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哈佛中国史《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哈佛中国史《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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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es:
Volume:
3
Publisher:
中信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ISBN 13:
9787508665450
Series:
哈佛中国史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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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导言





大多数中国人把唐朝(618—907)视为中国帝制时代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唐帝国的疆域之大仅次于清王朝,是一个通过宗教、文字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东亚世界的中心。此外,唐朝作家创作出了中国传统文学中最优美的诗篇,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但如同其他持续了几百年的王朝,唐朝也是中国的一个转型时期。自唐朝开始到其结束,中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王朝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当时所发生的巨大变革。

唐朝前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灿烂的诗歌文化被中国人歌颂至今。但是在8世纪中叶发生一场激烈的叛乱后,帝国政权未能重振,而在之后几十年里,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已经开始描述一个仍对其生活有所遗泽的黄金时代。之后的朝代继续对唐朝早期的政治和艺术成就赞美歌颂。在唐朝之后中华帝国延续的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控制了全中国或至少是其北半部,因此唐朝成为最后一个强大的“中华”王朝。这一观念(抹杀了军事上软弱的明朝)忽视了唐皇室在血统上和文化上都是在5—6世纪统治华北的边疆“蛮夷”的文化产物这一事实。

对历史学者,特别是西方的历史学家而言,唐朝后半期比前半期更能引发兴趣。以756年“安史之乱”为标志的历史断裂不仅对王朝命运而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轨迹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主张从唐到宋的长期变革始于8世纪中叶,标志着中国从“中古”到“近世”的转变。虽然把西方历史分期加诸中国历史很危险,但内藤之后的众多学者证实了他的基本假设。“安史之乱”后唐朝对重要的经济、军事和社会制度的废弃,帝国文化地理的重构,与外部世界贸易关系的扩展,针对变化中的世界而出现的新文学艺术形式等举措和现象,是开始区别中华帝国晚期与之前历史阶段的第一步。

这一变革的第一个要素是对可以把起源追溯到公元220年汉朝崩溃时的一系列制度的废弃。唐朝建立之初,官方土地制度是均田制(至少在北方如此),要求周期性地将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户耕种。和土地所有制相联系的是根据固定标准从所有得到土地的农户那里以粮食、布匹、劳役的形式征税。军事制度把北方游牧民武装和世袭军户组织成拱卫都城长安的府兵。都城本身,如同其他大城市,被分隔为有围墙的里坊,贸易活动被限制在专门的市场里。社会被少数门第最高的世家大族和一些地位相对较低的地方豪强统治,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享有持续了几百年的特权。所有这些传承下来的制度在王朝后半期被终结了,只有大族们的统治是在10世纪初随着唐王朝自身的灭亡而结束的。

这些变化最主要的共同点是国家丧失了对财产和臣民的控制,同时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在“安史之乱”后,国家放弃了前期控制土地所有权的努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用募兵制取代了以家族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城市里对贸易的空间管制被打破,城市生活向帝制时代晚期的模式转化,在喧闹的城市街道上商业设施和居住区混杂在一起。遍布农村地区的新兴市镇成长起来,加速了由新兴的中间商阶层掌控的农业商业化体系的形成。同时,通过科举制度,精英家族的地位和生活与国运紧密相连,他们最终随着唐朝的崩溃而消亡。然而,科举制度在之后的朝代被保存下来并有重大发展。

唐朝后期与以前王朝不同的第二个要素是新文化地理格局的出现。在汉朝结束和589年隋朝兴起之间的几百年里,几个政权已经大规模地开发了长江流域平原以及更南的地区。沼泽低地被排干后,这一新开发的降水充沛的区域,开始获得比已成为古代中国心脏地带的北方黄河流域更大的农业生产能力。长江也更适于大宗货物的漕运,这有利于跨地区贸易的发展,因此促进了地域间的分工。开挖大运河是短命的隋朝最大的成就,通过大运河可以把以大米为主的粮食从遥远的南方运往位于西北的都城长安。虽然唐后期的南方人口仍旧略少于北方,但“安史之乱”后政府丧失了对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导致长江流域成为帝国的经济中心与主要财源。出于战略原因而设在北方的首都控制着在人口、文化和经济上占据优势的南方,这在中华帝国晚期成为常态。

向中华帝国晚期体制转变的第三个要素是唐朝商人重构了和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在北方和西方,唐代中国继续和游牧部族联盟在政治上打交道,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断断续续进行的跨境贸易取得进展,当时这些贸易路线没有因吐蕃的崛起而被打断。但真正推动晚唐海外贸易的是南方大量的天然港口。如同之前几百年,大部分贸易活动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开展的,但是与东南亚、印度和波斯湾地区之间的大量新兴海上贸易活动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海上大宗商品贸易把中国和一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相连接,尽管后来明朝停止了由国家资助的远航活动,这一贸易模式仍在中华帝国历史上得以延续。新的商业机遇引来很多胡商定居中国大城市,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人向东南亚和更远地区的移民活动。

城市里增长的贸易活动和商业化促成唐代第四个转变,即重要的文学新流派的出现。王朝前半期文学创作的顶点是以王维、李白和杜甫的作品为; 代表的诗歌的黄金时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中心从偏好浮夸、矫揉诗风的宫廷转移到都城和其他大城市,这使得初唐诗人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而且也可以采取更严肃的道德立场。诗歌的地理范围在晚唐时继续扩大,长安等地的妓院和娱乐区中出现了描写城市生活的喜悦和悲伤的新流派。

在同一时期,一些作者把散文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由儒家学者兼哲学家韩愈以及和他有关的作者创作的。他们大多从都城被贬至地方,并在那里度过了很长时间。在唐朝最后一个世纪里,作家们开始创作虚构的传奇故事,以此来探索唐代的男女关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也成了文人们在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的自处之道。





1


第一章

帝国的地理环境





有唐一代,中华帝国经历的最大变革之一是对地理空间的再定义。在其头一个半世纪里(618—756),当唐朝以长安和东都洛阳为基础对外扩张时,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中国北方最大河流黄河及其主要支流渭河和汾河流域。黄河流经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穿越函谷关以东肥沃的中原大地,流向东北方向的海滨冲积平原,勾勒出自早期秦汉帝国以来中国生产能力最强、人口最多的地区。

到唐朝灭亡之际,一切都改变了。旧有的都城遭到破坏,这两座都城再也没能成为帝国首都。一直是中国核心区域的西北地区开始了漫长的经济和生态衰退,今天它成了穷困的、半沙漠化的边远地带。中原地区失去了作为华夏文化缩影的光辉及其在人口和经济上的优势。东北部地区(今天的河北和山东)成为一个半胡化的边疆,其中一部分领土与中国分离达几个世纪之久。其余地区将一直是非汉族“征服王朝”的根据地。逐步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与经济中心的是南方的长江下游流域,那里拥有充足的降水、茂密的植被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曾在南方各政权的统治下持续发展了四个世纪,在唐朝成了中国新的心脏地带。





中国古代的心脏地带——关中


历史上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是首都长安及其周边的关中地区(环绕着渭河)。这是过去首次统一中国的秦帝国(前221—前206)与其政治文化继承者西汉帝国(前206—公元8)的心脏地带。“关中”一词强调了环绕它的山脉和丘陵所提供的天然防御作用。

在秦朝和西汉,长安的朝廷实施重视关中的法律和经济政策,歧视隔着山脉的关外的广大平原地带,即古时所说的“关东”(函谷关以东)。朝廷借用法律力量压制帝国其他地域有势力的大族,很多大族被强制迁徙到首都附近,从全国征收上来的钱财被用于改善水利,使这个地区的生产力最大化。在秦代,郑国渠使西北地区变成了中国最肥沃的农业区。

西汉继续用关中本位的方式建造帝国的基础设施。当关中的农产品最终被证明不足以满足朝廷的需要时,汉朝政府就从东北部地区更富饶的下游冲积平原漕运谷物到首都。这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首次明确地分离。大规模的农产品运输只能以漕运的方式完成,然而在旱季,黄河不可能通航,连接黄河和长安的渭河航运效率极低且不可靠。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耗费巨资和大量劳力来修建绕开渭河直接连接长安和黄河的运河。之后又开凿了另一条可以方便地从肥沃的汾河谷地漕运的运河。

虽然两条漕运线的主要功能是从生产力更高的东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运粮进京,但是它们也有助于改善灌溉条件。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凿了六辅渠以灌溉郑国渠力所不及的高地。第二年他试图改善靠近洛阳的黄河支流洛水流域的灌溉。这一计划失败后,汉武帝把他的心思转向未及时处理的东部下游平原臣民的灾难,黄河瓠子决口导致了数年的大洪水。在最终堵上决口、控制了河流之后,武帝作诗自矜,然后又重新把几乎所有注意力放到了关中。他修复了损坏的郑国渠(重命名为白渠),在长安周边修筑三条新的灌溉渠,把首都和华阴城用另一条运河连接起来,着手兴建西北偏远地区的灌溉工程。他修筑的水利设施集中服务于京畿,只有在淮河流域的灌溉渠是唯一的例外。

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动荡之后,重建起来的东汉王朝(25—220)于公元25年把新首都建立在中原的洛阳。投降的胡族多次被迁徙到关中,再加上中央政府无力抵御那里的叛乱,导致原来秦朝的心脏地带“胡化”。长安的地位衰落,周边的灌溉渠和运河由于缺乏维护而逐渐丧失功能。洛阳周边的黄河堤坝得到良好的维护,再往东地方官员组织修建小规模的灌溉工程。东汉放弃了为首都提供穿越黄河流域的长途运输,恢复了较旧的模式,使首都和其他城市一样,需就近获得物资来满足需求。

汉朝衰落后的400年里,中国分裂成几个分处南北方的短命王朝,依靠邻近地域供粮的办法继续实施。北方政权(包括三国时期的魏国、晋朝、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照例迁徙大量汉族农民和游牧民到首都附近,以满足朝廷和城市居民的需求。317年,晋朝朝廷向南逃奔到长江下游地区后,同样依靠近郊的农地向新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供应所需的大部分粮食,而由刺史管辖的长江中游地区亦是如此。南方的劳动力由大量来自北方的难民和被掳掠或强迫的土著提供。

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王朝创始人定新都大兴于长安废墟之侧,主要是因为他和他最紧密的同盟者均是西北地区半胡化的精英。然而,在关中建立一座首都是困难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当时正不可逆转地向东部和南部移动。一些谷物可以先沿黄河,再沿依渭河重建的运河运到大兴城。但是大量粮食必须由几条把黄河及其支流和南方连接起来的重修的运河来输送。这项雄心勃勃的工程计划,把首都和除四川之外的帝国的每一个产粮区连接起来,并以“大运河”之名为世人所熟知。

和隋朝的皇室一样,唐朝创立者也出身于一个西北地区的军事世家,并且同样把老关中的大兴城作为首都,重新以古城长安之名命名。然而,在唐朝建立后的几十年里,帝国官僚体系的膨胀和需要供养人口的增加要求政府周期性地迁都洛阳,在那里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7世纪后半叶唐朝在武后的统治下陷入了与关中精英的持续对抗中,因此宣布洛阳为陪都,也是帝国的神都。武后从权力舞台上跌落之后,玄宗皇帝指定裴耀卿为转运使,负责恢复大运河及转运仓。这一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唐朝朝廷在736年得以迁回长安。

由于接近都城和易于漕运,富饶的汾河谷地及其支流流域在唐代集中了35个灌溉工程,其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地区中位居第三。但是供养一个“在重重关隘中”的朝廷的难度仍然在上升,这是由诸如砍伐森林、地表侵蚀、沟壑化、水源短缺以及运河淤塞等问题造成的。中国北方的森林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消减,原因是取暖和建筑用材的需求造成的过度开发。首都的宫殿、庙宇、官署和住宅对木材的需求特别巨大。首都所在,人口增长,导致越来越多的木材被烧掉。政府开凿了一条运河把木材运进都城,进一步加速了森林植被的减少。最后,政府试图在西北地区养马,以取代被吐蕃夺走的牧地资源,再加上牧民砍伐树木来盖房子、取暖,导致本就不多的草场被破坏以及坡地的水土流失。

花粉含量的考古学证据显示,森林植被稳步地从河流谷地退到了山地边缘,而在京畿地区北部则完全消失了。砍伐森林引起的水土流失使向都城运送粮食的运河淤塞。因此,定都长安,集中资财和人口,适得其反地恶化环境并搞坏经济。9世纪初,诗人、散文家柳宗元《行路难》其二中这样描述普遍发生的情景:

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

深林土翦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

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

遗余毫末不见保,躏跞磵壑何当存。

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硣豁空岩峦。



显然这是一篇政论诗,被砍伐的树木象征着命运被腐败朝廷左右的才子。但森林被破坏的场景迅速出现在文人头脑中并被拿来表达一种隐喻,这暗示出在唐代青山被剥去植被是多么普遍的景象。

函谷关以东黄河长长的河段,水流放慢,河道变宽,因此挟带泥沙的能力下降,泥沙沿着河床底部不断沉积,致使水面上升冲破堤坝。随着冲蚀的继续,沉淀率上升,即使堤坝越修越高,溃堤仍然频繁发生。历代王朝记载的洪灾频度变化显示出西北地区发生的土地冲蚀的速度。在西汉最后的几十年,当关中粮食生产能力达到顶峰时,下流溃堤的频率却加快了。东汉时期,当西北地区的部分土地被抛荒,灾害发生的频率逐渐下降,并随着王朝的垮台而迅速减少。但在5世纪早期北魏重新统一华北,溃堤的频率再次开始上升。唐朝中期溃堤频度(每十年一次)只比西汉九年一次的记录稍低,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骤增至三四年一次的程度。这些数据表明,不仅西北的肥沃土壤大量流失,而且东北部地区破坏性的洪水频发,带来了巨大灾害。

唐朝建立的时候,东北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中原地区,这归因于其在北魏帝国及随后将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的内战期间的相对稳定。因此,在最初的百年里,唐朝在那里建立了两个粮仓用来储存余粮运往京师。永济渠(隋朝开凿的大运河的东北延伸段),主要服务于把东北部地区的粮食运回长安。唐朝为永济渠开辟了若干支流以改善灌溉,并从生产者那里把粮食运到主运河,还因此提高了运河水位。除了取得这些进步,农业生产还向北扩展至燕山山脉,而农牧业混合的经济形态在更远的地方取得发展。边区土地的耕种将最终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但在唐朝,这些地区保持了生产的势头。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廷失去了对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不再能从当地征收税粮。另外,东北部地区大规模的职业军人消耗了当地过多的资源,即使是那些忠于朝廷的藩镇也不能再将大量钱粮上缴长安,朝廷只能依靠富裕的南方提供的补给勉力维持。正如杜牧(803—853)所述:“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

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从西北到东南的新的地理政治轴心明确界定了唐帝国的结构。在边远的西北,朝廷控制的主要藩镇阻挡了吐蕃与回鹘持续不断的侵袭。关中与都城比邻于其东南。沿轴线向更远的东南则是肥沃的长江下游,那里为朝廷和西北地区提供了大部分的粮食和赋税。粮食和其他可能以布帛形式上缴的税赋,沿大运河向北和西北运往朝廷。在这一地缘结构中,富有而相对非武装化的南方在物资和财政上支持着因为战略原因而设在北方的首都,确定了中华帝国后期的架构。唯一的不同是后继的王朝定都在东北部地区而非西北地区。





东北部、中原和四川


在西晋于316年灭亡和晋室南迁之后,很多留在关东的汉人聚族避难于山野中的坞堡。北魏于439年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社会更加和平安定,但很多逃亡的汉人继续避难于坞堡,在那里女人和男人一样习于骑射。与汉朝“关中出将,关东出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魏武将中来自东部的和来自西部的比例是五比一。534年,北魏王朝分裂为东西二国,东魏与继承它的北齐继续从关东招募武将。武装的坞堡成了地方权力的主要保障,在隋末内战时尤其明显。

东北部地区的军事化特征也和在4世纪晋室南渡后大量非汉族人定居当地有关。在营帐和坞堡中,出身于军事家庭的汉人与包括契丹、奚等其他民族战士混居在一起。在唐朝开国之战中,以关中为基础的唐皇室最强的一个对手是出身于东北部地区富裕家庭的鲜卑后裔窦建德。窦建德曾是乡村首领,他依照讲义气、重承诺的传统侠义精神行事,这也是当时很多绿林好汉共奉的准则。621年,当窦建德的势力被彻底打败后,他的部下奉以前的骑兵将领刘黑闼为名义上的首领,继续对抗唐朝廷一年多。因此,唐朝创立者“想要完全杀灭窦建德的集团,使山东完全空虚”。“安史之乱”后独立的藩镇节度使的崛起使东北部地区成为永久对抗唐王朝的中心。

黄河中游(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经历了和关中类似的遭遇:砍伐树林,水土流失,河流淤塞,农田变成沟壑。黄河以南有的地方很富饶,但那里的几座大城市消耗了区域内大量农产品。因为区域内可供输往外地的粮食少于东南地区,朝廷严重忽视当地的灌溉水利,集中精力维持从东南运粮进京的运河。“安史之乱”以后,藩镇节度使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黄河中游灌溉与运输之间的紧张状态加剧。为了供养军队,节度使拒缴税粮给朝廷,把更大量的水源转作灌溉之用。有时这种行为令运河水平面降低以致无法行船运输。而且,由于灌溉工程没有得到有效维护,很多水从工程漏洞流失了,进一步减少了整体的可利用量。在朝廷和藩镇间围绕这种稀缺资源而进行的斗争成为理解9世纪政治的关键。

中原地区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朝廷来说只处于次要地位,但在唐代始终保有文化上的优势。作为古代东周王朝(前770—前256)和东汉的都城,洛阳保持着帝国非军事首都的令名,以中国东部文学文化的自然中心之姿,迥异于过去秦朝设在关中的军事堡垒般的都城。几百年来,学者和诗人把洛阳作为中国和世界真正的中心来赞颂。“中原”一词狭义上指洛阳周边,但也能指代整个中国,象征文化上的“中心”。作为精神上的首都,洛阳拥有长安无法与之匹敌的特殊地位。

上述主张在9世纪一场关于在四个世纪的分裂中真正的中华帝国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的争论中被表达了出来:“今天的历史学者都把东晋(南方政权)看成非正统,这是一个大谬误。对于那些坚持拓跋(北魏)拥有‘中国’地位的人,我的回答是风俗礼乐构成了中国的特征,缺乏这些特征则是夷狄。怎么能完全依赖地理位置呢?”尽管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这位作者也承认当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一个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取决于它能否控制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四川,西南部一个封闭、群山环绕的地区,对唐朝而言在经济上不像长江下游东南地区那样重要,但随着7世纪后半叶吐蕃和南诏的兴起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中心。四川始终作为南方的一翼,配合来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军队对在西域,即今天新疆的吐蕃军队进行钳形攻击。在“安史之乱”中,四川为逃亡的唐玄宗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天堂,而在唐朝后期又迎来了德宗和僖宗(图1)。

但是出入四川是困难的。如同以前的王朝,唐朝维持了一个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网络,以便于帝国内部官员的往来和公文的传送。这些两侧种有树木的驰道由夯土筑成,其中间隆起以便把雨水排到两边。其中三分之二的驰道从首都延伸到北方边疆。然而,唐朝把这个道路网广泛地扩展到了南方,四川成为一个关键地区。穿过四川的道路把今天西南部的云南和贵州与帝国其他部分连接起来,并一直延伸到东南沿海。依靠沿这些道路和长江的贸易,四川凭自身的优势成为一个富裕的贸易中心,如同诗人杜甫所云:

蜀客多积货,边人易封侯。



四川以供应贵族女性精美纺织品而著称,此外还有贵重的乐器、纸张和印刷品。

图1 玄宗皇帝逃往四川(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扩展跨地域的交通和贸易网络,唐朝建立了一个快速的邮驿系统,沿道路十里一站,总共拥有1297个驿站。驿站备有马队随时做好准备,可快速换马,如果马匹缺乏,也会有受过训练的善走信差。从长安到帝国最远的地方需要8—14天的时间,于是即使是曾经封闭的四川也能定期和其他地方联系。快速的邮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延误期限一天就会被重打八十大板,递送公文延误六天会被责罚服苦役两年。延误紧急的军事公文可能会被处以斩刑,特别是当公文延误造成前方人员死亡之时。

秦代修筑的成都都江堰灌溉工程,使四川能生产大量粮食,养活大量人口。如同帝国其他地区,这些人口的建房和取暖导致对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到唐朝,覆盖四川盆地与周边山地的原始森林已经砍伐殆尽,以致农民只得种植桤木和其他速生林来做薪柴。这种情景被8世纪60年代生活在成都的著名诗人杜甫记录了下来,他在《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中写道:

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

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



数年后他在另一首诗《堂成》中写道: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在四川最高的山上进行的森林砍伐迫使负责修护地区脆弱的木桥和栈道的士兵走更远的距离去找合适的木材。像农民一样,士兵被鼓励多多种植能满足需要的树种。

砍伐森林也发生在草木繁盛的东南地区。5世纪一名南方官员书写的奏折中提到了位于长江下游的东晋故都建康周围山上的植被被彻底地烧毁,荒地被用于栽培竹林和果树,尽管自366年起,针对这种行为的刑罚一直存在,犯人甚至可能被公开问斩。





