寧放下人生的擔子,而蒙他饋贈馬克思主義及俄國革命的「年輕人」,已開始在人群中露臉。

  1870年,列寧來到人世,而在1879那一年,史達林及托洛斯基也來到世間。其他人陸續到來,但這三人是主要領袖,扛起巴枯寧的傳統,同時做到馬克思自己一直辦不到的事。這三人在革命中震撼一個大國,另擔任接生婆,讓世上第一個共黨專政來到人間。





早年的列寧

  馬克思大概沒料到,第一個共黨獨裁者會是列寧這樣的人。1870年4月22日,他出生在窩瓦河(Volga)地區的辛比爾斯克(Simbirsk)。父親當到州級國立學校督學,並獲俄羅斯世襲貴族爵位,母親是德國人,信仰路德宗(Lutheran)基督教。列寧一頭紅髮,高顴骨,還有阿斯特拉罕州韃靼祖先遺傳的斜眼睛。

  列寧的原名是佛拉迪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但革命時化名為「尼可萊・列寧」,自此開始揚名。少年時代,他接受父親的嚴格訓練;儘管父親是州級督學,但仍被稱為「自由派」。列寧父親是有人道主義情懷的人,17年間設立了450所小學,賣力到累死。他在列寧15歲時逝世,過沒多久更大的悲劇打擊到一家人—他的哥哥被絞死。

  列寧這位兄長叫亞歷山大,死時快21歲。沒多久之前,亞歷山大對宗教失去了信心,進而深深著迷於唯物論哲學。他同時覺得有必要採取直接、斷然行動,推行俄國社會改革。

  就讀聖彼得堡大學時,亞歷山大與幾位同夥,想做一枚炸彈來炸死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炸彈由炸藥及番木鼈鹼處理過的彈丸組成,外頭用假的醫學字典掩護。就在執行刺殺計畫前被警方破獲,整個團體立即被捕。接下來很快審案並定罪,1887年5月,聖彼得堡的報紙公布,列寧的哥哥已被送上絞刑台。

  這次騷動消退後,剛滿17歲的列寧反而認真地去研讀馬克思及其他革命派作家的作品。跟他的兄長一樣,列寧在兩、三年前已不再信仰宗教,變得認同馬克思對生命憤世嫉俗的詮釋。此外,哥哥之死還強化列寧的決心,愈快變成活躍革命志士愈好。

  為了讓自己取得某種專業上的地位,列寧廣泛閱讀法律。透過母親的求情,他獲准參加聖彼得堡大學的期末大考,而且在124位學生中以狀元出線。列寧接下來試圖要做個執業律師,但不曉得為什麼,他的官司幾乎是以敗訴收場,因此他放棄法律,終生沒再回頭。

  1891到1892年間,俄國鬧飢荒,又有霍亂疫情爆發。在列寧所住地區,俄國名作家兼慈善家托爾斯泰組織幾百個流動廚房救濟飢民,分配作物種子及馬匹給貧困農人,想維持人們活下去的勇氣。但列寧不幹這些。他沒幫忙救濟,也不參加紓困委員會。後來他被人指責對於飢荒的心態可議,把飢荒當成加重人民苦難的手段,煽動他們的革命意志並引發革命行動。那些年,馬克思派的政綱無疑夯實了列寧的思維,把他變成毫不妥協的革命黨人。

  此後沒多久,列寧定居於聖彼得堡。此時他23歲,熱衷於推動革命。因此他參加「解放勞動階級戰鬥聯盟」(Fighting 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然而在1895年,列寧發覺自己患了胃結核,必須前往瑞士特殊療養院進行治療。在西歐期間,他接觸到流亡中的俄羅斯馬派領袖普列漢諾夫(George Plekhanov)。

  列寧花很多時間與普列漢諾夫相處,而且對俄國流亡激進人士中的這位大人物,竟會跟新來者—如他分享自己暴力革命、推翻沙皇計畫,深感榮寵。普列漢諾夫一樣看重列寧。他感受到列寧憎恨沙皇政權污染到的一切,因此決定,列寧應該返回俄國糾集馬克思信徒,然後效法在德國極其成功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組織一個全國性的共產黨。列寧另按要求,開始出版革命期刊。

  列寧接受這個命運中一早就注定要由他來執行的差事,並把它視為神聖的任務。一回到俄羅斯,他便組織罷工、訓練新人、謀劃政治策略,寫作煽動文章。只是在這個大有希望的行動當中,有個警察臥底出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