南方


唐朝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南方稳步成为中国经济与人口的中心。这一地区兴盛的重要性与当地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关。在唐代,“南方”包括长江流域及其四个主要的支流流域(湖北、湖南、江西、秦岭山脉以南的陕西、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这一地区多山,但降水频繁,河湖溪流很多。南方与寒冷的北方相比作物生长期长得多,适合复种。因为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一旦南方引进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排水设施,其单位产量要比北方高得多。

在唐代,除四川之外,长江两岸的人口和农业集中在中下游。长江中游以洞庭湖和鄱阳湖为地理标志,沿江还有很多小一些的湖泊和沼泽湿地储蓄过度降水产生的径流。长江三条大支流注入这些湖泊:汉水、湘江、赣江。过赣江后,长江流速放慢,变得开阔,以致对面的河岸都看不到。江水入海口处的沉积物形成了巨大的三角洲,并继续以每70年1.6公里的速度向东海移动。冲积而至的土壤中的水一旦完全排干,就会变得极为肥沃。唐朝长江流域的农业可能只集中在河谷、下游三角洲以及中部低地大湖周围的沼泽地,而不是山坡。

如同长江流域,遥远的东南沿海(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福建省)虽然多山,但其河谷土地肥沃。当地首次受中原影响是由于汉朝崩溃后有许多迁移到此的移民,但当地直到唐代都人烟稀少。直到8世纪当地都不受唐朝廷的重视。如同四川,这个区域与世隔绝,与帝国其他省份之间被山脉分隔,唐朝末年福建地区脱离中央控制成为独立的闽国。因为富有天然良港,这一东南沿海地区比中国其他地区更依赖于渔业和国际贸易。最终这里建立了和日本以及东南亚的紧密联系,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唐将亡之际,这种贸易变得尤为重要,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如此。

西南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只在18世纪和19世纪才有汉人移居。在唐代,当地逐步被新兴国家南诏统一,并在唐帝国和吐蕃之间持续不断的外交与军事冲突中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这个区域多山,其低地覆盖着热带丛林。唐代数十个不同部族分据当地,其中很多直到今天仍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及至唐朝,“南方”在中国文学作品中通常被描绘为遍布丛林、沼泽、瘟疫、毒草、野兽的危险奇异之地,是众多被贬黜的官员一去不复返的流放之地。虽然在唐代这些意象依旧不变,但“南方”一词所指代的地域范围稳定地向赤道移动。在汉代,这一词语主要指长江流域,到唐末则相当于今天的福建、广东、广西。这一转变反映了汉人几百年来持续南移以及他们带来的地形景观的改变。

南方主要的环境问题不是干旱和洪水,而是蚊虫滋生的低地过度潮湿,不适于耕种。随着更多的汉人移居当地,他们修筑大大小小的排水工程,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把广阔的湿地变成农田。朝廷听任地方的大地主控制排干的沼泽和灌溉农田,只是有时对水利工程提供建议,或为定居沼泽地带的人免税,后者是为了帮助在朝廷上有权势的大族分担风险。结果,南方的地主在引进开发新土地和改进生产的农业技术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建立了更大的、生产能力更高的庄园。与北方地主相比,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更大,这种区域性差异在中华帝国晚期一直持续。

南方地主的地位之所以高,与当地特殊的治水方式有关。在北方,国家通过修筑和维护大坝来控制洪水,而当地灌溉系统的水源来自河流支流和农夫挖的井。介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淮泗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生态环境迥异,因此需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控制水利。在中部,缓慢流动的河水通常被堤坝拦住,形成水库,那里水闸放水进入小一些的运河,再利用重力作用让水流入田地。相反,在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技术是把过多的水排到人工水池,需要时可再从水池中抽出。堤坝不仅用来控制洪水,也用来开垦低地。在地方大族主导的大规模私人组织的管理下,这样的工程可以依靠小到几十人、大到几千人的集体劳动轻易修建。

唐代文献主要记录社会最高层的活动,关于地方豪族部曲对南方的持续开发的记录付之阙如。即使如此,仍有少数证据被保留下来。唐代人口数据主要反映了都市人口的状况,而且受限于当地受国家控制的程度。即便如此,长江下游的入籍人口在唐朝前半期增长了几倍,据此推测农村人口应该也有巨大增长。这种情况只有在更多的土地被开垦为耕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唐代史书也罗列了遍布长江下游的几十个水利工程;在唐朝的前半期它们增长的速度很可观,在唐朝后半期甚至发展更快。虽然其中的大型水利设施是由国家组织兴建,但提到的小型设施也很多,而且大多肯定是由地方主导修建的。政府对东南地区粮食的依赖日益增长是另一个可以表明本地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证据,虽然越来越多的粮食被运往北方,南方地区仍然可以养活本地人口。

地方大族对发展南方经济起核心作用的最明显的证据来自“安史之乱”后的时期。在中央政权比以前更加虚弱和困顿的时期,南方兴修水利的速度反而加快了,尤其是太湖周边区域。当地多沼泽,多河流,适于建设受地主欢迎的复合型小规模水利设施。在被大运河穿越的长江下游与淮河流域,政府官员想要集中所有可能的水源供应运河,以保证向北方的粮食运输,而当地农业经营者期望把尽可能多的水用于灌溉,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执。这种利益冲突再一次显示出政府优先考虑满足漕运系统的需要,而南方灌溉系统的维护主要是地方豪族的工作。

随着唐代生活在南方的人口数量增加,稻米成为帝国主要的粮食作物。虽然北方培育了可在旱地栽培的品种,稻米生长的最佳环境仍然是南方潮湿的水田。水稻种植的特性至少以两种方式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影响。首先,因为水为农作物输送养分,相比于土壤质量,种植的成败更取决于水的质与量以及用水的时机。因此即使在水源丰富的南方,也必须要建造、操作和维护复杂的灌溉工程和水利设施。这一必要性鼓励了地方精英勇于创新和实验,并且要求他们具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其次,水稻种植要消耗大量劳动力,因此高度依靠农民的勤劳与技巧。保持水深一致、整地、养护水堤需要持续的劳作。插秧最为费力,因为要求农民对插秧时间和秧苗间距有精确的掌握。因此,在唐代,经验丰富且生产力高的农民对南方农业经济来说价值巨大。





漕运


在唐代若想以可接受的成本来远距离运输粮食和其他大宗货物,除漕运之外别无他途。在北方,主要的河流系统数量很少,且需要经常挖去淤泥。但即使通过疏浚,运河仍然是如此曲折浅狭,以致要挖掘人工运河来代替天然河道。北方的降水并不充足,当更多的水流入灌溉渠以种植粮食,更少的水流入河中承载装满货物的驳船,结果便是唐朝前半期北方水运发展有限。

这种限制的一个后果是降低了军队大规模移动的能力。唐初与唐末的流寇能够在地域间大规模转移,抢光一地后再移至下一地,官军则不能如此。为了供应一支由多达几万甚至10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需要来自粮仓和其他储备设施的定期粮食运输。军队规模越大,越需要停留在漕运所及的范围内,因而机动性也就越弱。

但是受限的漕运造成的最重要影响是各个城市只能依靠其周边地区生产的农产品,这延缓了农业专业化的发展。唐以前的帝国基本都只重视区域性发展,每个地区致力于满足其自身的需求。长途运输的对象只有运往中央的贡品或是满足精英需求的奢侈品。然而,随着大宗货物远距离运输的兴起,一个地区可以致力于生产其他地区缺乏的产品,通过贸易获得高额利润,之后再用获得的利润购买谷物和布匹等必需品。漕运的改善是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这一时期内商品生产空前繁荣,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内发生的经济增长称为“中古经济革命”。

为了改善北方水上交通,供应大兴城(长安)的朝廷之需,隋朝皇帝花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开凿大运河,并在漕运线的关键位置设转运仓。转运仓既可存储粮食,又可在河水和劳动力充足之时进行季节性输送。584年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为了将富饶的黄河平原的物产输送到人口过多的首都(见地图1),疏通了一条汉代的旧运河。该运河与渭河平行,但很容易淤塞,还会季节性断流。大运河的第二段通过通济渠将洛水和淮河相连,再由邗沟连接淮河和江都(今扬州)附近的长江。作为隋朝第二位统治者隋炀帝杨广重建洛阳的努力的一部分,开通通济渠的工程自605年开始。运河第三段很大程度上也是沿着前代运河路线,始于京口(现代镇江)附近的长江,沿江南河到杭州湾头的余杭。

大运河的最后一段为永济渠,起于洛阳附近的洛水、黄河交汇处,向东北流往今天北京近郊。永济渠开凿于608年,大运河各段中唯有永济渠包含有重要的新开凿的渠道。它把东北部地区与中原连接起来,再和南方连通。因为永济渠通过东北部干燥地区时,一直保持适合航行的水位是很困难的。开挖新运河灌入更多的水,在夏季会由于径流作用导致更严重的土壤流失,同时也会加速泥沙淤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修筑了水库和补给水道以避免运河堵塞,但是难以预知的洪流持续对北方冲积平原的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大运河因此连接了中国几乎每个区域,诚如7世纪官员崔融所描述的:“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

地图1



唐玄宗下令对大运河大力修整,并于736年完成。此后20年间,黄河冲积平原多余的粮食大量输往长安以供京师之需。这种供应模式与西汉时的类似。然而,在“安史之乱”后,东北部地区被独立或半独立的节度使控制,他们扣留进京税粮,而中原地区忠于朝廷的地方官员及其军队消费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唯有东南地区有余粮(主要是大米)可供输出。因此,在“安史之乱”之前只是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手段的大运河,突然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命线。763年之后,所有中华帝国都城,除了南宋这一例外,都通过内河航道进行漕运来获得供应。

长途大宗贸易的兴起给行商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船上,沿着运河游走,四处寻找获利的良机。这种生活方式在那个时期成了诗歌的题材,甚至成了行商的典型形象。很多晚唐有名诗人都写过以类似于“贾客乐”为题的讽刺诗。张籍的《贾客乐》即为其中一例: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

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

……

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潇湘渚。

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

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



元稹和刘禹锡都写过同名诗篇,但最知名的例子是白居易作于808年题为“盐商妇”的叙事诗: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

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



这些诗有着共同的主题,即商人为逐利往返于帝国各地的水上冒险活动与农夫扎根于当地面朝黄土辛苦工作而勉强糊口之间的对比。

除了催生拥有独特生活方式的新社会阶层,长途水运的发展使很多城市繁荣起来。这些城市为上千艘大船的移动增加新船坞码头和其他设施而发生重组。此方面的典范是长江下游的江都。江都以前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后来一跃成为大运河的枢纽和全国的经济中心,晚唐有“扬一益(四川益州)二”的说法,即可证明这一点。经过江都的船只来自帝国各地,包括四川、广东、福建和今天的越南。甚至自长安去四川的旅行者也经常先到江都,然后溯江而上。远洋船只来到此地,把唐代庞大的内航水路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





“内部”领域与“外部”领域


从秦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帝国的统治区域基本可由两条大河的水利系统确定边界。在“内部”区域,人们过着以农业和城市贸易为基础的定居生活。这一地区外面,北方和极西的部落(今天的内蒙古、甘肃和苏联的中亚部分)依靠游牧迁徙过活,新疆地区从事绿洲农业和贸易,东北部的部族采取农牧业混合经济,并进行山林采集。中华帝国经济结构的核心是一个依赖于粮食和布匹税收收入的城市网络,这意味着“外部”绝不会和“内部”牢固地结合。朝廷不能从这些非农业地区获取足够的收入以支持驻军和管理的成本。

很早就有文章描述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差别。直接统治的内地对应着经典的《禹贡》所描述的世界,《禹贡》可能是公元前400多年战国时期的作品。这一文本把两个大河流域按特产划分为九个区,称为“九州”,“九州”逐渐等同于全中国。《禹贡》结尾处提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体系,天子位居文明中心,人民生活在以天子为中心的同心圆上,与首都距离越远,则愈加野蛮。

这一同心圆体系在战国晚期和西汉遭遇了来自一个扩大了的世界观的挑战——九州只是一个更庞大的大陆的一角。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如秦始皇,接受了这种扩大的世界观,以此来合理化他们的扩张。然而,在汉代,当朝廷把包括《禹贡》在内的儒家经典确立为正典之后,文人和廷臣对军事扩张的怀疑态度日益增强。因此,九州体系被普遍接受,即文明的中心直接由帝国治理,半文明的民族环绕四周,再向外则是真正的蛮夷。

汉朝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与东北部地区、北方、西北的外部领域的关系改变很大。4世纪之后,统治全部或部分黄河流域的王朝都为外族所建。中国本土之外的北方世界与国内政治秩序开始有了千丝万缕的难分难解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很多军人与统治者出身于此。自汉朝后期开始直到唐代,非汉族人口持续内迁导致了民族结构的改变。一些现代学者估计,在唐初,非汉人移民占帝国总人口的7%,占北方人口的12%—14%。唐朝后期这一数字估计在 10%—19%之间。

不过,“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二分法世界观仍然是有影响的。大多数唐代文人把异族与异文化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而中国则以《禹贡》描述的九州为中心,并且需要遵守一系列的文化规范。对于很多有文化教养的人来说,华夷之别根植于宇宙秩序之中,如同7世纪后半叶宰相狄仁杰所云:

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考虑到对内外做简单的区分明显不符合唐代的实际情况,因为大量异族不仅生活在边疆区域,也生活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唐代文人发展了一套复杂的词汇来区分中国本土与那些仅仅由帝国统治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内蒙古、新疆,甚至四川西部的一部分,均被认为属于后者。以白居易为首的文人认为即使失去这些异域土地也无伤大雅。

642年在朝廷讨论如何处理刚刚征服的高昌(接近吐鲁番,位于新疆)时,褚遂良的说法最清晰明确地说明了真正的中国领土与唐王朝暂时领有的土地之间的区别:

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制,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



在这一对经典的二元世界观的描述中,古圣先贤确定了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的划分,暴君秦始皇的罪行是在领土扩张中混淆了这一根本区别。

大多数文人学士认同这一理想化的世界观,很多对中国保持疑虑的胡人也赞同这一点。不过,有些重要的唐朝政治家,例如著名的太宗皇帝,提倡一种包容性观点,即所有民族最终都将纳入中国。他和一些后继者们试图让突厥人和其他部族融入帝国。但即使包容性观点的支持者也认为汉人和异族之间的基本差异将会保留,尽管事实上他们都居住在帝国的疆界之内。这一看法使唐太宗宣布自己为天子兼天可汗。这条信息清晰地显示: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华道德政治体系不适用于突厥人,他将以不同的方式对其实施统治。虽然两者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单一帝国内,但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即他们的统治者为同一人。君王因能力超群,足以超越中华帝国本土与外部世界的明确界限而同时受到双方的称颂。

这一划分在制度上以“羁縻府州”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羁縻府州如同汉代的“属国”,是相对自治的区域。在唐的疆域内定居的异族由其部族首领管理,唐朝册封这些首领并授予官职。虽然他们有义务服从于帝国并有时提供军事力量援助正规军,但他们通常不采用“齐民编户”的管理方式,也不需缴纳同样的赋税或服劳役。羁縻府州是唐朝和真正的化外“蛮夷”之间的缓冲带,临时所建,经常缺乏清晰或固定的边界。这些异族来而复去,随着大唐势力的消长不时改变居住地。他们多居于边疆,标志着从定居农业向游牧生活的过渡。

为两种类型的人民所设立的两套平行管理系统,被8世纪的唐代地理学家当作建构世界的原则:“中国以《禹贡》为始元,而外夷以《汉书》为源头。前者记录了疆域区划的扩展与收缩,后者叙述了番部的盛衰。”除了关注秦始皇的罪行,作者为针对中华和夷狄的平行社会管理形式列出了两种独立的文献资源。以此方式,他将中亚和北亚纳入华夏世界,而并不模糊在建构这一世界的同时内外两部分之间存在的清晰区别。





* * *



[1] 原文常使用“东北”一词,实际指隋唐版图本土的东北部地区,即以河北地区为中心,不是今天的东北三省地区,但隋唐时期不使用“东北地区”这一词语,因此一概翻译为“东北部地区”。——译者注



[2] 萨默斯(Somers),《唐帝国建构中的时间、空间与结构(617—700)》[“Time, Space and Structure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A.D. 617—700)”];王赓武(Wang),《唐代政治中的长江中游》(“The Middle Yangtze in Tang Politics”);薛爱华(Schafer),《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薛爱华,《闽帝国》(The Empire of Min)。



[3] 魏特夫(Wittfogel)在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and Gesellschaft Chinas),特别是第273页中指出,中国帝国京畿经济特权特别强调水利工程。也可见冀朝鼎(Chi)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虽然这两本书年代久远,它们的基本论点仍然很重要。



[4] 《汉书》,转引自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第79—83页。关于都城所享有的水利与交通投入的特权,也参见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第五章。



[5]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第84—88页。关于郑国渠晚期的历史,可见伊懋可(Elvin),《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第122页;魏丕信(Will),《清水对浑水:帝国晚期山西郑白渠灌溉系统》(“Clear Waters versus Muddy Waters: The Zheng-Bai Irrigation System of Shaanxi in the Late-Imperial Period”);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 88—90页。



[6]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第89—95页。



[7] 陆威仪(Lewis),《帝国之间的中国》(China Between Empires),第一章和第五章。



[8] 关于军人及其与武周统治者的关系,参见丁爱博(Dien),《西魏北周的军队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Western Wei/Northern Chou State”);丁爱博,《西魏北周的赐姓:一个反文化交流的例子》(“The Bestowal of Surnames under the Western Wei-Northern Chou: A Case of Counter-Acculturation”)。



[9] 参见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63—87页;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第1—5部分;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第277—285、439—443、537—540页。英文著作参见伊懋可,《导言》(“Introduction”),载于《积渐所至》(Sediments of Time),第16—17页。



[10] 引自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第19页。关于柳宗元,参见陈弱水(Chen),《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773—819)》(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11]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第24—26页。



[12]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04—106、111—130页;严耕望,《唐代交通通考》,第 1589—1628页。



[13] 引自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318页。



[14]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470—490页;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76—196页。这些坞堡可能影响了唐代的宗族模式,参见伊佩霞(Ebrey),《宗族发展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第29—34页。



[15] 葛德威(Graff),《中世纪中国的战争》(Medieval Chinese Warfare),第161—163、171—178页;薛爱华,《朱雀:唐代南方的景象》。



[16]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98—104页;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质地图研究》(《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図の研究》),第267—271页。



[17] 班茂森(Abramson),《唐代中国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第109—110页;蔡涵墨(Hartman),《韩愈》(Han Yü),第330页注释77。



[18] 作者认为诗句作者为杜甫,有误,应为王建。见作者所转引的原文,严耕望:《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0页注释文字。——译者注



[19] 严耕望,《唐五代时期的成都》,第207—211、236—239、240页(引自杜甫的诗);严耕望,《唐代交通通考》,第四卷。



[20] 查尔斯·本(Benn),《中国的黄金时代》(China’s Golden Age),第182—184页;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31—134页。



[21]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第55、64页。



[22] 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第132页;《大象的退却》,第55、64页。



[23] 凡·斯里克(Van Slyke),《长江》(Yangze),第19—24页。



[24] 薛爱华,《闽帝国》。



[25] 查尔斯·巴克斯(Backus),《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26] 薛爱华,《朱雀:唐代南方的景象》。



[27]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33—136、138—139页。



[28] 同上书,第139—140页。



[29] 崔瑞德(Twitchett),《中世纪的寺院和中国经济》(“Monasteries and China’s Economy in Medieval Times”),第532—533页。有关灌溉系统的地区性变化,参见李约瑟(Needham)、巴里·诺顿(Bray),《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生物和生物技术》第二部分《农业》(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t.2: Agriculture),第 109—113页。



[30] 葛德威,《窦建德的困境》(“Dou Jiand’s Dilemma”),第86—98页。



[31] 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第二部分第十章考查了水路运输的变革。



[32] 关于运河,参见熊存瑞(Xiong)的《隋炀帝》(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第86—93页;芮沃寿(Wright),《隋朝》(The Sui Dynasty),第177—181页。关于粮仓,参见熊存瑞的《隋炀帝》,第175—180页。



[33]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第120、130—136、140、437页。



[34] 引用自伊懋可,《中国的历史模式》,第136—137页。关于大量应用中的数量惊人的小船可以从不同史料中关于8世纪时被大火和风暴毁坏的船只数量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关于船只数量和速度,参见查尔斯·本的《中国的黄金时代》第164—165页。



[35] 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Merchant, Trade, and Government in Late T’ang”),第81—87页;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第136页。



[36]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313—341页。涉及通过扬州的各种道路的诗歌和历史,参见317页。



[37] 陆威仪,《空间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第247—273页;班茂森,《唐代中国的族群认同》,第119—121页。



[38] 班茂森,《唐代中国的族群认同》,第220页。



[39] 同上书,第109—114页。引文出自第110—111页。



[40] 同上书,第114—119页。引文出自第118—119页。



[41] 同上书,第141—149页;陆威仪,《空间的构建》,第四、五章。



[42] 同上。





2


第二章

从开国到内乱





9世纪的诗人温庭筠回顾了隋朝的衰落,他作诗描述了隋炀帝杨广放弃北方,沿河和运河南下,最终在那里遇害的史事,他在《春江花月夜》中写道:

杨家二世安九重,不御华芝嫌六龙。

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

珠翠丁星复明灭,龙头劈浪哀笳发。

……

蛮弦代雁曲如语,一醉昏昏天下迷。

四方倾动烟尘起,犹在浓香梦魂里。

后主荒宫有晓莺,飞来只隔西江水。



在温庭筠创作的年代,长江流域下游盆地已经是唐朝经济的基础,但在诗中他将南方写成是一个芬芳梦幻的陷阱,吞没了好几位失败的皇帝。正如推翻秦朝的项羽所做出的回到南方家乡的决定使之注定要败给占有关中的汉朝创始人刘邦,隋炀帝南巡而把关中留给敌人的决策也确保了他的对手们的胜利。

虽然温庭筠对于危险的南方的观察更多展现了9世纪诗人的思维定式而非当时的政治现实,但隋末唐初关中的战略据点,提供了比富有的南方更安全可靠的防御基础,这依然是事实。唐朝在西北地区建立,及此后逐步扩张,这是关中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成为帝国的龙兴之地。





唐帝国的巩固


613年发生的叛乱使隋朝分崩离析,此时未来的唐朝创立者李渊还是一位太原留守(地图2)。他的家族来自边镇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混血,自其高祖之后便世代为将,李渊担任军职也长达10年。在太行山掩蔽下,李渊韬光养晦了数年之后,于617年攻陷了隋都大兴城。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接受隋恭帝禅让,开创唐朝。

起初,李渊的新王朝只控制关中。东北部地区、中原和南方仍旧被拥兵数十万的对手占据。经过主要由皇子李建成和李世民领导的五年平叛战争,最后一个对手被打败。直到628年武装抵抗才彻底平息,但在624年情况就已经安全到李渊能够解散大批军队而只把剩下的士兵统合在一起。新的军制把全国分为633个军府,每个军府统领800—1200名士卒,这些军府大多数镇御关中。李氏家族及其支持者承袭建立王朝的经典方式,是寻找超自然的预兆,举行庄严的皇家仪式。他们受到大部分道士的积极支持,而道士们追随道教创始人老子留下的古老信仰。老子姓李,因此同姓氏的君王被认为会如“救世主”一般带来道教的千年王国。

尽管628年公开的敌对活动结束了,但仍有很多地区不完全安宁。从过去几百年的政治动荡中幸存下来的华北地方精英将追随者聚集在坞堡,仍旧据此抵抗新王朝。在初期的几十年里,唐朝政府在全国设立了43个总管府,试图在关中之外恢复秩序,但各总管府间有大块空白区域,完全没有唐朝的军队。通常地方势力名义上从属于总管府,但当皇帝考虑分封皇室宗亲领地时,赏赐给他们的土地不会包括这些地方。这说明这些地方并不真的在唐王朝行政控制之下。

地图2



除了重建帝国的安全,唐朝前期还需要恢复财力。面对被战争掏空了的国库,政权为了保证税收的稳定流入,重建由国家授予土地的均田制。唐朝通过建立一套府和州的体系,成功地为均田制正常运行提供了有效率的地方行政。为了稳定自隋朝末年因贬值和私铸而崩溃的货币,621年唐政府开始铸造铜钱。755年,在“安史之乱”前夜,政府有11个铸币厂和99个铸造炉可生产铜币。尽管有这些努力,钱币短缺在整个唐代都持续困扰着国家,在很多情况下,交易和纳税的媒介是布帛而非钱币。

新王朝遭遇的另一个问题是突厥帝国对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武力侵扰。6世纪之后突厥人统治了中国北方的草原,使自己成为隋朝外交的焦点。在导致隋朝崩溃的内战中,突厥人期望使中华帝国继续分裂和虚弱,因此挑动不同的军事集团相互作战。当唐朝内部反对力量衰弱时,突厥人从623年开始接连三年发动大规模入侵。唐朝创建者李渊试图通过向突厥纳贡来减轻压力,但这阻止不了入侵。

当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于626年发动政变杀死兄弟、囚禁父亲后,北方边疆的形势开始改变。李世民曾在平定东北部地区和中原的过程中展示出优秀的军事才能。他(其谥号唐太宗广为人知)起初延续其父亲的纳贡政策以阻止突厥入侵。但在627年突厥人分裂为东西两汗国,内部发生了反对可汗的叛乱,同时一场严重的暴风雪杀死了突厥人的牧群,这是唐朝的福运,给了太宗可乘之机以摧毁东突厥帝国,并把唐朝自己的突厥盟军安置在边疆。630年,他们尊太宗为“天可汗”,明确承认太宗在汉人边疆之外有权仲裁争端。太宗很快把投降的东突厥人安置在鄂尔多斯高原,实施了鼓动控制着从玉门(今天甘肃的玉门关)到萨珊波斯大片疆域的西突厥帝国内部发生内战和叛乱的政策。642年西突厥可汗臣服唐朝,唐朝宣布了其对中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太宗对突厥的胜利是他在位期间的重大成就,但在中国他最被称道的原因与其说是他在位时的表现,不如说是因为唐朝之后的历史。下一位君主高宗皇帝被皇后武氏控制。武后受到中国历史学家的猛烈批评,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妄想称帝的女性。690年,她改国号为周,直到705年才被推翻。中宗皇帝重登大宝,但他无能统治的五年是由其妻韦后把持朝柄。韦后饱受史家谴责,被冠以毒杀亲夫之罪,但没有实证。712年,唐玄宗夺取政权,其漫长的统治标志着唐的极盛。然而,他晚年的昏聩引发了756年的“安史之乱”,从此王朝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因此,太宗时代经常被单独提出,太宗被形容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王朝的真正成功的统治者。

中国历史学家因太宗展现了卓越的儒家美德而纪念他,这是他为了抵偿夺取王位的血腥不孝行为而采取的政策。他早年献身于高度勤勉与节俭的政治统治,选拔了大批文武官员,重视并采纳他们的谏言。太宗统治期的年号“贞观”(627—649),故史称“贞观之治”,在后来中国历史上成为“好的统治”的同义词。然而,到7世纪30年代,太宗开始自觉皇位稳固,便停止了对德行、节俭及其他优秀品质的倡行。太宗统治的最后20年充满了与官员的争吵,甚至他自认为最为成功的外交政策也因对朝鲜半岛高句丽政权发动的几次战役中遭遇的灾难性失败而黯然失色。649年太宗的及时薨逝使他免于重蹈上一位入侵朝鲜半岛的皇帝隋炀帝的覆辙。

在太宗统治结束之时,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仍旧被地方势力实际控制。军府和军队仍然集中在关中和其他早前就被唐朝控制的区域。尽管两次制订计划,太宗还是不能去东部平原上的泰山完成封禅祭祀仪式,因为在当地缺乏安全保证。此外,尽管付出重大努力规范地方行政和登记户口,现存记录表明在太宗统治末期,唐朝控制的人口仅是隋朝的三分之一,刚超过其父皇统治时期。中国大面积土地仍然不属唐控制。

高宗皇帝(649—683年在位)统治时,武则天(武曌)的权势明显上升,她由妃子晋升为高宗的第二位皇后。尽管高宗主要追随其父太宗的政策,但也有一些重大改变。他主持了唐律的修订,颁布了建立在新的亲属关系原则上的全帝国范围的氏族谱。在对外事务中,尽管继续统治突厥人开支很大,高宗仍设法在668年征服高句丽。该国统治者的死给唐朝提供了可乘之机,唐朝形成了和新罗的联盟,放弃了过去以陆地为主的进攻,改以跨海穿越百济(地图3)。然而,这些外交成果被证明是转瞬即逝的。

地图3



7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武后开始执掌朝政,自其丈夫683年死后到705年退位期间,她以孀居的皇后和开创自己王朝的女皇的身份进行统治。尽管这一时期很长很重要,但除了一些碑文和佛教文献,关于武后的活动我们只掌握了很少的可靠且有用的资料。资料缺乏的原因是武曌是女人,而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录都是男人编著的,他们不仅是其政敌且将其政治生涯视为对自然的扭曲。虽然现代历史学家完全知道历史记录的不可靠,却仍旧无法跳出充满敌意的成见。值得尊敬的《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在指出历史记录的偏见后,仍然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武后为嫁祸某个敌人而谋杀亲子,处死人之前先毁损其肢体(对于女性统治者在位期间的此类描述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豢养大量面首(另一个陈词滥调),迷信且易于受巫术的操纵(传统女性都有的毛病),以及很多其他此类诋毁。

虽然不能证明其中哪些事件没有发生(如何证明一个否定的观点?),但历史学家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让他们相信这些事是真的。不幸的是,这就意味着唐朝廷这段60年的历史将完全空白。不过历史记载确实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针对武后的憎恨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武后长时间执政充分说明了她的才智和决心,也暗示了在一个充满永远不会善罢甘休的敌人的世界里,为了生存,她的某些残酷做法是必要的。

虽然这一阶段的朝廷政务保持不透明的状态,但仍旧能够通过公开活动进行探究。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迁都洛阳。太宗统治时期朝廷至少三次暂时迁往东都,原因是长安的食物和其他供应紧缺。657年,洛阳被设为永久性的东都,在高宗皇帝治下朝廷曾至少七次迁往洛阳。684年,寡居的武后控制了其子的朝廷,为自己的祖先建立七庙,这是从古至今只有皇室才有的特权。她大赦天下,宣布洛阳为神都。废黜儿子睿宗后,她正式在690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迁都洛阳,直到705年李氏家族的支持者推翻她之前,洛阳一直是帝国首都。

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迁都洛阳:第一,把朝廷从唐朝统治中心迁出,离开李氏的支持者。第二,从与全国交通和贸易的方面看,洛阳的位置比长安优越。坐落在大运河畔,洛阳较容易与向南的贸易路线和向东北的交通线联系起来。相反,长安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唯一联系是常常淤塞和干涸的河道与运河航线。虽然唐朝再次把长安定为首都,但之后的皇帝仍然经常被迫把朝廷迁往洛阳。唐朝崩溃之后,长安(今天的西安)衰落成为省会级别的城市,几乎不具有政治重要性。

除了具有前瞻性地把首都迁离长安,武后的统治也标志着统治者和官僚群体两者之间关系的改变。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她通过新近建立的考试制度征募官员,依靠科举弱化原有的世家大族和关陇贵族的势力,让寒门士子充斥朝堂,他们要完全听从她的意志。在其统治期间确实有很多高官来自东部和东北部,他们通过科举进入朝廷。然而在整个唐代,科举考试是一个非常途径。与前后的统治者相比,武后较少通过科举提拔官员。她还有其他办法弱化官僚群体的权力,建立一个专制的政体。

首先,就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一样,武后设立了大量的新职位来满足自己的盟友,同时使用皇权定期解除宰相职权。最初,宰相的头衔只授予三省长官,但有时也被授予任其他官职者,有时多达15人。在太宗统治早期,宰相高度团结,使之能够挑战皇帝的权威,太宗似乎允许,或者说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到武后统治末期,她撤除了五分之四的宰相,把很多宰相流放或处死。她也发展了一个奖励合作者的弹性体制。

在官僚机构之外,武后发展了一个由非官员的文人谋士组成的“北门学士”,它类似于今天的智库,负责起草诏令,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后署上武后的名字,制定政策。有时官僚群体表现出不服从,北门学士就代之讨论和起草政令,这些工作对构思和执行帝国法令是必要的。依靠他们对女皇的态度,现代学者对这一群体的描述差别很大。他们用“在暗处的”“秘密”的秘书处或是翰林院(由一群没有行政职务却参与政府活动的学者组成)的前身等说法称呼这一群体。在历史上,翰林院的兴起被认为是向有效率政府的转变。对女皇谋士们一个更准确的称呼可能是以汉朝及其之后的模式称其为“内朝”。武后的政策部分上是权力向中央转移的重演,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华帝国历史的周期性特征,部分又是她现在需要树立自己对对立官僚群体的权威,后者也参与到了中华帝国专制体制的长期发展中。

武后统治时期,朝廷关于对外政策的争论很激烈,特别是困扰了中国统治者百余年的高句丽问题。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第一次遭遇开始蚕食中亚的吐蕃人势力的扩大,他们从670年开始侵入中国疆域的西陲。从670年到680年,中国人丢失了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的几处战略要地,在695年吐蕃对长安以西的一支中国大军发起了一场致命的袭击。同年东北部地区先前的盟友契丹和复兴的东突厥发动叛乱,他们的入侵导致了边疆多处危机。武后及其政府努力在突厥人中制造分裂,经过两年的大规模动员,击退了契丹军队。在战争之后,她在北方和东北方建立了永久性的藩镇,这是她统治期间防务方面最大的创新,但给唐朝造成了长期的灾难性后果。

推翻武后和其子中宗(705—710年在位)的复辟并未让李氏家族迅速重掌权力。接下来的七年里,朝廷继续由一群强势的女人及其党羽控制。这些人包括中宗的妻子韦后和韦后之女安乐公主。但最主要的是武后之女太平公主,她在整个时期都在朝廷上掌权,有时与表兄武三思联合,有时则与包括上官婉儿在内的一群女性结盟,有时则孤军奋战。

在710年中宗死后(可能是被毒死的),之前被武后废掉的儿子睿宗皇帝重获皇位。然而,因为没有实权以及一颗彗星带来的不祥预兆,心灰意冷的睿宗在即位两年后就决定让位于自己的一个儿子。太平公主不能劝阻睿宗退位,而且害怕新的权力平衡对自己不利,于是她先是试图毒死新皇帝玄宗,接着又企图推翻他,扶睿宗的小儿子登基。这些举动失败后,她被迫自杀,从而结束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女性统治期。





玄宗皇帝的统治和“安史之乱”


传统上中国历史学者把唐玄宗统治的最初10年视为唐朝统治的一个高峰,一个可与太宗时期相提并论的新的黄金时代。他们记载了一位勤勉的统治者与优秀大臣合力工作,在经过60年的女人统治后重建有效的政府。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们创作诗篇的年代。但在唐玄宗统治晚期,旧戏重演,年迈的皇帝陷入另一个有野心的女人的魔力之中。皇帝把国家事务丢给了一个不可靠的丞相,自己则陷入温柔乡里。管理不善的政府招来了一场灾难性的军事叛乱,这使得受宠的妃子死去,皇帝退位,唐朝则几近崩溃。

对玄宗统治的传统论述不仅建立在仇视女性的道德立场和文人学士自我吹嘘之上,而且对玄宗统治的两分法也不是最好的分析方法。一个更合适的框架把这一统治期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玄宗712年登基直到720年左右,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大体上是武后时代的延续;第二个时期,720年到736年,以关中大族在朝廷中的再起和官僚体制之外的专使的首次出现为特征;最后一个时期,从736年到756年“安史之乱”爆发,除了传统史书描述的皇帝不理朝政,先后两位宰相独掌大权,派系兴起之外,还有军队完全职业化,军事长官获得高位,唐朝的对外政策逐渐转为防御。

在这三个时期的第一阶段,玄宗皇帝手下所有重臣和为首的谏臣均来自帝国的东部和东北部,他们都是在武后时期经科举上任的。玄宗皇帝登上皇位的时候,科举越来越被看成是通往最高职位的“捷径”,这使得唐朝官场内京官和地方官的对立加剧,尽管后者的官阶高且薪俸充足,但仍被看作是一种放逐。大多数有抱负的官员拒绝到地方任职,尽管有诏令以及皇帝和大臣施加的压力。此外,各位皇后把大量官员塞进朝廷,这是弱化官僚体系反抗的方法,在一些情况下,则是通过卖官鬻爵来增加政府收入。虽然玄宗统治早期的大臣们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却找不到办法解决。

和武后相比,玄宗第一阶段的统治有一个重要转变,即颠覆了武后短期用相的政策。玄宗一次只任命两到三名宰相,其中一位明显是主要的,并允许他们任职多年。皇帝对重臣的尊重,以及他愿意让宰相们在决策和制定政策方面有真正的角色,可能是玄宗早期统治被广泛传颂的最重要原因。这一政策是否改善了政府的机能尚不清楚。王朝遭遇的主要问题,例如自然灾害,通货贬值,隐匿人口引起的赋税损失,以及在边疆威胁日益增大下原有军事体系的日益衰落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未得到解决。

玄宗统治中期,从720年到736年,以关中大族复兴成为朝廷重要力量,以及在正常的官僚部门之外几个领域里专使的出现为标志。关中精英的卷土重来相对短命,对朝廷之外的发展缺乏影响。如果说武后从东部和东北部提拔人士是为了制衡李氏家族对西北地区支持者的依赖,那么玄宗的统治可能仅仅标志着对早期政治的回归。另一方面,帝国主持编写的士族总谱部分证明了旧的西北大族恢复了之前的显赫地位。我们最可靠的证据来自朝廷委任的一个又一个职位,玄宗从武后朝廷中继承下来的官员被从西北提拔上来的人代替,及至729年,每一个朝中要职都被关中人士填补。

对于唐朝后期历史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正常的官僚体系外任命专使的新制度,授予专使处理关键事务的大权。最清楚的早期例子是宇文融被任命为检括逃脱政府记录的户口的监察御史。他成功使80万户及其土地于8世纪20年代初期入籍,这一功绩有助于帝国财政稳定。负责水陆运输的转运使裴耀卿负责改善大运河漕运,使朝廷可以永久性迁回故都。8世纪40年代他被韦坚接替,后者属于把持朝廷财政政策的新一代贵族出身的财政专家。这些财政使职使玄宗统治后期的宰相们的权力加强。

成群的学者,比如翰林学士,实际上也在正规的行政机构外行使着专使的权力,有时君王委任他们来取代朝臣。逐渐掌管边疆地区、最终也控制了唐朝大部分政治权力的节度使也是某种类型的使职,9世纪期间南方的盐铁使也是如此。专使的任用有助于唐帝国走向财政和军事强势,但当他们开始独立行使权力的时候,也几乎把这个王朝摧毁了。

在唐玄宗统治的最后阶段,从李林甫736年出任宰相开始,玄宗专注于宗教、艺术,迷醉于年轻的爱妃杨贵妃。因此,朝廷上所有的权力逐步旁落于宰相之手。李林甫最初和另一名宰相,他的忠诚追随者牛仙客搭档,牛仙客是第一个因为在新设立的藩镇立功而被任命为宰相的人。在牛仙客742年死后,李林甫采取恶毒手段打击真正或潜在的对手以保证自己在朝廷上持久掌权。到747年他事实上已独揽大权,朝廷上任何真正有才能的人都因为宰相的猜忌而被清除,包括重要的将领和任何负责财政的大臣。把所有大权集中于一人之手,清除所有其他人才,消灭创新意识,带来的朝野矛盾产生了很大的危险境况,引发了下一个10年的危机爆发。

朝廷上独裁权力的集中与北方省份藩镇的崛起同步发展。在8世纪30年代中期,牛仙客和李林甫都曾被任命为都城西北和北部的节度使,但并没有实际赴任。然而,李林甫很快就改变了政策,只任用非汉族人担任节度使。他希望通过把军队交给和朝廷没有瓜葛的人来消除任何通过军功赢得政治权力的潜在竞争者。但这一政策意味着真正在外掌权的人变得逐渐和中央政府疏远起来。有这样一位将军,安禄山,在东北部地区起兵叛乱,终结了盛唐,并给予王朝破坏性的打击。

玄宗自己也对叛乱推波助澜。老皇帝逐渐沉迷于杨贵妃,并把她的几位亲属提拔到高位,最有名的是杨钊(皇帝赐名杨国忠)。杨国忠在朝中快速升迁,开始挑战李林甫的权力,起初隐秘而后公开。他也在四川培植自己的势力,在那里他首度进入政府供职,并成为唯一拥有汉人血统的节度使。同时,安禄山是最有权力的非汉族将领,控制着处于东北部地区的帝国最大规模的一支军队,在朝中则勾结李林甫为奥援。752年李林甫病死,杨国忠实现了对朝廷的控制,开始着手排挤仍旧受宠于玄宗和义母杨贵妃的安禄山。随着杨国忠的敌意上升,安禄山开始准备叛乱,这些准备活动的报告反过来促使杨国忠进一步告发。

755年11月安禄山自河北出兵,年底前攻陷洛阳。他的军队继续西进关中的路被潼关(就在函谷关以西)阻挡,唐朝调来了西北守边大军。唐朝的效忠者阻挡安禄山向南进军的企图,从安禄山尚未完全控制的地方袭击他的供应线。几大股叛军被击败,叛乱似乎只经过了6个月就被平定了。

此时杨国忠犯了一个致命的策略错误。由于担心自己的权力将会被指挥西北军队的将领取代,他劝说玄宗皇帝下令出潼关向东进攻。唐军被引入狭窄的峡谷,全军覆没。当失败的消息传到都城,杨国忠劝说皇帝逃往自己在四川的安全地盘,他们和很少一部分人在夜里由卫队护送离开长安。安禄山很快乘胜入京。然而,皇帝离开长安两个星期后,禁军哗变,迫使皇帝处决了杨贵妃和杨国忠。然后玄宗可以继续去四川,但他很快传位给继承人肃宗皇帝(756—762年在位),由肃宗主持关中的抵抗,并开始为国家中兴而努力。





唐朝军事制度


虽然李氏家族宣称自己是灭亡的汉朝的真正继承者,但唐朝更多是5—6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所谓夷狄或半夷狄王朝北魏、北周、北齐、隋的很多元素的结合。早期唐朝在很多方面是这两个世纪以来制度史的总结。这个模式可以从它的军事制度、半世袭贵族制、法令、土地所有权和税收合并的体制看出来。所有这些制度共同的目标是将社会分成地位和功能不同的世代沿袭的群体。

唐朝继承了沿用了几个世纪的军事制度,它的显著特征是对从农户中分离出来由军户和非汉族军人组成的军事人口的依赖。唐朝前期军制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是“府兵”,但除了府兵外还有世袭的都城北衙禁军,这是从精英家族子嗣和胡人游牧部族雇佣兵中招募的守卫宫禁的卫兵。府兵由西北精英家族成员组成。北朝非汉族和胡化的关中汉族精英的联盟积极培养自己的尚武传统,创建府兵。636年唐朝最终重建这支军队,600多个军府(折冲府),每个军府分别统领 800—1200名士卒。这些军府分布在乡村但拱卫着都城,其中三分之二设置在距离长安或洛阳274公里范围之内。

最初,这些兵将选自经济宽裕的大家族,这些家庭能够供养得起一个成年男子专心从事军事训练。在唐朝初期,府兵列入特别的军户户籍,免去大部分赋税和劳役。每名士兵获得一块他或家人和奴婢可以耕种的份地。他要自备必需的武器和一些供给,国家提供铠甲和更精良的武器。用这种方式部队几乎可以保持专业水平而不会耗尽国家的财政开支。军府还为当地治安警事提供人力,每个军府挑选士兵定期轮戍京都,或是加入远征军。边疆的军队也是调自府兵,与非汉族的募兵并肩出力。

府兵之外,唐朝军队的核心力量是位于都城的中央军。这些军队包括几乎只从本地精英家族中选拔的王室卫队和由李渊最初部下的后裔组成的北军。出征的军队是由从府兵、中央军、以突厥人为主的胡人盟友中挑选出的士兵组成。这些军队只为一次战役召集训练有素的士卒,组织起来发动快速的打击。太宗皇帝因为那些胜利而扬名,同时军费开支被降低,并且防止边军和指挥官之间因为在阵地长时间地共处而形成个人关系的纽带。

因此,在唐朝最初的百年里,唐朝军事力量由社会地位高的世袭军户、外族盟军或外族雇佣军组成。隋唐的统治精英,包括唐皇室自身,以及在头两位皇帝治下控制朝廷的所谓关中贵族,都来自有军事传统的家族。这些军事力量进一步集中在关中,重塑了王朝的政治结构。帝国其他地区则主要通过与东部、南部的地方势力协调来控制,朝廷并不信任他们。然而,随着西部的吐蕃,西南的南诏,东部的新罗、渤海,北部重建的突厥帝国,各政权构成的威胁在上升,唐府兵和中央军变得过时无用了。在7世纪90年代早期的军事危机中,武后被迫在边疆无限期地保持一支大军,以弥补唐朝初期军队的不合时宜。有地产的小康家族成员开始逃避兵役,迫使军府从穷苦农户中招募兵员填补兵额。当士兵的地位下降,守卫都城的精锐禁军和边疆的外族雇佣军逐步代替了府兵。749年府兵不再被召往都城或边疆服役。

随着府兵的衰落,大规模的边军成为唐朝重要的军事力量。当士卒的轮戍被证明不能形成勇武的边疆卫戍,唐朝于717年转而付给自愿延长服役时间的人报酬,也招募由于富有的僧俗地主兼并大批土地而产生的失地农民。这些永久性的募兵被称为“健儿”,一个最初用来称呼府兵精英成员的术语。737年,这一变化以敕令的形式开始制度化,朝廷要求每个边疆指挥官决定长期征募的兵额。国家将对募兵奖以军饷,永久免去税赋和劳役,授予他们的随军眷属以边疆土地。一年里这一兵额便齐备,不再需要招募。除了这些新的永久性职业军人,军镇也雇用胡人骑兵作战。安禄山起兵反唐前10年,大唐边军兵力已经超过50万人。

地方军事指挥官的任命也发展出了一种新风格。早期军队的统帅主要是地方精英,士兵和指挥官多出身于同一地区。武后通过武举选拔职业军官的努力很不成功,到8世纪中叶军队军官主要按阶提拔。旧的武将门第开始逃避服役,军官群体,正如他们指挥的士兵,主要来自穷苦的汉族家庭或者胡人士兵。到唐朝后期,军事职业生涯成为社会地位提升的康庄大道,由此掌权的人与通过科举当官的人相比只多不少。

地图4



742年,唐朝军队被重组,以全面防御机动性很强的敌人。这些游牧民出身的敌军往往对劫掠而不是占据汉人土地更感兴趣。唐朝把军队分拨给十个藩镇:七个分布在东到范阳、西到剑南(地图4)的弧形地带,另外三个在遥远的西部(今天的新疆和甘肃)。这些藩镇大多数的情况是一支大军驻扎在将领的治所由其直接控制。这支部队通常不到该将领所辖军队的一半,但包括大部分的骑兵;剩下的部队主要是步兵,分布设防,形成阵地防御。防御部队足以能应对边关所受的小规模入侵,同时治所的军队组成战略预备队,能对付更大规模的侵入者,或是作为机动打击力量在境外作战。

边军的将领被任命为节度使。节度使是帝国使职的一种,在此之前负责向都城供应钱粮和稽查“流民”的官员曾被授予使职的头衔。8世纪创立节度使职本是临时措置,为了解决协调和指挥一个地区内的卫戍部队的需要。数十年间,一些节度使被授予更广泛的经济权力和观察使的职权,这使他们因掌握地方行政权而大权在握。到8世纪中叶这些人成为实际的边疆省份地方长官,执掌地方权力,威胁到了帝国中央集权。然而,国家对边疆防御的需要压倒了对国内叛乱的关注。

除了权力逐渐集中在节度使手上,唐朝廷还改变了这一职务的性质。及至8世纪40年代,大多数节度使同时是高官阶的行政官员,他们把军事生涯当作在中央政府里面获得更高职位的方式。安禄山前任的所有东北部地区节度使在其仕途中至少一次在京担任宰相,担任节度使的时间也相对较短,最多不超过四年。他们通常不与部属发展强有力的人际纽带。唯一的例外是在遥远的西部,中亚和吐蕃边境地区情况有所不同。

但在747年李林甫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即今后所有的节度使应由胡人职业军人担任。施行政策的借口是职业军人是更有才干的指挥官。虽然政策变化有助于防止朝廷上出现李林甫的对手,但首个受益人是在西北指挥军队的哥舒翰,而最大受益人则是河北的安禄山。安禄山长期在东北部地区统率军队,拥有广泛的地方行政权力,在扶持他的李林甫死后处于挑战唐朝的有利地位,他和帝国朝廷的联系解体了。





中国的中世纪“贵族”


早在9世纪,中国历史学家就已经注意到少数大族在汉朝晚期持续发展,在汉朝崩溃之后几百年里占据着有力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较少的姓氏和血统集团的成员通过世袭的恩荫特权自动进入官僚体系。虽然没有大族可以超过两三代还能保持在权力顶峰,但这一世袭集团的地位使之能够同时享有地方和全国的特权达数百年之久,比很多汉唐之间兴替的王朝时间更长。

宋朝沈括(1031 —1095)首次提出唐朝精英由两个明显不同的阶层组成。在顶峰的是少数全国知名的世族,在朝廷上享有高官厚禄。地位最为显赫的是位于当时河北的四个大族,他们自居代表最纯正的华夏文化传统,只在圈子内部通婚。这些家族看不起李氏皇族,把他们视为有胡人血统和文化的暴发户。

关中精英同样骄傲,甚至可能更有权势,李氏皇族即是其中之一。这些大族在5—6世纪游牧民族建立征服王朝时开始崛起,经常与胡人统治集团和贵族通婚。在武后掌权之前他们占据朝廷上的最高职位。玄宗时期他们逐步夺回以前的权力,在李林甫任宰相期间他们垄断朝廷权力。山西大族和曾统治长江流域的南朝的贵族权势稍弱,在唐朝最初百年中通常不能占据最高的位置。

在这些高门之下是几千个在自己的乡里或州郡享有特权但没有机会进入朝廷占据要职的家族,那些要职只留给出身于高门大族和上一辈曾任要职的人。这些地方精英家族在唐朝历史上并不突出,但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被敦煌出土的家谱残片保留下来。这些家族是武后统治期间通过科举制和其他渠道取士的主要受益者。但比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更重要的是,在仕途之外为他们开放为新使职和将帅服务的机会,以及后来出现的盐铁管理部门的官职。

虽然唐朝从未正式承认贵族的存在,但把朝廷上的最高职位留给某些家族,并与之特别法律优待,给予了帝国精英事实上的承认。早在638年,太宗皇帝准予一部全面的《氏族志》颁布全国,《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按其社会地位排列。这一目录内容广泛,除了少数的帝国精英之外,还包括了很多地方名门。考虑到它是在以前族谱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这显示出帝国对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门第等级制度的认可。(《氏族志》曾做过一些修订,因为太宗坚持把皇室李氏放在第一位,把自认为具有最高等级的河北四大族之一降级。)

659年的一个类似谱录甚至包括更多的家门,但这可能反映出武后削弱大族权力的企图,这个谱录完全以在唐朝的官员品级和声望为基础。她也发布敕令禁止地位最高的大族之间通婚,并规定嫁妆的数量要与当事人的官阶相符合。但在8世纪头几十年里,在武后被推翻后,族谱编写活动的热情重燃,不管是私家的还是官方资助的,都被重申以大族声望而不是以唐朝官阶为基础的等级原则。

“安史之乱”后,修订族谱的热情迅速降温。9世纪重要的族谱不再出现全面的排序,而只有用韵句编写的冗长且无官阶的大族谱录,这相当于按照字序排列。到继唐朝之后的五代时期,宏大的中世纪贵族政治落幕。





唐朝法律


中国的王朝从战国时期就已经颁布法典,但在20世纪70年代大量秦朝法令在一座坟墓中被发现之前,唐律是保存完好的最早的法律文献。更早的只有在历史文献或竹简上发现的片段。在中华帝国,法令被看成皇帝意志的文字表达,颁布新法典是任何王朝创建过程的一部分,这是其制度架构的关键元素。这些法律内容最初集中于刑法和行政法,包含极少的商业法或契约法的内容。很多汉朝之后的短命王朝简单地继承了前朝的法律,虽然也有王朝尝试从总体上重新制定一部法典。唐朝法律包含很多汉朝早期法律的特征,这是由汉唐之间的王朝流传下来的,但是也有一些重大修订。唐朝法律的框架显示出皇室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虽然并不一定符合现实。

李渊在建立唐朝的时候废弃了隋朝末代皇帝的法典,隋炀帝众所周知的罪状使李渊有机会登基掌权,并迅速颁布了一个以汉朝建立者的“约法三章”为模板的简约法典。但如同汉朝开创人,李渊很快发现需要更详细的法律架构,624年对新法予以颁布。这部律法涵盖了隋朝第一位皇帝的法典,但增加了 53个条款,其中有新的“格”和“式”。这些格是中央政府的一般行政条例,而“式”是补充法律受限时的次级规定。格和式被更低一层级的规定补充,根据这些规定,格和式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灵活变通。

637年,太宗颁布了首次系统重订的唐法典,包括限制滥用刑讯,废除刖刑(最后才被废除的肉刑),处死刑的罪目也被减少。651年,高宗皇帝修订法典,653年首次编撰了一部疏议用来教育司法官员以助于正确审判。之后每位皇帝颁布一部新法,虽然只有少量修改。在725年玄宗颁布最完整的唐律版本,在中国一直施行到14世纪。

这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很多汉代刑法相同。唐律仍旧包含人与自然世界是紧密相连的看法,认为犯罪活动会动摇自然秩序。制裁不仅为了威吓犯罪分子,也是为了恢复宇宙阴阳平衡。为了保持平衡,诬告要反坐,即任何诬告他人者将会被判处和被他诬告之人的同等刑罚。如果证实某人被错误地放逐,国家将会按他遭遇不公正的年数免除他的赋税作为补偿。被误判打板子没有补偿,此事明显被认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或仅是为了行刑。因为皇帝必须批准所有死刑,并且法令对皇帝的过失没有认定,从法律的角度讲皇帝就从来不可能有不公正的判决。作为平衡理论的一部分,重复出现的自然灾难可能导致判刑数量减少。为了补偿未知的不公正,新皇登基时会采取大赦的行为,皇帝寿辰或是其他喜庆时刻也会大赦。在唐朝不到300年的历史上有174次帝国范围的大赦。汉朝也经常采取大赦,这一政策表现出中华帝国早期与宋以后历史时期的差异。

如同汉律,唐律反复用数字“五”或是其倍数:五刑(笞、杖、徒、流、死,即鞭打、杖责、劳役、流放、缢死或斩首)、用来判定家庭内部犯罪严重程度的五种伦常关系、五种流刑、十恶(罪大恶极),以及唐律中共500种罪行(实为502种)等等。也像汉律,唐律对针对皇帝和皇室的任何罪行的处置都特别严厉。密谋或煽动叛乱,根据唐律将处以最高刑罚:罪犯的父亲和儿子处斩,女性亲属、所有14岁以下的儿童以及三代以内所有男性亲属没为奴婢。任何对皇帝的批评以及对官员的反抗在法律上都是可被处罚的,甚至给皇帝开的药方不适或是损坏御用车船都被当作叛乱罪行。盗劫普通人所受制裁程度取决于所盗劫财物的价值,但是偷盗皇帝和皇族,无论轻重,一概严惩。如同十恶,这些罪行不可宽恕,也不可以钱财或爵位来赎罪,罪犯将会受实刑。

唐律有三个特征使之区别于以前的汉律:对贵贱不同法律地位群体的区别;以官僚体系或家族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严格刑罚等级规定;有关官员组织详细的法律关注。高门第的贵族阶层,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可以自动获得五品官阶,三品及以上官员的子嗣同样如此。他们享有的特权包括免于刑讯,在一起案件中对其定任何罪都需要三个证人,有权通过交还爵位或缴纳钱财来免刑。此外,三品及以上官员自动减刑,并且在会判死刑的任何罪案中得到特殊办理程序的待遇。

在社会阶层的另一端,一些所谓“贱民”的法律地位低于自由人平民。这些贱民阶层被分为官属和私属,包括世袭服役的官户、工乐户、部曲和奴婢等。一个平民伤害贱民的罪行比伤害另一个平民要轻,而贱民伤害平民的罪行要受到更重的制裁。在贱民阶层中区别同样存在。举个例子,部曲对平民犯罪所受刑法大大低于同样犯罪的奴婢,任何人对奴婢犯罪所受制裁轻于对部曲犯罪。

换句话说,唐律根据受害人和犯罪人的地位执行不同的惩罚,处于等级制度底端的奴婢法律地位最低,部曲所受待遇则高一个等级,自由身份的庶民更高。对伤害主人的奴婢的惩罚特别严格,不论成功与否,阴谋杀害主人者都要被判斩首,甚至针对主人亲戚的阴谋都将受绞刑。另一方面,如果主人在未获官府许可情况下因为被触怒而杀死一个奴婢,主人仅仅受责打。主人完全无故杀死一个奴婢将被判受一年苦役。

除了规定出这些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繁多群体,唐律还在官僚体系和家庭中对犯罪行为行使有差别的惩罚以强化地位差别。触犯上级官员受惩处更重,而反之则较轻。在宗族内,以丧礼中的义务判定亲属关系远近程度,同样的罪行对晚辈惩罚较重而对长辈较轻。同代人按年龄判定法律地位高下。父亲打儿子不触犯任何法律条款,丈夫打老婆也一样。但是反过来就是严重罪行,会被判处服苦役。对年长亲属犯法属于十恶。

儿女依法有义务赡养父母和祖父母,一旦有所失职将会被判处服苦役。不能适当地完成对祖先的祭祀将被流放。不同于古代儒家的规则,家庭成员,包括他们的奴婢,被允许相互隐瞒罪行,除非犯罪的对象是政府。总之,约五分之一的条款是处理庶民家庭内部关系的,包括十恶中的六项。因为一个人的法律义务和受罚的严重程度主要看其官员品级,唐律大量条文详细罗列了官僚体系如何组织和每个不同职位具有什么品秩。更大的区别存在于清官和浊官之间,清官主要指五品以上负责制定政策的官员,而浊官一般是指负责实际事务的官员。此外,在每个官阶内的微小的层级区别,也都被写入唐律。





土地所有制与赋税


在唐朝最初百年里,特别是在中国北部,土地占有、赋税和劳役形成了以户籍中成年男子为中心的完整的复合结构。这个复合制度的基础是早在5世纪就在华北获得发展的均田制。始于汉代后期的中国农民向南方的移民,伴随着外族经常性入侵和内战的双重压力,造成了在华北平原上大片土地无人耕种。多个王朝占据土地并移入农民来耕种。北魏孝文帝在486年实行的制度是在更早的晋朝政策的基础上加以修订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土地被分成小块分配给各个家庭,以换取他们的赋税和劳役。通过调整,此政策被之后的王朝继承并执行,直至唐代。

这个制度的原则是每对夫妇被授予一块指定的份地以持续耕作,或说是持续缴纳赋税。如果家庭中有超过一个成年男子,在理论上份地要加倍授予。有奴婢的家庭也可以得到作为与每个成年男奴相应的额外份额的小块土地。在西北,土地也根据牧群量分配,但其他地区没有类似的规定。每块授予的土地都仍为国家财产,当被授田的夫妇达到一定年龄,不再能承担赋税和劳役的责任时,土地将被收回。

对丝绸生产来说,桑树是必不可少的。在可供使用之前,桑树需要几十年的持续栽培,因此一类特别的“永业田”也出现了。理论上,这块土地由同一家族世代相袭,遵守法律对总面积的限制。但来自敦煌和吐鲁番的文书显示,实际上由于当地耕地稀少,农户很少可以继承合法所授的所有土地。某些地区的主要产品是麻而非丝,为种植桑树而永久性保留的土地被永久性为种麻保留的土地取代。但麻是如同粮食作物的一年生作物,这一例外破坏了制度最初的合理性,最终使部分地区富有的家庭能以“麻田”的名义积累越来越多的土地份额。制度的实施还有其他的地方性变化,比如吐鲁番地区在可以种植一年两熟作物的耕地和一年一熟作物的耕地之间就有所区别。

在文献证据保留下来的地方,土地实际授予的数量大大低于法律规定的数目。不过,因为这一制度的基本目的是使尽可能多的荒地得到耕种,最初的分授是相当多的,约七倍于19世纪或20世纪的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量。法律也倾向于限制官员和大族的大地产积累,但是这不比汉代及汉唐之间王朝的类似措施更奏效。

作为土地授予的交换,民户有义务缴纳赋税和服劳役。基本的赋税单位与授田单位一致:成年男子,通常是作为户主。因此,赋税采用了固定数额的人头税及劳役的混合形式,不考虑实际财富和收入。就像均田制,税制继承自5—6世纪统治北方的王朝。619年,即唐朝建立的第一年创立了这一赋税制度,在之后的法律文本中基本保持不变。这项制度通常称为“租庸调制”,租是指以谷物缴纳的税,庸是劳役,调是用布匹缴纳的税。这一制度实际上是把四种义务施加在大多数农民家庭头上:一种用粮食缴的税,一种用布帛,两种劳役,包括周期性年度徭役,每年多达20天,以及地方政府征发的所谓杂役。这些义务混在一起,不考虑民户实际条件,因为在理论上拥有土地的面积和家庭规模成正比,因此也要根据家庭规模缴纳成比例的赋税。

在实践中这种看似严格的税制有很多变化,正如作为土地所有制的均田制有很多变化一样。首先,在很多边远地区征收当地特产做赋税:南方是稻米,安南(现在的越南)是特别类型的丝,盐产地是盐,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如江都,甚至是货币。此外,很多遥远的地方把粮食税转化成为布帛形式的等价物,因为布帛大规模运输成本低于谷物。同样的,每年的徭役也几乎一成不变地转化为税收形式,理论上是以此雇劳力代役。这使得农民可以有更多时间种地。在7世纪,家庭从最富到最穷被分为九等,在以麻代替谷物征税的地方,税率是累进的,和家庭财产相关。在7—8世纪,政府实行了两种部分以财产为基础的新税作为早期税制的补充,即户税和地税。然而,这些修正影响很小,制度的核心仍旧基于所有成年男子占有等量土地并因此同样纳税的想法上。

对这一原则的重大例外不是基于财产而是基于特权阶层群体。任何宗室成员(包括只是与皇家有远亲关系的人)、所有有爵位的家族、所有官员和很多为政府工作的人、所有有官阶的人,以及所有僧尼道士都被免除赋税劳役。豁免权也可能以特权形式授予道德典范的个人或是遭受巨大灾害的地区。简短地说,赋税制度,如同法令和军事制度,以把人群分割为法律地位相区别的不同群体这一原则来建构。

最后一种逃脱赋税的人是没有登籍的“流民”。离开登籍的居住地以逃避政府重税的家族,如果能够通过给都城周边或南方的大地主充当佃户来找到避难所,他们就能永久免于赋税劳役,虽然他们须用其他形式向地主付出。属于佛教寺庙的大田庄也是农民求庇护的地方。尽管政府反复努力让这些逃亡农户登籍,但仍有大量人口不在税册之上,在“安史之乱”后问题达到了危机的程度。





* * *



[1] 罗吉伟(Rouzer),《书写他人的梦:温庭筠的诗歌》(Writing Another’s Dream: The Poetry of Wen Tingyun),第123—128页。第四章讨论温庭筠的诗歌史。关于李商隐的类似题材的诗歌,参见宇文所安(Owen),《中国文学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第 515—517页;宇文所安,《晚唐:9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第427—430页。



[2] 关于项羽返回楚国的决定,参见陆威仪,《早期中国的空间构建》,第176页;陆威仪,《早期中华帝国:秦汉》(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第19、60—61页。关于隋炀帝南巡决策,以及关中地区对李渊起兵成功的决定性作用,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1页。



[3] 英文论述见宾板桥(Bingham),《唐朝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八章;萨默斯,《唐帝国建构的时间、空间与结构》;魏侯玮(Wechsler),《唐朝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魏侯玮,《唐太宗统治的加强》[“T’ai-tsung (reign 626—649) the Consolidator”]。



[4] 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162—165页。



[5] 同上书,第165—178页。关于预兆和仪式,参见魏侯玮,《天子之镜》(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第31—32页;魏侯玮,《玉帛之奠:唐朝合法化的仪式与象征》(Offerings on Jade and Silk),第三章。关于对道教的支持,参见柏夷(Bockenkamp),《周而复始:道教的劫运历史观和唐朝的建立》(“Time After Time: Taoist Apocalyptic Histor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法索(Seidel),《早期道教信仰中的完美统治者的形象》(“The Image of the Perfect Ruler in Early Taoist Messianism”)。



[6] 萨默斯,《唐帝国建构的时间、空间与结构》,第374—378页。



[7] 魏侯玮,《唐朝的建立》,第168—181页。



[8] 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185—188页;魏侯玮,《唐朝的建立》,第181—182、 220—224页。



[9] 魏侯玮,《唐太宗》(“T’ai-tsung”),第189—200、231—235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195—201页。



[10] 萨默斯,《唐帝国建构的时间、空间与结构》,第380—389页。也见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190—191页;魏侯玮,《唐太宗》,第208—210页。关于唐初朝廷以地区为基础的派别纷争的论文,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史述论稿》,第170页;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



[11] 崔瑞德、魏侯玮,《唐高宗和武则天》(“Kao-tsung and the Empress Wu”),第273—287页。



[12] 同上书,第244—257页(述论武曌掌权,包括未经考辨的恐怖事迹与丑化的材料);吉索(Guisso),《武则天、唐中宗与唐睿宗的统治》[“Reigns of the Empress Wu, Chung-tsung and Rui-tsung (684—712)”],第294—300、303—304、308、315—316页(此处当代历史学家接受关于年迈的女皇和两个少年兄弟间的绯闻记载,其中讲她性欲得到满足以致长出新牙),第318—319、320页。类似的诸如“淫荡”、“有野心”、控制丈夫的记载也发生在韦后身上,她是下一位皇帝的妻子,见第322、325页。关于她统治的偏见,见吉索,《武则天与政治的合法性》(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第二章,附录A。一个陈旧但又有可读性的历史故事,见费子智(Fitzgerald),《女皇武则天》(The Empress Wu)。近来的抱有同情态度的著作见丁淑芳(Dien),《小说和历史中的女皇武则天》(Empress Wu Zetian in Fiction and in History)。有关在政治方面的对于妇女的偏见,见杨联陞(Yang):《国史上的女主》(“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



[13] 崔瑞德、魏侯玮,《唐高宗和武则天》,第257—258页;吉索,《武则天、唐中宗与唐睿宗的统治》,第291—293、307、319页。崔瑞德和吉索接受传统中国认为女性倾向于迷信的偏见,他们认为武瞾迁都是因为害怕被她害死的女人的鬼魂。关于洛阳经济进步和后来唐朝政治中心的回迁,参见崔瑞德,《唐玄宗》(Hsüan-tsung),第355—356、357、388、 395、397、399—400页。



[14] 吉索,《武则天与政治的合法性》,第七章。



[15] 吉索,《武则天、唐中宗与唐睿宗的统治》,第309—311页;崔瑞德,《唐玄宗》,第349—351页。所有自唐朝开创到武后统治结束的丞相及其任期的总表,见吉索,《武则天与政治的合法性》,附录B。关于“北门学士”,见吉索,《武则天、唐中宗与唐睿宗的统治》,第 310—311页;崔瑞德、魏侯玮,《唐高宗和武则天》,第263页;吉索,《武则天与政治的合法性》,第134页。关于翰林院和玄宗时期的翰林学士,见崔瑞德,《唐玄宗》,第378, 450页;毕索甫(Bischoff),《画笔的森林》(La Foret des Pinceaux);丘慧芬(Chiu-Duke),《重建皇朝:陆贽的儒家实用主义与中唐之厄》(To Rebuild the Empire: Lu Chih’s Confucian Pragmatist Approach to the Mid-T’ang Predicament),第33—36页;池田(Ikeda),《制度的主导》(“Sei Tō no Shuken’in”)。



[16] 崔瑞德,《唐玄宗》,第362—370页;吉索,《武则天与政治的合法性》,第八章。



[17] 吉索,《武则天、唐中宗与唐睿宗的统治》,第321—328页;崔瑞德,《唐玄宗》,第333—345页。



[18] 这部分来自崔瑞德在《剑桥中国史》“唐玄宗”章节中的分析。



[19] 崔瑞德,《唐玄宗》,第382—395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史述论稿》,第170, 199—200页。



[20] 蒲立本(Pulleyblank),《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第49—50页;崔瑞德,《唐玄宗》,第384—387、395、397、399—400、419—420、 445、447、449、457页;崔瑞德,《唐朝的财政管理》(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第12—16、27页。



[21] 有关安禄山传记的翻译,参见李德瑞(Levy),《安禄山传》(Biography of An Lushan);戴何都(Des Rotours),《安禄山史》(Histoire de Ngan Lou-chan)。也可参见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第二章。



[22] 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第四和第七章(第一章描述了李林甫专权的出现,第二章描述了他与安禄山的关系);崔瑞德,《唐玄宗》,第427—430、444—453页。



[23] 蒲立本,《安禄山叛乱和晚唐藩镇割据的起源》(“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ronic Militarism in Late T’ang China”),第40—54页;崔瑞德,《唐玄宗》,第447—461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16—223页。



[2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可参见他的《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和《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25] 有关由一位唐军将领记载的远征军的组织和指挥的唐代文本,参见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192—195页。



[26] 吉索,《武则天、唐中宗与唐睿宗的统治》,第313—318页;崔瑞德,《唐玄宗》,第362—365页。有关李林甫专权统治时期来自外部的困境,参考上书,第430—447页。关于行政单位的地理划分,参见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190—191页。



[27] 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05—209页;崔瑞德,《唐玄宗》,第415—418页。



[28] 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08—210、212—213页。



[29] 同上书,第210页;彼得森(Peterson),《中晚唐的朝廷和地方》(“Court and Province in Mid-and Late T’ang”),第464—468页。



[30] 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11页;崔瑞德,《唐玄宗》,第366—369页。



[31] 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11—212页;崔瑞德,《唐玄宗》,第369—370页。



[32] 伊佩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姜士彬(Johnson),《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这些著作的书目包括中国和日本的主要早期著作,也可参见陆威仪,《分裂的帝国:南北朝》(China Between Empire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第二章;崔瑞德,《唐代统治阶层的组成》(“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第83—85页。



[33] 崔瑞德,《唐代统治阶层的组成》。关于沈括研究的译本,参见第54—56页,也见第76页。



[34] 魏侯玮,《唐太宗》,第212—213页;崔瑞德、魏侯玮,《唐高宗和武则天》,第260—261页;崔瑞德,《唐玄宗》,第382—383页;崔瑞德,《唐代统治阶层的组成》,第62—66、73页。



[35] 崔瑞德,《唐代统治阶层的组成》,第67—68、73—74页。



[36] 姜士彬的翻译和详细的介绍,《唐律》(The T’ang Code),第一卷“基本原则和唐律”(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 Tang Code);第二卷“特别条款”(Specific Articles)。因为唐朝法令提供了早期日本国家的法律范式,日本学者特别积极地研究唐代法律。部分重要著作在姜士彬译著第一卷参考书目中列出。



[37] 韩森(Hansen),《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世纪契约研究》(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1400),第二至第三章。也可参见姜士彬,《唐律》,第二卷,第464—466页。



[38] 芮沃寿,《隋朝》,第103—106页;《隋朝》,第五章,特别是第116—119页。



[39] 法律之下的所有层级的法条只保存在日本人模仿唐朝的法典中。参见崔瑞德,《发现于敦煌的有关唐代水路部门条例的碎片》(“The Fragement of the T’ang Ordinances of the Department of Waterways Discovered at Tun-huang”);崔瑞德,《敦煌碎片中关于唐律的记载》(“A Note on the Tunhuang Fragments of the T’ang Regulations”);井上光贞(Inoue),《日本的律令体系》(“The Ritsuryō System in Japan”)。



[40] 魏侯玮,《唐朝的建立》,第178—179页;魏侯玮,《唐太宗》,第206—207页;崔瑞德、魏侯玮,《唐高宗和武则天》,第273—274页;崔瑞德,《唐玄宗》,第354—355、414—415页。有关描述宫廷诉讼的法律案例的早期收集,参见高罗佩(Van Gulik),《棠阴比事》(T’ang-yin-pi-shih: Parallel Cases from under the Pear-tree)。一个关于定案的例子,可见沃克(Wallacker)的《作为法学家的诗人:白居易和一个杀人夫妻的案例》(“The Poet as Jurist: Po Chü-I and a Case of Conjugal Homicide”)。



[41] 姜士彬,《唐律》,第一卷,第14—17页;马伯良(McKnight),《慈悲的性质》(The Quality of Mercy),第二章。



[42] 姜士彬,《唐律》,第一卷,第17—21页。关于偷窃,见《唐律》,第二卷,第6页,条款 270—280。



[43] 姜士彬,《唐律》,第一卷,第23—29页。



[44] 唐律中的等级制度,参见姜士彬,《唐律》,第二卷,第9—11页。



[45] 姜士彬,《唐律》,第二卷,第4页。



[46] 戴何都,《官员律和军事律·新唐史》[De La Nouvelle Historie des T’ang (chap. ⅩLⅥ-L)]。



[47] 关于唐代以前的政体,参见孔为廉(Crowell),《中国早期的政府土地政策和制度》(“Government Land Policies and System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第303—308页;熊存瑞,《隋炀帝》,第180—182页;芮沃寿,《隋朝》,第93—96页。关于唐代的系统,参见熊存瑞,《唐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The Land-tenure System of Tang China”)。



[48]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第1—11页;崔瑞德,《导言》(“Introduction”),第24—28页;崔瑞德,《唐代国家所有的土地》(“Lands under State Cultivatio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49]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4—26页。



[50] 同上书,第2—34页。



[51] 同上书,第16—23页。





3


第三章

藩镇与专使





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争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756—763年间的“安史之乱”既是以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制为标志的唐朝早期制度架构解体导致的结果,也是促使其彻底瓦解的原因。“安史之乱”是藩镇节度使和具有垄断权力的专使控制地方权力的新纪元的开端。这些变化反过来带来了贵族制社会秩序的终结,也标志着创造了晚期帝制中国社会的经济革命的开始。

756年,随着长安沦陷,安禄山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虽然进行了多次尝试,但他的军队无法继续向西推进,向南进攻长江流域也受阻于仍忠于唐室的要冲城市守御者的抵抗。757年年初,可能是由于进攻不利所引起的挫败感,安禄山的一群亲信刺杀了他,扶持他的儿子代替他。但这一变化疏远了安禄山的其他追随者,最明显的是史思明,他领导着占领东北部河北地区的叛军。这次内部分裂削弱了叛军的力量,以致唐肃宗(756—762年在位)领导的唐朝廷能在757年秋恢复攻势。

皇权的再次巩固建立在两个新政策的基础上,它们对唐朝具有长期的影响。第一,唐朝建立了和回鹘的联盟。回鹘(787年前称“回纥”)是在8世纪40年代代替东突厥成为蒙古草原统治者的一个突厥语族的部落。来自与回纥亲近部落的唐朝将军仆固怀恩促成了这个联盟。回纥派出超过4000名骑兵,和唐军一起在老将郭子仪的指挥下于757年秋驱逐叛军,收复长安。然而,这个暂时的成功从长远来看具有消极的后果。回纥要求在收复洛阳之后另得一份报酬。夺回东都洛阳半个月后,回纥军队离开了,唐军在没有骑兵的情况下单独作战。在762年叛乱中最后的大决战中,叛军企图再次夺取洛阳,回纥再次介入,但条件是容许他们劫掠城市。快要攻陷城池的时候,他们把几个冒犯其统帅的唐朝大臣几乎鞭打致死。接下来的劫掠,既有回纥人也有唐朝部队参与,数万唐朝臣民被屠杀,东都被夷为平地。

与此同时,吐蕃军队占据了距离长安更近的基地,夺取了唐朝在西北最好的牧场,这使唐朝政府无法利用那里来为骑兵养马。763年,吐蕃袭击并占领了长安。虽然他们很快放弃了这座城市,但吐蕃的入侵成了此后13年间年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唐军难以和势力不断增加的吐蕃较量。之后几十年里,回鹘利用唐朝失去牧场的劣势,向唐出售夸大数量的病弱马匹。他们也为居住在首都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回鹘人和粟特商人确立了相当于治外法权的特权。这些特权的持续滥用以及粟特人对城市借贷生意的垄断,导致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在9世纪引发了排外的暴乱。

除了和回鹘的联盟,第二个新政策是唐朝决定将边疆地区的节度使制度扩大到唐朝控制的内地。这使唐朝廷能够反击并最终摧毁东北部的叛军,但再次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后果。重新夺回了两座都城的军队分属九名节度使,其中只有三名是在叛乱前设立的。每名藩镇节度使也保持了对自己部队的控制,与其他军队的合作完全以自愿为基础。最主要的两位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都不愿意隶属于对方。那时候唐朝廷如此猜疑将军们以至于唐肃宗派遣了一位受宠的宦官而非将军,负责协调各支独立军队的活动,但毫无效果。

当759年史思明在中原与唐军对抗时,一场突然的沙尘暴迫使双方军队撤退,九名藩镇节度使都回自己的地盘去了。这让史思明得以乘机消灭安禄山之子,重取洛阳。结果,叛乱又持续了四年。763年“安史之乱”最终结束,大约有40名节度使分布在北方的土地上,每位节度使在他控制的区域内部兼任民政长官。





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博弈


762年肃宗去世,代宗皇帝(762—779年在位)继承皇位。他迅速地做出决定,允许回鹘军队劫掠洛阳。他做的糟糕决策不止这一项。叛将把761年弑父自立的史思明之子的头颅献给代宗,代宗便指定以前的叛乱者为今天河北和河南北部的节度使。这给予了东北部叛乱者合法地位,为此后唐朝历史上朝廷和藩镇之间的持续敌对准备了舞台。

肃宗和代宗,尤其是后者统治的另一个标志性特点是宦官权力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唐朝最初百年里,宦官被禁止担任要职,虽然玄宗给予协助他登上皇位的宦官高力士高官阶和大权。然而,随着安禄山叛乱的爆发,宦官经常在朝中执掌大权。个别宦官如李辅国(死于762年)把持着接近肃宗皇帝的权力,参与朝廷决策,任命地方官员,甚至用兵权干预皇位继承。在763年吐蕃袭击长安期间,一位宦官首次出任禁军统领。自此,宦官的权力在制度层面上不断发展。逃出首都后,代宗为宦官鱼朝恩指挥下的神策军所救。代宗回到都城后,把这支军队编入禁军,使之成为中央军的主要部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神策军始终由宦官指挥,成为宦官控制朝政的基础。

在肃宗和代宗统治下,专使开始在国家财政管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758年,朝廷设置了一个新的盐铁使职,实行盐铁专卖,以此为中央政府增加岁入。在失去对北方大片土地的控制后,食盐专卖的管理部门(巡院)为政府提供收入,并逐渐成为唐代后期国家设在南方的主要财政机构,担当着管理者的角色,几乎成为长江下游的影子政府。

779年代宗皇帝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德宗皇帝(779—805年在位),通过780年的几项重大改革继续努力重建国家的财政基础。新税法习惯上被称为“两税法”,意指根据农业生产活动周期一年收税两次,但这不仅是收税时间的改变,最重大的变化是不再把观念上的典型的成年男丁作为征税的基本单位。作为替代,税额评估以财产和耕地为基础进行计算。均田制在“安史之乱”期间已经丧失了其作为税收基础的功能,此时被正式废除,在旧制度上添加了各种附加税一起来为国家提供税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试图把税收建立在实际个人财产的基础上。新制度第二个特征是在不同地方分配不同税额。这一政策第一次正式认定道(藩镇)是介于国家和州之间的中间区划,承认帝国各地区经济生产能力不同。

虽然实行新税制,加上盐的专卖,开始使唐帝国富裕起来,且提供了重建中央权力的基础,德宗第一次平定叛镇的努力却仍以失败收场。在“安史之乱”最终结束的20多年里,东北部地区归降朝廷的河北诸节度使和山东平卢节度使,汉水流域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淮河上游的淮西节度使,成为各自藩镇内的土皇帝。除了向中央政府缴送贡物和税收,他们自由地按各自的意愿管理这些地区。节度使甚至可以任命自己的继承人,这在制度上意味着他们成了世袭统治者。各藩镇没有正式结盟,而且有时还会因为争夺地盘而发生冲突,但为了保证他们在各自地区的权威不受影响,无论何时当朝廷想干涉藩镇事务,主要是他们的继承权时,都会促使各藩镇进行非正式的相互合作。

781年,当德宗皇帝拒绝承认刚刚去世的承德节度使的继任者时,朝廷和藩镇间爆发了第一次军事冲突。忠于朝廷的节度使最初击败了叛军,但朝廷未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奖赏,又希望彻底摧毁被击败的叛军的权力基础,致使这些曾经忠诚的节度使自己也叛乱了。其中之一是淮西节度使,切断了承载政府东南漕粮供应的运河。德宗试图派出由一个作乱节度使的兄弟指挥的军队,但不公正的军饷配给引起了这支部队在首都的哗变,其指挥官甚至宣布建立新王朝。德宗被迫逃离长安,成了 25年内第三位逃离都城的皇帝。他避难西北,身边只有少数朝臣和由宦官指挥的小股军队。

随德宗避难的官员包括年轻的学者陆贽(754—805),他成为德宗余生的主要顾问。他建议德宗赦免叛军,以集中精力对付长安的叛军。如同之前的“安史之乱”,这场冲突在786年以妥协收场,朝廷承认了河北和其他几个主要藩镇实际上的独立。

除了开启唐朝的财政复兴和无法逆转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德宗还深化了“内朝”的发展。在委派他的两位宦官指挥神策军后,唐朝军队始终是在宦官指挥下。宦官不仅成为唐朝后期禁军的主人,也成了担任效忠朝廷的藩镇监军的主要人选。实际上,这些藩镇将帅大多数从神策军中选任。希望获得这些职位的任何人不得不经常通过贿赂逢迎宦官。

德宗也逐渐依赖翰林院学士和宦官的帮助进行决策及实施政策,排除任何来自官僚群体的干扰。虽然学士和宦官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根本相反,但这两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都只听命于皇帝,而皇帝此时并不信任朝臣。通过陆贽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对大臣的敌视。作为一名学士,陆贽和德宗关系密切,并且成为德宗最重要的顾问,在幕后出谋划策。但一旦陆贽成为宰相,他所有的抗议和劝诫都变得公开,他和皇帝的关系便完全疏远了。当时皇帝只从朝臣之外的人那里听取建议。

为确保内朝的决策和行动不会因资金缺乏而阻滞,德宗寻求不合法或半合法的捐赠直接进入他的内帑,最主要的来源是藩镇进献的所谓进奉。在德宗统治初期,他拒绝这些进奉,或是将其送进国库。但在他对藩镇的军事行动失败后,转而公开鼓励积极进奉。因为进奉是以损失正常的赋税为代价的,这就使得钱财从官僚体系转入皇帝的手中。这一政策在唐朝最后的百年中更加普遍,它显示出德宗和叛乱节度使之间有着不可明言的共同利益:双方都得益于支持着国家财政的传统官僚机构和税收结构的衰弱。然而,这种共同利益被证明仅仅是暂时的,因为德宗积累的资金使他的继承人得以使用军事手段部分地重建朝廷对藩镇的权威。

德宗的统治也以对外关系的发展为标志。在西部,德宗和吐蕃在783年签署了《唐蕃清水盟约》,承认吐蕃占领的唐朝州县,以此暂时结束吐蕃的连年入侵,并同意交换战俘。然而,当吐蕃在第二年决定支持叛乱的节度使时,这份盟约成了一纸空文。德宗接下来努力重建唐朝与回鹘人的联盟来对付吐蕃,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回鹘可汗,同时还赠送了大量丝绸。可是,790年吐蕃击败了唐朝和回鹘的联军。吐蕃对两个关键据点安西和北庭的占领结束了中国对西域的统治,并且很长时间无法恢复。

中国在西部的衰落因为与南诏的联盟而扭转。南诏是在今天的云南由藏缅语族人建立的国家。这个政权最初效仿唐朝,向唐朝纳贡,但逐渐转向吐蕃。794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劝说南诏重新和唐朝结盟。795年他打胜了一场在今天昆明附近的战役,并在801年领导了对吐蕃的进攻。这一胜利就在吐蕃王及其宰相死后不久,从而结束了西部五十多年的战争。

吐蕃问题的解决使得宪宗皇帝(805—820年在位)能够重建朝廷在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权威。805年德宗皇帝驾崩,顺宗即位,同年8月,禅位给宪宗。806年韦皋的死很快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由皇帝任命节度使继承人的机会。在一场极为轻松的军事胜利后,他夺回了剑南西川节度使的任命权。第二年神策军顺利加强帝国对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浙西节度使的控制。第一次对河北诸藩镇的干预引发了 809年针对承德镇的战争,但无法分出胜负。在陷入僵局几年后,宪宗得到了一份出乎意料的大礼,新任的魏博节度使自愿归顺朝廷。

814—819年间,皇帝和叛镇打了几仗。他最显著的胜利是击败淮河流域的淮西镇,并使其臣服。战役从814年持续到817年,耗尽了帝国国库,在最后一年成了大臣们集体非难的对象。宪宗的决心,宰相裴度亲自到前线统率几支不同的军队,再加上李愬将军奇袭藩镇治所,才把看上去要发生的灾难转变成了决定性的胜利。淮西不再为镇,承德自愿归顺,最后一次针对平卢镇的远征促使藩镇军队哗变,投降朝廷。随着平卢镇被一分为三,宪宗得以再次直接统治整个中国,至少形式上如此。

为了削弱藩镇权力,宪宗也在开创新的税收政策和军事管理模式。780年两税法实行,税额以货币(成贯的铜钱)的形式评估,并确定总额,但因为铜钱稀缺,纳税人经常使用物品缴纳税金,通常是用粮食和布匹。780年定下的税率反映了 “安史之乱”结束后一段时间的高通货膨胀。但此后的几十年里,政治逐渐稳定,更多的粮食和布匹被生产出来,因此这些商品的价格下跌。粮食和布匹的相对贬值意味着为了满足按照780年货币兑换率所定税额,农户必须拿出更多的商品给国家。由于实际上是藩镇在负责收税,而朝廷只做简单的额度规定,藩镇便操纵商品的价格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同时只把一个固定数额的收益上交朝廷。随着新税法的实行,宪宗皇帝希望对地方藩镇的收益加以限制。

809年的另一项相关法令改变了税收分配。尽管以前的税收在朝廷、藩镇和州之间分配,根据新政策藩镇只能从藩镇的治所获取税收,但反过来,这些地方不再承担对朝廷的义务。所有其他州在自己和朝廷之间瓜分税收,不经由藩镇。这一政策试图重建唐初的制度,中央政府直接和州打交道,消除藩镇作为中间一级的行政区。

宪宗的新军事政策在其819年胜利后遵循一个类似的模式,即藩镇节度使将只能指挥其所在州的部队,包括自己的亲兵和胡人部队,藩镇其他州的次要的军队和戍镇由各州长官指挥。这是自南北朝以来第一次州刺史享有军事权力。州的加强,以及节度使对行政官员委任权的废止,削弱了藩镇节度使对本镇军事动员的能力。

与宪宗重振帝国权威和削弱藩镇势力相关的是宦官权力的不断扩大,因为专制的皇帝逐渐依靠宦官推行他的政策和强加自己的意愿给朝廷与地方官员。宦官指挥着对皇权中兴至关重要的神策军,也担任监军替皇帝监视他的将领们。神策军成为提拔州和藩镇两级武将的标准路径,以致宪宗的地方政策付诸实施主要依靠宦官选拔的将领。宦官的权力更加制度化,这可以从枢密使的设立看出。枢密使是一个810年创设,持续到9世纪末一直由宦官担任的职务,其存在主要是为了协调皇帝和官僚之间的联系。9世纪后期枢密使的地位甚至开始凌驾于宰相之上,但在宪宗统治下他们仍旧被牢牢控制着。

820年宪宗驾崩,据说是被宦官毒死的,但更像是受害于道教的金丹,皇权的中兴自此结束。宪宗的军事行动掏空了国库。821年,河北三镇再叛,在一场短暂和不成功的军事镇压后,新朝廷决定听之任之。政府事实上放弃了这一地区,直到王朝末年这三个镇只是名义上归附朝廷。世袭继承形成了被称为“河朔旧习”的传统,虽然哗变和篡夺也是获取节度使职的常见模式。不过河北各藩镇的节度使仍然承认朝廷的宗主权,皇帝拒绝承认继立经常是引发兵变和叛乱的原因。不过,帝国诏令通常不受重视。因此,如日本僧人圆仁所述,武宗皇帝发动的灭佛行动在河北各藩镇没有实行。





党争


宪宗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有接连三位弱势的统治者,他们都是被宦官扶上皇位的。宪宗死后每次皇权更替中宦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三位皇帝不能或是不愿向朝廷发号施令,因此,党争是这几十年,甚至可以说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政治史的主题。

实行帝制之前,“党”一词就是贬义词。人们认为官员应该一心一意奉献于由君主代表的公共利益,所以任何官员间的朋党都显示出对私利的追求,导致朝廷和国家的道德败坏。如果官员结党公开地推进自己的目标和目的,一个强势的君主将会惩罚这种行为。因此,虽然结党成为朝廷上的常态,但只有当缺少铁腕控制使为了个人仕途的公开结党变得安全之时,他们才被记载下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唐朝统治的最后百年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最著名的党争在牛僧孺(死于847年)和李德裕(787—850)的朋党之间发生,始于821年进士考试,当时宪宗刚刚去世。当年科举入榜者的很大一部分是朝廷高官的子弟。几位官员对考试发起抗议,包括李德裕,提出必须重新进行考试。在新的考试中,除了一人外,上一次的及第者都落榜了。这使原来的考官感觉被侮辱了。然而唐朝其他科举考试实际都与这场考试一样腐败,一样会受到外部影响,因为唐代的科举并不像宋朝和之后的王朝那样完全以文学写作为基础进行选拔。在唐代,举人在考试前要象征性地提供给考官一个名单,上面有五位担保自己品行和背景的州县官员。他们接着要和考官们建立社会关系,登门拜访,抬出家室原来的纽带关系,献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一般是代表作)。考生期待和考官之间的情谊能帮助自己通过科举。因为品德和德行被认为比才能更重要,一些人主张对考生的背景和品格的了解有助于挑选有价值的人才,反之,如果单纯以匿名写作录取,只是奖励了善弄虚文的油嘴滑舌之辈。实际上,有文字记录显示,821年几个为首的抗议者也要求考官偏袒他们自己的门生。

无论在9世纪20年代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最初争论的是非曲直如何,两党之争继续左右朝政四十多年。党争似乎局限在官僚群体的高层,几乎完全被寻找能帮助自己获得更高职位和避免被放逐到外地的盟友的愿望所驱动。然而,朝中党争也与与科举考试相关的重要礼节有关。在“谢礼”中,所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聚集在主考官家中,他们高声念出自己的名字和家庭背景,充满感情地感谢考官(常常喜极而泣),获得衣钵。这一最终的仪式活动吸收了佛教师徒传承的礼仪,相似之处通过称呼考官“座主”和称呼考生“门生”而加强。这些仪式强调情感纽带、个人感恩和终生责任,在官员中形成主客关系,从而导致朋党的出现,因此遭受很多人批评。李德裕成为宰相后这一规则一度被禁止,但是武宗死后李德裕随即被免职,禁令被废。自此到王朝结束,这一规则始终作为标准惯例来实行。

党争除了与科举有关,也与宦官权力的上升紧密相连。当宦官变得更有权势后,他们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成利益相冲突的几派:神策军将领、内诸司使、枢密使。宦官权力越来越巩固,更多的官员接受了这一现实。宦官和官员之间接触增多,对权力的追求促成了跨越内外朝界限的联盟。

宦官权力和党争纠结的问题在835年以“甘露之变”为标志发展到高潮。17岁的文宗皇帝(826—840年在位)于826年由谋杀其前任敬宗的宦官扶助登基。虽然宦官有恩于他,但他们的跋扈让皇帝不满,830年他开始讨论抑制宦官的方法。牛李两党的争论让他疲惫不堪,于是他逐渐支持他的御医和一位翰林学士,他们密谋行刺大宦官。可是,计划在执行前被发现,神策军强行控制官廷。之后的清洗仅凭严刑拷打获得的证据诛杀为首密谋者及其家属,此外还有大量无辜官员受到牵连。宦官不实行公开的统治,可能是惧怕藩镇的军事干涉,但接下来的五年里,文宗皇帝,如同他自己所说,成了家奴的奴隶。

接下来的20年,在有为的皇帝武宗(840—846年在位)和宣宗(846—859年在位)治下,皇权得到了有限的振兴。与几年前倾向于一党的优柔寡断的前任君王不同,武宗任命李德裕为宰相并使之持续留任,党争暂时平息。李德裕暂时中止了唐朝在至少两位宰相之间分权的制度并取得了几项重大成就。

李德裕首先把政府事务管理放在中书省而不是翰林院。他也增加了自己干预宫廷历史编纂的权力,因此宣称自己有特权规定某些信息为“机密”,这样他就能够自由行动。皇帝的支持加上最有权势的宦官的死去,使李德裕逐渐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利用黠戛斯对回鹘的军事胜利最终消除了他们对中国的入侵,并压制了得到回鹘人保护的摩尼教。他夺回昭义镇的控制权,昭义是控制河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贸易的商人的据点。最后,李德裕在845—846年间支持武宗灭佛,这一政策没收了大量铸造雕像的铜和稀缺金属以及大量土地、粮食和奴婢,对政权和国家经济有利。灭佛也间接打击了热心赞助佛寺的宦官。

宣宗是之前三位皇帝的叔父。如同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他能安全地长大成人主要是因为他看起来是个对政治没兴趣的怪人。然而,一旦掌权,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活跃且聪慧的君王,特别关心并愿意资助文学创作,支持编纂行政、法律和历史方面的书籍,特别关注通过进士考试获得升迁的人。宣宗因其上朝之前的细致准备和严厉质问官员而闻名。对外政策上,7世纪后半叶唐朝最大敌人吐蕃最终的瓦解,以及随后对西北部分地区的重新收复都发生在他的统治时期内。

859年宣宗去世后,唐帝国进入了最后的衰落时期。最后三位拥有实权的皇帝眼见朝廷权力逐渐萎缩,同时还要面对地方军事化和盗匪横行的困扰,从“安史之乱”到此时为止,唐朝的政治结构体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节度使之间的对立。节度使努力扩张自己的权势,以维持独立行动和选择本镇继承人的自由。不过,节度使们保持对唐朝名义上的服从,甚至支持朝廷反对由于宦官篡权而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但是在唐朝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里,维持朝廷开支的负担主要落在了长江流域地区的肩上,这致使当地陷入大规模贫困,并导致匪患、贩卖私盐和其他形式的地方犯罪与作乱行为加剧。856年以后,唐朝也遭遇了因欠饷而引发的军队哗变,特别是在南方,以前这里是唐朝后期的权力基础。

但是匪盗和兵变只是唐朝衰落的背景条件。从858年开始,南方发生了一连串的叛乱,引起了最终摧毁王朝的严重社会动荡。858年,康全泰在南方的宣州所领导的叛乱事实上是由地方精英与地方官员联合煽动而引发的。叛乱分子包括购买军官职务的商人和地主。一些人也组织地方武装起来反抗官府,这种牵扯到地方官员的武装力量的出现损害了唐朝统治的基础。此外,叛乱使得朝廷开始在南方任命节度使。南方的节度使和北方一样,都倾向于地方独立。859年,在杭州湾以南区域暴发的一场叛乱中,叛乱分子首次把大量分散的部队联合成一股统一的军事力量。政府任命团练使大规模动员地方武装予以镇压。因此,在这些叛乱的过程中,国家和叛乱者都促进了地方广泛的军事化。

下一拨起义包括868年在遥远的南方由庞勋领导的卫戍部队哗变,从874—878年以王仙芝为首的全国范围内的起义军,最后还有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在878年和884年之间,黄巢占据了洛阳(在 762年回纥劫掠后重建),通过反复劫掠摧毁了长安,实际上推翻了唐王朝。这些起义军中充斥着失地农民、地方起义军和乱兵,他们的首领来自晚唐社会崩溃过程中出现的精英。这新的精英混合了军事化的地主、私盐贩子和地方豪强,这些地方豪强有时只是匪首或武装的地方暴徒。他们的共同点是具备一定程度的军事技能和遵守“侠”的品行道义。侠义精神包括相互忠诚的伦理,同生共死,结合自卫。侠的范围从和流氓强盗相差无几的人一直到作为后世流行小说原型的“剑侠”。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国家不再能提供保护,使命落在了这样的领导者身上。他们几十个到一百人不等,结成盗贼团伙或武装集团自保,经常将自己的姓授予属下,然后再一起加入能提供安全或财富的势力更大的军事首领麾下。

规模越来越大的起义军在晚唐大地上到处活动,以复杂的形式联合和再联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官军则常常失利。党争继续分裂朝廷,以致没有策略可以有效实施。任何将领得胜后都会马上成为疑惧的目标,于是成功的将领不再受到奖赏。结果,主要将领不再一心一意效忠朝廷,反而把他们的军队作为个人的工具,希望像早期节度使一样,成为地方统治者。因此,虽然朝廷军队取得了几次胜利,他们并不将其转化为任何永久性的国内秩序。几年过去,很少有将帅和地方官愿意冒牺牲和丢官的风险来挽救一个必将背弃他们的朝廷。当朝廷和都城的处境都变得更加危险时,连与之联系最紧密的宦官也在四川和其他安全的地方经营自己的地盘。这通常包括收养子,任命他们做自己在地方上的代理人。

随着政府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重任落在地方政府头上,地方政府在某些方面变得和起义军很相似。唐朝末年整个帝国遍布着地方武装自卫力量和军事化的藩镇,地方军队为了争夺建立下一个王朝的优势地位而相互攻伐。唯一没有武装部队的政治角色是唐朝皇室自己。当唐朝都城被黄巢的军队在880年烧成平地并最终在883年完全平毁后,僖宗皇帝(873—888年在位)被宦官带到四川。他在885年返回都城废墟,但他及其两位继任者昭宗(888—904年在位)和哀帝(904—907年在位)仅仅是几个野心勃勃的军阀手中的傀儡。 907年,最强的军阀朱温接受了十几岁的小皇帝的禅位,这个小皇帝是朱温为取代唐王朝而立的。至此,大唐帝国正式结束。





地方权力的多元化


唐朝前期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汉朝类似,把行政区划设得很小,以致没有地域能够威胁国家的安定。最重要的管理层级是州,拥有25650户或14.68万人口的平均规模。州以下为县,平均人口数大约 3万。这些行政区的长官直接向帝国政府负责,且在其职权内无军事部队可供指挥。赋税送往中央政府,拨还被认为足够满足地方需要的钱财。那时候不许地方官员任职于原籍所在的州,家族纽带和个人联系会影响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他们也被定期调离,以防止形成自己的新地方势力。地方官员的直属下级也受到相似的限制。他们对王朝效忠,获得朝廷的官职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唐朝大部分时间里,在都城之外担任官职,即使是重要职位,也被认为是一种放逐。

地方管理的连续性依靠的并不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官员,而是那些很少离开当地的地位卑微的吏。这些人虽然官阶很低,但大部分日常行政事务由他们来处理,而且他们具有丰富的地方知识,熟悉典章和惯例,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这么说绝非夸张,因为法律和习俗的变化在唐代是相当大的。在很多地区,地方官甚至不能理解他所管理的民众所说的方言,所以他完全依靠他的吏。吏对于地方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但看起来他们代表的并不是地方的真正利益。吏的职位往往变成世袭,由于要求能书会写和对以前案例的充分了解,吏经常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小群体。他们要依靠地方官来获取声望和权力,因此不参与任何寻求地方自治的图谋。

和吏相比,真正关心地方利益的是居住在州府城镇之外的强大农村地主家族。不像下级官员,这些家族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结构的完整部分。他们的社会网络不仅包括其他强有力的宗族,也包括小农、佃农和手工业者。鉴于州刺史只有一个57人的班底来治理14万人民,他必须依赖这些大族的影响在农村地区仲裁争端和维持秩序。这些大族更能代表地方利益,但他们一般并不因此而反对中央集权。朝廷官员保护他们的财产,把税负转移给比他们穷的邻居。此外,刑罚的威慑通常足够约束这些地方权贵。

总之,整个唐朝地方制度的设计是用以防止任何代表地方利益的权威的形成。只要唐朝政府保持有力的控制,制度就能运行如初。但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年里,军事组织的变化使地区权力可以在边境地域得到发展,并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为了平定叛乱,政府不仅在边境也在整个黄河平原设立藩镇。帝国被分成大约40个道,其节度使被授予支配下属各州县的大权。藩镇成为被削弱的中央政府和州县当局之间的中间区划。到了唐朝末年,当朝廷被剥夺了所有军事权力后,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大约50个藩镇之手。

“安史之乱”后独立程度最高的是河北四镇。四镇节度使原来随安禄山叛乱,之后掉过头来投降朝廷,因而被允许保留对自己部队的指挥权,并且统治大片土地。在775年,其中一位将领吞并了另一位,于是留下了“河北三镇”(幽州、承德和魏博)。虽然这些以前的叛将接受唐朝所赐名号,并对长安的帝国政府名义上效忠,但他们自己的领地如同独立的王国。他们任命自己的官吏,招募军队,征收赋税,并且试图通过相互之间的通婚固守家业。

河北藩镇几位为首的节度使不是汉人,这是李林甫为了排除政敌而让外族担任军事将领的政策造成的。当一位节度使去世或被军士哗变驱逐时,唐朝廷有时会实施干涉。然而,唐朝廷干涉的最大收获是通过批准后继者来获得更大份额的税款,实际上唐朝廷始终无法从东北部地区收取大量税款。元和时期(806—820)及其后很短的时期内,宪宗制伏了河南独立的节度使,河北军队接受朝廷委任的节度使,但很快就被兵变驱逐,形势恢复如前,直到唐末。

河北的半独立不仅仅是几位为首节度使的事,因为如果是那样就不会持续很久。这种状态建立在河北藩镇军队根深蒂固的分离主义情绪之上。这一情绪可能可以追溯到7世纪90年代,当时藩镇曾被契丹攻占,并且持续数年遭到破坏性的劫掠。一些唐朝官员认为契丹的成功入侵部分是因为地方通敌,因此藩镇应为此负责,朝廷不应施以援手。有记录显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地方对朝廷的背叛怨恨极深。

安禄山在河北叛乱之后,他的朝廷吸引了很多不满唐朝统治的人。叛军在名义上归降唐朝之前,掌握藩镇达七年之久。契丹和其他部落移入这一地区,此地区在6世纪已经显著地“胡化”,更加降低了对唐朝的忠诚。不缴纳或是少缴纳给朝廷的赋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此极少人愿意支持任何唐朝统治的复兴。

在吐蕃人790年军事胜利之后,关中的藩镇成为中国西北边疆的前线,主要由一支或几支禁军守御。这些小藩镇的节度使定期由军人充任,但临近首都、生产衰落、领地狭小等特征使他们无法像河北那样实现地方自治。9世纪时,他们的将领成为一个庞大的世袭群体。砍伐森林,风化,沙漠化,已经开始大大削减了京城以西和以北可耕地的数量,以致军队如同都城一样依靠南方漕运的粮食。

被节度使统管了几十年的其他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半岛。后者由强大的平卢节度使控制,虽然这个地区成功地被唐朝廷于9世纪20年代分解为三个较小的地区,但仍然保持在军事割据者的统治下。河南主要被“安史之乱”后投降的叛军充任半自治的节度使统治几十年。因为河北和山东享有事实上的独立,河南成为位于朝廷和东北部地区节度使之间重要的前线。河南具有战略重要性是因为那里没有易于防守的自然边界,而且大运河通过那里,大运河是都城的生命线。因此,唐朝廷通过驻扎大量卫戍部队努力保持对河南节度使的控制,但这些士兵在8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反复兵变。只是在9世纪10年代的几次战役之后,宪宗皇帝才重建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但曾一度生产发达的地域现在人口大量减少,当地人口和卫戍部队都依靠南方漕运的粮食。

虽然在唐朝最后百年里,河北、山东、河南和关中被节度使统治(河东保持较低的军事化程度),还有西南地区的四川(剑南)边镇(毗邻吐蕃和南诏),但长江流域是不同类型的地方管理制度。大多数职务任命不是节度使而是民政长官,其麾下的军队往往只有象征意义。这些任职官员主要是暂时失宠但仍旧希望回京当官的职业文官。他们和唐初的州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淮南道及其周边),他们统治上百万民众,有权处置巨额的赋税。虽然这些官员以传统的边塞诗的形式来哀叹这样的际遇,但他们有机会积累巨大的个人财富。在9世纪早期,一位自南方返回的官员能买下整个长安的街坊。

毋庸置疑,这些官员行使着很大的财政权力,朝廷完全依靠他们提供赋税收入或经济支持。南方地方长官成为能够对朝廷施加巨大经济压力的财政大员,正如北方的将军可以施加军事压力。然而,不像北方的节度使,南方的地方长官希望得到朝廷的任命并且最终能回到朝廷任职。此外,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任何南方地区享有像河北、山东、关中那样根深蒂固而又普遍的地方忠诚,已经确立的地区认同,强烈的地域情感,以及组织严密的地方统治精英。





军事地方主义和新的政治角色


关于藩镇节度使的很多二手文献资料都关注他们和唐朝廷之间的权力平衡,这主要由围绕税收分配和地方官员任命的争执组成。州所收赋税首先用来支付地方开支,剩余的都上缴给了藩镇。节度使抽取他自己花费的部分,首先是供应他的士兵吃穿,然后把剩下的(不管有什么)缴给朝廷。德宗和宪宗重建中央权威的战争,其主要目的是保证任命州一级的官员,以确保足够的赋税能缴给朝廷。从理论上来说,州直接附属于朝廷,节度使和州是相互分离和平行的管理层面,但在制度上,独立藩镇的节度使对州施加控制。然而即使是北方忠于朝廷的藩镇也几乎不缴赋税给朝廷,因为一切都被养军的额外开支消耗掉了。

节度使最大的影响不在于控制赋税,而是由军人开启的地方权力和招募官员的新模式。从唐朝后半期开始,贯穿五代(907—960),到宋朝开国为止,最重要的发展变化是军事职业生涯成为晋升到地方统治层的主要途径。因此,以前由地主阶层行使的权力落入了军人之手。军队也逐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和社会群体,反对文人学士的传统价值观。职业兵转变成为世袭群体加强了这一变化。“安史之乱”前的几十年里,节度使大量招募长期服役的士兵,这些人很快成为职业兵。至少在河北和山东,士兵已经是世代相袭,子承父业相继入伍。

军人向终身和世袭的职业化的转变由于三个因素而成为可能:首先,内战把几十万农民赶出了土地,他们为部队提供了一个待募的源泉。其次,农业技术的改进使得作物基本都是两年三熟,有所提高的农业生产允许更低的农兵比例。最后,传统上主要由文人士大夫提倡的兵农合一的古代理想,被畏惧赋税的农民和钦羡军事职业且对农业生产没兴趣的军人丢弃了。

现在作为专门职业化的群体,这些新兵信奉的价值观与帝国旧精英的庶民理想相左。这些职业军人对于服从朝廷比服从节度使更有敌对情绪,当送进京城的税款影响士兵的生计或是节度使为他的子弟向朝廷请求官位时经常引发兵变。历史记录显示,“安史之乱”和唐朝覆亡之间的150年里发生了 200起反叛将领或是节度使的兵变,节度使能否顺利继任通常要取决于军队是否支持。因此,在朝廷和节度使之间紧张关系的背后存在一个新的社会事实,即职业军人的出现。这些人的利益和野心给当时的政治斗争赋予了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即使是唐朝廷也逐渐依靠由职业兵组成、由宦官首领指挥的神策军,最终证明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藩镇军队没有太大不同。

直属节度使的“私兵”(衙兵,也称牙兵)是由最优秀的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他们成为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直接承继唐朝几个王朝的权力基础。因此,在主要生活在传统社会边界之外的军人群体中,出现了五代时期很多政权的统治者,包括后来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此外,中级将领成了五代和宋朝初期政府官员的主要来源。在统治唐朝的世家大族消失之后,军人扮演了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军队里最后一个重要变化是以结义亲的方式确保将领和下属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所有的节度使和将帅都有如同个人警卫一样的亲兵,通常将领收这些人为义子,赋予这个社会关系以权威和稳定性。将帅与部属之间的义亲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并在整个唐朝得到发展。收部属为义亲是中亚国家的传统做法,在分裂时期传进了北朝。这一现象在唐朝甚至更突出,因为皇室与游牧民族有着文化和血缘上的联系。宫廷宦官也有类似的习惯,依靠养子来维持权势。结义亲在唐末和五代甚至更加广泛且更有影响力。作为信赖亲属关系的普遍社会变化的一部分,婚姻、收养以及血缘关系创造了地方权力的基础。

晚唐军事权力不限于节度使指挥下的职业军人。“安史之乱”以后,很多节度使在为地方治安和防盗目的所建的地方武装中招募农民。859年,地方政府首次建立地方土团,其性质和后来的团练类似。876年,这一模式被朝廷推广,此后地方武装遍布中华大地,从四川到今天的贵州和沿长江的很多地方。这些土团通常由地方精英组织,经常是一名大地主动员他的佃户和不及他富裕的邻居。稍大一些的自卫力量出现在一些市镇,更大的地方武装出现在戍镇。他们经常被吸入藩镇节度使的军事体系,以致戍镇成了低层管理中心,将领兼任藩镇官员和地方统治者。这些土团,地方力量的产物,是依靠新兴军事权力的主要机构。他们扎根于地方社会,有雄心的人借以介入国家政权。





财政地方主义和新的政治角色


最后一个受地方主义重大影响的晚唐制度变革是财政管理方式的转变。“安史之乱”导致了华北农民的大量死亡和逃离,战乱地区众多户籍和税收记录遭到破坏,国家丧失了对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因此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财政危机。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比如出售僧人度牒,但在平息叛乱之后几十年里征收各种新税,扩增旧税种,以及国家实行专卖,合在一起构成税收源流,为唐朝在最后150年中提供资金。这一税制的基本架构延续到1368年明朝建立。

新财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由德宗皇帝于780年颁布实施以取代均田制的两税法。这一新税制事实上是原来以财产为标准将家庭划分为九等的户税和以粮食产出为标准将土地划分为三等的地税的结合。这两种税合并在一起,并用货币缴纳,税额基于民户财产和土地占有的规模和质量,而不是成年男丁的数量。之所以称之为两税法,是因为一年分两次征收,一次在夏季冬小麦收割之后,而另一次在秋季米粟收获之后。

因此,两税法试图根据民户实际财产的多少来规定税额,这反映出政府已经意识到土地和财产的不平等,而一年征收两次则说明政府希望依据新的一年多次收获的农业历对税收做出调整。通过这一改革,唐朝政府放弃了几百年来农民平均化以及国家直接管理每个家庭的旧理念。这把政府降低到简单的依照财产收税的角色。国家放弃过去任何直接控制人口日常活动的尝试,标志着帝制中国前后两半期之间的一个巨大变化。

由于户税征收不管被征税的财产的性质和来源,政府首次开始定期向商人征税,他们在提供国家岁入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税制也确立了累进征收的原则,有更多财产的人不应该只付成比例的税,而应付更大比例的税额。其他向商人征收的税包括通关时的关税和针对某些特定货物课的税,比如茶。

此外,“安史之乱”后不久政府设立了盐铁使管理自己对这些必需品的专卖,后来试图对酒施行专卖,但因为制造贩卖私酒相对容易而失败了。因为盐的生产限于极少的特定区域,专卖不难强制推行,只有今天的河北、四川、陕西等地控制在节度使之手的盐池除外。8世纪70年代之后,专卖成为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事实上,以盐的专卖收入为主的来自南方的税收维持着“安史之乱”后失去对华北大部分地区征税能力的唐帝国。

新的财政体制成为中国地方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北方的税收主要来自户部管理的两税法,而南方的税收主要来自由盐铁使在南方专卖食盐的收入。纵贯8世纪晚期和9世纪中期,这两个部门的管理者为帝国财权而斗争,并以税收官吏作为地方权力和帝国影响力的基础。盐的专卖部门把控制权延伸到货币铸造、开矿、茶和其他商品税以及关税的征收。810年的一条法令确认两个部门之间的帝国财政分野,盐铁使负责长江流域两税的征收。

盐铁使的下属机构不仅控制南方的财政管理,也对民事管理施加影响。这一新的机构独立于原来的户部,几乎不受朝廷任何形式的控制。事实上这是一个掌握着华南和华中地区国家财政的独立部门。8世纪80年代,已经是最有权力的帝国财政官员的盐铁使开始处理长江三角洲富裕和生产发达地区的土地纠纷。巨大的财政资源和对充满活力的经济区的控制相结合,这给朝廷带来的威胁甚至比北方节度使的威胁更大,后者除了纳税以外基本保持忠诚。

当掌管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藩镇节度使韩滉同时被任命为盐铁转运使时,一个有效控制大宗帝国税收的长江下游地区政府出现的可能性在786—787年间大大增加。对王朝而言幸运的是,韩滉于三个月后死亡,于是他的藩镇被分为几个较小的单元。然而,在8世纪 90年代委任观察使兼任盐铁使的政策重新实行,在805年他们当中的一位试图据浙西藩镇作乱。他的图谋没有得逞,之后政府小心地把财政职位与民事管理权分离。

除了导致独特的东南地区自治模式,新财政管理政策对政治权力的几个方面都有重大的影响。正如新军事政策鼓励军人的职业化,新财政政策导致了财政官员的职业化。所有户部和参与控制盐铁专卖的官员依靠他们在财政上的经验步步攀升,户部尚书基本都由原来的转运使担任。因此,财政事务的专门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官体系内的履历或是考察文学修养的科举考试,成为新人在财政部门获得权势的途径。最终,这些职业化的训练和优先提拔资格,通过内部通婚得以加强,形成了在11世纪掌控宋朝的财政贵族阶级。

这一职业化的趋势在藩镇层面上更明显。除了职业化军官,节度使也把财政专家收进自己的幕府作为个人助手。盐铁使和户部也建立了地方机构,财政官僚从一般官吏那里取得了税收的权力。很多这样的新职业化人员本来就是商人,他们在自身的商业活动经营中培养了处理账目和使用钱财的专业才能。因此,虽然南北方出现不同形式的地方政府,但它们都从地方社会招揽新人,开了从社会大规模选拔官员的先河。这在宋代的唯才是用政策下发展到顶点。

唐朝地方主义导致新势力兴起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宦官招募模式的变化。如同当时几位作者提到的,朝廷上大多数宦官是来自今天福建、广东等南方边远省份家庭的孩子。其中很多,包括著名的高力士,据说都是非汉族的后裔。这个趋势甚至在9世纪头几十年里更突出,当时很多宦官都有南方土著血统。因此,808年一篇科考应试文本攻击宦官统治说:“至于这些蛮夷之后和刑余之人,来自蛮荒之地,舍弃尊亲,甘为下役,君王宝贵的生命安全和军队的控制怎么能信任他们,还让他们在内充当最亲近的顾问,在外充当君王耳目?”

节度使、财政机构、地方政府,甚至宦官群体,为按照传统的家世相传方式不能在朝廷任职的人们提供了入仕之路。这些科举制之外新的仕途,真正宣告了朝廷里贵族统治的结束。从五代到宋朝头百年里崛起的高度多元化的精英,其产生的根源就在晚唐。同时,后世通过联姻、结义亲和土地积累来构筑地方权力基础的行为,其源头也在于此。这种精神和这些方法是中国宋朝新出现的乡绅阶层确立自己地位的方式,他们的活动在12世纪时最为明显。因此,从晚唐时代新兴势力的发展模式和策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帝国晚期乡绅阶层产生的历史进程的最初形式。





* * *



[1] 彼得森,《仆固怀恩与唐朝廷》(“P’u-ku Huai-en and the T’ang Court”);彼得森,《朝廷和地方》(“Court and Province”),第474—486、490—491页;达尔比(Dalby),《晚唐的宫廷政治》(“Court Politics in Late T’ang Times”),第561—567、569—570页。关于仆固怀恩的外交角色,参见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483页;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67页。



[2] 马克拉斯(Mackerras),《回鹘人》(“The Uighurs”);马克拉斯,《唐代历史记载中的回鹘帝国》(The Ui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魏义天(de la Vaissère),《粟特商人》(Sogdian Traders),第215—225、306—309页;彼得森(Peterson),《朝廷和地方》(“Court and Province”),第480、483—484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 221—222、227—228页;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69、677—678页(关于吐蕃占据唐牧场和唐依赖回鹘的马匹交易)。



[3] 蒲立本,《安禄山叛乱和晚唐藩镇割据的起源》,第45、55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Medieval Chinese Warfare),第222、229页;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66—567页。



[4]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67—568页;蒲立本,《安禄山叛乱和晚唐藩镇割据的起源》,第47—50页;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484—485、493—494页。



[5]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71—574、576、578—579页;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512—514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33、243页。



[6]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74—576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三章、第六章;崔瑞德,《安禄山叛乱后的盐业长官》(“The Salt Commissioners after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7]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二章,特别是第34—48、157—164页;彼得森,《朝廷地方》,第498—500页。



[8]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82—586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 235—236;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500—507页。关于陆贽的经历,见崔瑞德,《陆贽(750—805);皇家顾问和朝廷官员》[“Lu Chih (754—805):Imperial Adviser and Court Official”];丘慧芬(Chiu-Duke),《重建帝国:陆贽的儒家实用主义与中唐之厄》(To Rebuild the Empire: Lu Chih’s Confucian Pragmatist Approach to the Mid-T’ang Predicament);麦大维(McMullen),《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第239—243页。



[9]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86—589、508—599页;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 512—514页。



[10]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86—589、594—598页;丘慧芬,《重建皇朝——陆贽的儒家实用主义与中唐之厄》,第34—61页。



[11] 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509、511—512页;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93、594、 600—601、633页;彼得森,《重建完成:宪宗和藩镇》(“Restoration Completed: Emperor Hsi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第153—154页;萨默斯,《唐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T’ang”),第 687、703、754页。



[12]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607—611页。



[13] 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522—535页;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611—616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326—328页;彼得森,《重建完成:宪宗和藩镇》;波得森,《地方势力反抗中央政权》(“Regional Defense against the Central Power”)。



[14] 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499、526—555页;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616—619页。



[15] 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535—537、554—555页;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619—620页。



[16] 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535、544—545页;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623、633—636页。



[17] 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538—541、547—552页;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 636—638页;赖肖尔(Reischauer),《圆仁大唐旅行记》(Er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第七章,特别是第270—271页;圆仁(Ennin),《圆仁日记》(Ennin’s Diary),845年,第 11—3页。



[18] 这个题材在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记述中占主要地位。英文著作方面,参见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639—654页;梅维恒(Mair),《唐朝卷轴介绍》(“Scroll Present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19]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640—641页。关于考试和座主门生关系,参见何汉心(Herbert),《检查诚实,评价能力》(Examine the Honest, Appraise the Albe),第27—31、 91—106页;麦大维(McMullen),《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第61—66页。



[20]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645—654页。



[21] 莫欧礼(Moore),《唐代铨选之仪》(Rituals of Recruitment in T’ang China),第91—100、 141—149、161—163、181—182、198—218 页;莫欧礼,《感谢的仪式》(“The Ceremony of Gratitude”),第211—212、220—236页;戴何都,《考试条例》(La Traitè Des Examens),第198—205页。有关碗和长袍的象征手法,参见柯嘉豪(Kieschnick),《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第103—112页。



[22]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654—659页。



[23] 同上书,第659—669页。关于武宗灭佛,参见陈观胜(Ch’en),《会昌灭佛之经济背景》(“The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Hui’ch’ang Suppression of Buddhism”);陈观胜,《佛教在中国》(Buddhism in China),第226—233页;温士敦(Weinstein),《唐代佛教》(Buddhism Under the T’ang),第114—136页。



[24] 萨默斯,《唐代的终结》,第684—692、729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41—242页。



[25] 萨默斯,《唐代的终结》,第695—700、727—750、756—762页;叶山(Yates),《浣纱集》(Washing Silk),第108—122页。也可参见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42—243页;王赓武(Wang),《唐代政治中的长江中游》(“The Middle Yangtse in T’ang Politics”),第220—226页。



[26] 萨默斯,《唐代的终结》,第720—726页;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543、559—560页。



[27] 萨默斯,《唐代的终结》,第702—712、714—717、730—741、744—745、748—750、754—755页。关于晚唐朝廷和将领之间的猜忌,参见蒲立本,《安禄山叛乱和晚唐藩镇割据的起源》,第54—60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33—234页;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第17—19页。



[28] 关于晚唐统治者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参见萨默斯,《唐代的终结》,第748—750、754—755、 766—781页;叶山,《浣纱集》,第17—35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42—244页。



[29] 崔瑞德,《地方自治的不同模式》(“Varied Patterns of Provincial Autonomy”),第91—93页。



[30] 同上书,第94—95页。



[31] 蒲立本,《安禄山叛乱和晚唐藩镇割据的起源》,第53—56页。



[32] 萨默斯,《唐代的终结》,第762—781页。



[33] 崔瑞德,《晚唐的藩镇自治和中央财政》(“Provincial Autonomy and Central Finance in Late T’ang”);崔瑞德,《地方自治的不同模式》,第98—99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29—230页。



[34] 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第六章;蒲立本,《安禄山叛乱和晚唐藩镇割据的起源》,第50—53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70—172、178—200页;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468—495页。



[35] 崔瑞德,《地方自治的不同模式》,第99—100页;史念海,《黄土高原》,第548—579页;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494—495页。



[36] 崔瑞德,《地方自治的不同模式》,第100—101页。关于长江中下游的区别,参见王赓武,《唐代政治中的长江中游》,第194—195、203—204、208—220页。



[37] 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497—500、509—510、516—521页;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第14—16页。关于忠诚于皇室的地方不上缴赋税的内容,参见布目潮沨(Nunome),《中国历史》(Chūgoku no rekishi),第333—334页。



[38] 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514—516、540—543、552页;葛德威,《中世纪中国的战争》,第231—233、238—241、244页。



[39] 布目潮沨,《中国历史》,第324—332页。也可参见麦大维,《太极功和唐对于军事的态度》(“The Cult of Ch’i T’ai-kung and T’ang Attitudes to the Military”)。



[40] 王赓武,《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权力结构》,第51—54、65—72、77、94—97、101—104、 143—148、158—164、169—171、187—188、205—207页;龙沛(Lorge),《中国现代早期的战争、政治和社会》(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China),第一章;戴仁柱(Davis),《宋代的朝廷与家族》(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第8—9页;沃西(Worthy),《宋朝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Sung China”)。



[41] 布目潮沨,《中国历史》,第414—422页;班茂森,《唐代中国的族群认同》,第155、158页。



[421] 彼得森,《朝廷和地方》,第515—516页;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93页;萨默斯,《唐代的终结》,第69、729、750—754页。



[43]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三章。



[44] 同上书,第31—32、34、38、40、44—45、52、58、62—65、118、122页。



[45] 同上书,第49—62页。



[46] 同上书,第六章,特别是第109—123页;崔瑞德,《安禄山叛乱后的盐业长官》。



[47] 崔瑞德,《地方自治的不同模式》,第103—105页。



[48] 郝若贝(Hartwell),《南宋的财政知识、科举和经济政策的表述》(“Financial Expertise, Examinations, and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Northern Sung China”);郝若贝,《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革》(“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第365—426页。



[49] 崔瑞德,《地方自治的不同模式》,第118—123页。



[50] 达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71页;班茂森,《唐代中国的族群认同》,第95页;《文苑英华》,卷四九,第2500页。





4


第四章

城市生活





唐朝城市的主要特征是从以前几个世纪中继承下来的。这些特征包括:政治、居住和商业不同部分的分区;区别帝国都城和其他城市的祭祀用建筑;寺庙和花园提供的半公共空间。但唐朝城市也经历了重大变化,最主要的是商业和贸易改变了城市结构,并把它们连接为更大的网络。

6世纪后期,隋朝开始在原来汉朝长安城附近建构新首都大兴城。在汉朝和隋朝之间的几百年里,长安被反复劫掠、焚烧和重建。在杨坚建立隋朝前,长安被蹂躏、夷毁,供水不足且水质恶化。582年,杨坚根据战国时期的文献《考工记》颁令在长安附近建设大兴城,这会使得隋都符合文献记述的理想都城。隋文帝希望首都布局能符合文献记述,这一点在汉代营造都城时被忽略了。他的要求压倒了当时具体负责工程的宇文恺的意愿,宇文恺本来希望按照风水设计城市。大兴城唯一一处没有按照文献记述建造的地方是君王和后妃居住的皇宫,隋朝的皇宫沿北城墙而建,在《考工记》中皇宫应该修建在都城正中。东汉是第一个将皇宫建在北面的王朝,虽然东汉首都洛阳也是第一个以《考工记》为蓝本规划建造的都城。从此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循东汉旧制,君王坐北朝南的原则取代了位居中心的传统。

大兴城(唐代改称长安)刻意的古典风格备受争议。对努力统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隋帝国而言,迁都长安是否明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汉代关中地区已经供养不起一个首都,输往帝国的人口、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漕运也发生了困难。长江流域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隋朝定都关中的部分原因在于王朝是北周政权的继承者,其精英集团立足于这一区域。同样重要的是,国都长安的重建标志着汉隋之间长达几百年的分裂时期的结束和统一华夏国家的理想之回归,后者的代表就是西汉。隋朝坚持新都按文献记述建造,也是其通过重现代表了中华帝国最大成就的古代体制,而否定近代历史政策的一部分。

唐代第二位皇帝太宗在关于长安的五言诗《帝京篇十首》中描述了长安古典风格的内涵。在序文表达了“重振古风”的理想后,皇帝写道: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唐代诗人在其作品中反复将唐朝的首都比作秦汉国都,这显示了把唐朝视为重生的统一帝国的愿望。唐太宗的诗本身重复了以前诗歌称颂汉都的陈词滥调,同时也是对另一首描写命运不济的南朝故都建康(今南京)的诗做出的回应。正如太宗努力摒弃他从南朝继承的宫廷诗但找不到其他创作形式,他想要重振汉都但又逃避不开之前几百年的历史传承。





长安和洛阳的布局


唐朝继承的城市格局,内部按正南正北方向整齐布局,外面以长方形的围墙环绕,东西长9.53公里,南北长8.48公里(地图5)。城墙由夯土筑成,城门木制,城墙连接处由砖砌成。通过打开的12座城门可以进入外城,皇城邻近的北城墙有三座城门(另外左右两边还各有一座),布满了精英官邸的城区东北部有两座城门,大明宫刚好位于城墙外。由于隋朝统治时间短暂,直到王朝618年灭亡,新建的都城内大部分地区仍然是空荡荡的,唐朝城墙内也有很多无人居住的地方。在8世纪中期,沿着主要的南北大街八个最南面的坊仍旧没有真正的住宅,继续被当作农田耕种。其他坊被部分地用作宫廷种植药用作物和蔬菜的园地,还有半个坊被用作墓地。

地图5



城市自身由四部分组成:宫城和另外两个宫廷区域大明宫与兴庆宫、政府办公场所所在的皇城、两个市场(东西两市)、按网格排列的居民区。皇城在宫城正南,二者中间有一个广场,皇帝在那里举行各种仪式。皇城不仅容纳文官部门和军事机构,也包括作为禁卫军指挥部的“北衙”、太子的东宫、太庙,还有社稷坛。宫城和皇城与平民区被超过10米高的城墙和更高的城门分开(图2)。未经准许没有人可以进入皇城,甚至只是为俯视这些禁区而攀上高处都会被判处监禁一年。

平民区被设计为完全的网格式,这成为中国大城市连续几百年的特征,不过它们都没有长安的完美。8世纪诗人杜甫在一首诗《秋兴八首》其四中伤怀“安史之乱”以后国都的不幸而咏道:“闻道长安似弈棋。”伸向城门的六条最大街道,合称六街。其中最大的一条是朱雀大街,超过150米宽,并分全城为东西两部分。和连接王朝各个城市的道路一样,这些大街的中间被垫高,两侧有大量排水沟相沿。这些水沟不仅具有排水功能,也灌溉了种在路边的遮阴树(图3)。

坊因为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规模,最大的在皇城两边,大约1000米×800米的面积,沿朱雀大街最小的坊长宽分别为590米和 502米。每个坊都环绕着两三米高的夯土墙,这样设计是为了保持对平民的控制,特别是在夜晚。四面墙上都开有坊门,区内道路会合在中心,把坊四等分。每个坊的坊正受委托保管坊门的钥匙,由他负责晚上锁门。翻墙会被惩罚打九十大板。

636年开始,坊门的开启和关闭以沿着每条大街持续不断的鼓声为信号,给人们足够时间在黄昏回家或是准备清晨出门。这几百个鼓点固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整个宇宙的节奏,正如在李贺(791—817)的一首诗《官街鼓》中的戏剧性描写:

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



图2 城门图示,城门上方有城楼和顶楼,如敦煌中唐172窟壁画所示



图3 敦煌85窟壁画,描绘佛教极乐世界规划为方格状的一个个坊,令人想起唐都长安城的布局



只有送官方文书的人员、特许的婚礼、找大夫的人,还有报告死讯的人,才被允许在夜间行走主要道路。任何其他人如果被发现走在主道上,都会先给予弦声警告,接着射箭警告,再接下来就会把人射倒。只有农历元月的十四、十五、十六,即元宵节期间是例外,那时人们被准许夜晚在寺庙间自由地逛街看灯。

在被两条十字交叉的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分为四块后,大多数坊内没有再按网格结构布局。坊内部到处是弯曲的小巷。平民在自己居住的坊里可自由移动。坊为收税和相互监视的需要下设有“里”,各里有人负责管理。坊门处是开设店铺的理想位置,受益于坊门前的车水马龙。在著名的传奇小说《任氏传》里,主人公郑六与狐仙任氏度过整个夜晚,并在黎明前到达他所居住的坊门前。因为坊门仍旧关闭,他只能暂时待在门口胡人的饼店里。

佛寺道观,还有三品以上官员的居所,允许开门直对主要街道,显示出这些建筑物不受宵禁限制。生活在东北部坊区的大多数是贵族和高官,位置处于西边宫城和皇城、北边大明宫和东边兴庆官组成的三角形区域中。在此三角区的南边围绕着东市的区域能找到上层精英居民。沿着东北城墙的一个街区特别吸引人,因为隋朝一名著名术士发现此地有贵气。朱雀大街最南端的坊少有人居住,仍有大量农地。东南靠近曲江池的坊也人烟稀少,被用作园地,种植杏树和芙蓉(图4)。平民主要生活在西部的坊,在西市和西北城门附近。西北城门处聚居着大量胡人。

东市正西的坊就是城市重要的教育设施所在,服务于准备将来入仕的人,后来则用于科举生员。这些学校也在唐朝对外关系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学生包括臣服于唐朝的外族后裔,这些人因为研习中华经典和文学而认同中国文化。还有很多是外族王室或贵族送来长安做人质的儿子。在学校里以及后来在官衙和朝廷里经过几年或是几十年研习中国文学文化,这些年轻人被送回家乡,在那里他们能够引入唐朝的政治制度,传播中国文字及经典。很多外族学生,特别是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学生,也主动来吸收先进的唐朝文化。除了帝国的学术机关,大型佛教寺庙提供的教育也吸收了上千外国信徒。在唐朝都城度过很长时间后,这些学生携带着经书回到自己的家乡,同时也向本国传播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

城市也容纳了很多从农村漂泊而来的贫民和乞丐。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数量,但有一些因为和文人产生联系而被载入传奇小说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老人和他卖唱的女儿在街头艰难谋生的情形。一位将军被女子动人的歌喉吸引,将其带回府中做歌姬和妾。《李娃传》中的主人公郑生靠在葬礼上唱挽歌为生,由于穷困只能住在灵堂里,最终沦为乞丐。都城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太多以至于引起唐玄宗的注意,他在734年下令禁止乞丐上街,把他们交给由佛教徒负责的专门照顾贫病的病坊。救济食物来自附近由新定居的农民耕种的田地。然而,这一福利政策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而终止。

图4 反映园林景致的陶塑



地图6



除了官方建筑物、居民住宅、农田和观光园林,唐代长安也包括很多宗教机构(地图6)。少数几个还为外族居民的精神需要服务,如袄教、摩尼教、聂斯脱利派(景教),但是大多数都属于道教和佛教,而佛教建筑最多。道教是唐代地位最高的宗教,因为皇室自认为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代。道教宫观绝大多数有帝国官方背景,建造的目的是在吉庆时刻举行仪式,举办皇亲的葬礼,给得到宠信的宗教人士提供安置之地,或是皇族成员出家于此。几位公主成为自己捐建的道观里的道姑或是观主。

尽管道教的官方地位卓越超群,但佛教寺庙的规模一般是道观的三到五倍(不同资料的记载有所不同),并且能得到更多的资助。很多坊有至少一座佛教寺庙,日本朝圣僧圆仁说城中有多达300座寺庙。虽然这可能有所夸大,也不像北魏王朝的洛阳有超过1300座寺庙,寺庙是当时城市风景的一个重要特征,佛塔是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物。大雁塔和小雁塔是唐朝京城里唯一留存到今天的建筑(图5、图6),当年岑参在《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一诗中描述了大雁塔的外观: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长安的宗教建筑另一个重要用途是国家的礼仪中心,举行祭祀典礼,相关建筑在城墙之内和都城近郊都有分布(地图7)。帝都与其他城市的区别是其功能,它是体现帝王作为天子和皇家受命于天这一在宇宙间重大角色的大型礼仪场所。唐帝国对礼仪最重要的整理成果是8世纪中叶官修的《大唐开元礼》,其中列举了都城内外几十种重要礼仪场所,包括太庙、社稷坛、先蚕坛和先农坛、明堂、分处四个方向的郊祀坛,以及南郊祭天的圜丘等。

长安有两个官方设立的主要市场,对称地坐落于朱雀大街东西两边,称为“东市”和“西市”。这些有围墙的区域由一个保证商品依法销售的官方组织管理,所有计量工具和货币都必须合乎要求。这些管理官员填写交易记录,有权防止商人勾结或是垄断定价。市场中午开放,黄昏关闭,开放和关闭的时间以击鼓300下为准。在之前的王朝,市场也是公开处决和枭首示众以及罪犯暴尸的地方。

图5 长安大雁塔



图6 长安小雁塔



每个市场的面积是最小的里坊的两倍,四周围绕着比普通道路更宽的街道,以容纳人群,防止拥堵。市场围墙每边各有两门进出,门之间的道路把市场分成九个方格。这些四方形区域接着再被分成行,每种生意集中在自己的行里,如同早期秦汉时期的市场。不同的行业有对应于法律规定的相应标志。现存文献记载,其中有屠夫、药商、锻造斧子的铁匠、马具制造商、金匠、银匠、鱼贩、裁缝。根据各自的地位,这些店铺或在主街,或在行的内部。一些店铺,特别是从事典当生意的,属于佛教寺庙。货栈和批发市场沿着市场外墙排列,附近还有很多有类似功能的设施,由大的酒店客栈提供。

虽然东西市是唐代长安的重要贸易场所,但并不是唯一的。更小的市场还有“南市”和“中市”,7—8世纪时在特定时期内开放,郊区还有一个“北市”。因此,四个市场在长安一定时期内运行过。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外面里坊内开展的商业活动(地图8和地图9)。坐落其中的栈店也兼做货栈,还有很多为旅客服务的旅馆和出租屋。更常见的是酒肆和餐馆,街头还有卖食物的小贩。坊里卖面食和烤饼的小店在市场关闭后还可以营业几个小时。新出现的饮茶风俗促进了在主要市场和一些里坊中茶馆的出现。从事殡葬行、酿酒业、乐器制造、打铁、佛经抄写和其他手工制造业的店主分散在里坊各处。

地图7



长安是最重要的都城,不论在文献学上还是考古学上对其都留有最完整的记录。然而,东都洛阳也是兴盛的大都市,特别是在武后统治期间。洛阳再次为都与隋炀帝有很大关系,他因奢侈铺张导致王朝灭亡而被谴责。6世纪中叶在摧毁北魏王朝的内战中,洛阳被战火夷平。重建都城过程中,隋炀帝使洛阳遍布奢华的宫殿和园林,根据对他充满敌意的记录的描述:

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



地图8



地图9



如这段批评文字所显示的,洛阳与南方富商存在密切联系,二者以大运河相连。这是一个更普遍怀疑的部分,即这座城市与南方文化息息相关,在唐代南方文化同时具有精致和腐化堕落的双面性。然而,陪都洛阳也与中原大地上古老的周朝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中心,因此很多人认为洛阳在文化上比长安优越。

洛阳拥有许多和长安一样的结构特征:大体呈正方形的外围城墙,与平民区以墙隔离的宫城和皇城,呈方格形的一个个坊,几处管理有序的市场,大量佛寺道观(地图10)。和长安一样,城市东南角主要是园林和自然保护区。洛阳的宫城和皇城甚至比长安更清楚地和城市其他部分分开,因为它们就坐落于洛水北岸。它们位于都城西北角,和御花园相连。洛阳的里坊更小,对人口的控制因此更严密,街道也要狭窄一些。

洛阳与长安主要的不同是洛阳及其市场和跨地域贸易所要依靠的是水上交通网之间的联系。洛阳有三个官方设立的市场,位置都有水上运输的便利。北市就在洛水北面,南市和洛水隔两个坊,但彼此用运河连接,(610年后)城市西南的西市就位于通济渠上,这条运河是连接黄河和淮河的大运河的一部分。因此,洛阳市场和政府衙门选址是出于实际的便利而不是注重对称的考虑。洛阳不仅位于中国生产力更为发达的区域,位置更有利于南方来的船运,而且城市自身更大程度上符合贸易和运输的需要。这一建构方式体现出洛阳兼有典型都城和由于大规模水运而崛起的新兴贸易城市的特点。





长安的花街柳巷


地图10



专门经营酒色生意的花街柳巷不是隋唐的新事物,但以前的王朝除了这些地方的名字之外留给我们的信息很少。幸运的是,在唐朝末年,一个叫孙棨的人详细地记录下了在长安最有名的风月场“平康里”的生活。根据这本笔记体小说集《北里志》的记载,平康里的从业女子是官方登记备案的娼妓,为官员、商人和贵族服务,最主要的是为科考士子服务。这些女子都经过了诗文写作和音乐表演的训练,因此是有文化的女艺人,如同明朝的才女歌妓和日本艺妓。社会地位较低的普通妓女、卖艺女子、卖酒女,在全城的妓院和酒馆中从业,虽然我们只有诗文和逸事中关于她们的零星资料。

“北里”(妓院所在地,可追溯到汉朝),位于皇城和东市之间一个坊的东北角(地图9)。国子监以及科举考场(皇城里面)都在这个坊里,所以举子经常在附近租房居住。这个区域本身包括三个平行的东西向巷道,老鸨和妓女就住在那里。经营成功的妓院空间很大,有多个客厅招待客人,还有小一些的房间供乐意出钱的人娱乐。若经营不善,如在孙棨描述的一个案例中,女人会销售草药和水果来贴补收入的不足。

关于情色生意经济结构的信息在孙棨的著作中很分散。妓女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卖给老鸨,她们称老鸨为“妈妈”。因此,资料也描述了妓女之间经常按年龄大小互称“姐妹”。她们有的是穷人家的女儿,有的是从乞丐中招来的,还有些是良家女子,家里为了得到嫁妆将她们许配给人,然后又被出嫁妆的人转手卖给老鸨。如果一个女子想要从这个行当脱身,她必须偿还妓院当初买她的钱,往往还包括积累的利息。甚至即使只是离开妓院一个白天(通常是到附近佛寺转转),她也必须给她的“妈妈”很多钱。

妓院里酒席的标准花费是1600文,而每个第一次来的客人都要花双倍的价钱。住在附近的乐师常被叫进来服务,顾客也必须付钱给他们。喝酒一巡要1200文,在第一副蜡烛燃尽后要付双倍。因此,一个晚上的娱乐就要耗费巨资,孙棨记下了老鸨是如何夺去耗尽财力的顾客的马车,甚至是衣服。某些不幸的客人遭遇了更坏的命运。孙棨还记录了被谋杀的人,一个客人因被认错人而被另一个客人所杀,还有一个客人被妓女和她的鸨母所杀。希望与喜爱的妓女建立更持久关系的人有时会假结婚,在热闹的传统婚礼中这些男人经常会反串“新娘”。

多数沦落花柳巷的女子期盼早日离开这里,经常是被钟情于她的客人带走当妾,有时也会明媒正娶,未婚夫要付清卖身价来赎出新娘。后来,如果富贵的顾客厌倦了他的新欢或是他所赎的妓女和别人发生了违法的奸情,他会给她一笔钱然后打发她走人,或是安排她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结婚。理论上,他可以以通奸罪名把她送进官府,但是这么做很丢面子。一些女人花光了丈夫的家业或是不满意新家的平庸生活,会回到花柳巷重操旧业。

其他资料显示并非所有妓女都住在北里。一个素以歌唱、舞蹈方面的无双天赋和经常举办酒宴聚会而闻名的女人,生活在沿都城东南城墙的坊里。据记载,达官贵人的子弟挥霍巨额钱财追求她。东南角成了次一等的非官方批准的花柳巷,可能因为那里有公共园林,而且风景优美。著名女诗人鱼玄机明显不是合法营业的妓女,但作为收费的歌女和舞女,她取悦于那些常光顾北里的客人。在充当别人的情妇一段时间后,她回到京城做了一名女道士。但是鱼玄机继续取悦于官员和文人,包括著名诗人温庭筠。在为后者写下的《寄飞卿》诗篇中,鱼玄机把他比作著名的3世纪的竹林名士和散文家嵇康:

阶砌乱蛩鸣,庭柯烟露清。

月中邻乐响,楼上远山明。

珍簟凉风著,瑶琴寄恨生。

嵇君懒书札,底物慰秋情。



通过《北里志》可以一窥唐朝首都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性交易和新科举考试文化之间的联系。自汉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实行由朝廷举办的专门考试,地方城市也偶尔举办考试,这成为选拔人才的方式。然而科举在隋唐开始成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虽然不是最普遍的)方式。从武后统治时期开始,科考成为通往高官厚禄的“终南捷径”。但在唐代没有地方考试或是公共教育让举子像宋代那样在州县备考。准备科举考试的学校都在首都。此外,举子通过一个冗长的过程介绍自己,并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呈给考官。因此,举子在快到20岁或是20岁出头时就不得不到京城花费较长的时间求学,与供应他们大量金钱的家庭离别。因为年轻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北里合法妓女提供的欢愉,包括社交、文化和肉体的,几乎是无法拒绝的。

家喻户晓的《李娃传》就讲述了一个关于科举考试、妓女和危险的青春期相互纠葛的故事。一位年轻学子郑生被父亲送往京城,其父梦想儿子中举能为家庭带来巨大财富。偶然的机会郑生与妓女李娃相遇,并与之结成露水夫妻,使自己在温柔乡中流连忘返,耗尽钱财。后来郑生被他的“新家庭”欺诈和抛弃,陷入绝望,贫病交加,直到被殡葬业者相救,后来他以专业唱挽歌来谋生。在两家丧铺的竞争中,作为最打动人的挽歌歌唱者他获胜了,这是对他起初追求科考中举的讽刺。一个老仆认出了他并领他见父亲,父亲不认他。暴怒的父亲把儿子送往杏园(郑生和妓女结伴同游以及最终庆祝成功的地方),并把他打了个半死扔在那里。李娃发现“夫君”快死了,懊悔自己的背叛,便出钱从老鸨那里赎了自己的身。她像慈母一样照顾郑生,使其恢复健康,并规劝郑生准备考试。最终他科举中第,并与父亲和解,他与李娃也结成了神仙眷属。

这个故事除了描述来自农村的年轻举子面临的诱惑,也戏剧化地表现出了唐代城市生活的几个方面。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金钱如何影响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郑生和父亲的联系是李娃和其“妈妈”的联系的镜像,每个孩子成了父母致富愿望的工具。同样的,李娃的首次“婚姻”虽然是纯粹的金钱交易,却模仿了精英的包办婚姻。对书生的欺诈和背弃行为依靠快速地租到房子然后又快速地退租而得以实现,这是城市生活的特征,土地和房产表面的固定性遮蔽了暂时的流动人口。哀悼死者本来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人际义务,但在殡葬行,用雇来的专业人士哀悼别人死去的亲属成了另一种现金交易。

《北里志》中的一则传奇逸事进一步阐述了唐都里爱情和友谊的商业化。妓女颜令宾是个诗艺娴熟的诗人,她从举子那里搜集诗文。当她生病将死时,她办了次宴会,要求所有男士给自己献上哀挽词。按惯例,像她这样的人可以向宾客要钱以支付葬礼的费用,因此她的鸨母因她以诗代钱而被激怒。她的“妈妈”扔掉了她的客人送的所有诗文,但和颜令宾暖昧过的一位驼背乐师把这些拿了回来,谱上曲,在颜令宾的葬礼上演唱。歌曲传遍了长安,之后被很多专业唱挽歌的人表演了很多年。这则传奇故事描述了花街柳巷经济活动中爱情、诗文和金钱的困惑和矛盾,也表现出了好诗文被编成曲的风潮,此外还刻画了唐朝葬礼中专业唱挽歌人的角色。

但是北里最主要的功能是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社交场所,使他们能够相遇,成为朋友,卖弄诗文天赋,发展社交。聚集于此既是科举考试的第一步,同时也对考试不无裨益。除了提供获取朝廷上最高官职的门径,也帮助形成和同一批的考生以及考官之间的终生联系。考试成功和不成功的举子们精心准备的酒宴(作为庆祝和安慰)让举子和妓女会聚一堂,举人借此加强彼此间的情谊,这种友谊可能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持续。这些宴会和花柳巷妓女筹划的宴会非常类似,以致在孙棨《北里志》里和王定保记录科举制度的《唐摭言》中出现了一些相同的传奇逸事描写。

当某位无名诗人看到崔垂休写在妓女腿上的诗后,他作了《嘲崔垂休》嘲讽诗作为回应,在这首诗里,风月场与科考的这种关联最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

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



高中的举子按惯例要题名在慈恩寺塔墙上,所以在这里妓女的腿被比作塔墙。传奇故事戏剧化地描述了妓女的身体如同男人竞争的场所,而科举考试如同肉体欲望得以实现的场所。

《李娃传》也生动地描述了首都生活的另一面,即科考成功和婚姻之间的联系。经过几年的读书、同妓女寻欢作乐以及在科举中第后在北里摆酒宴请的生活之后,年轻人终止了短暂的恋情和同妓女的虚假婚姻,他们选择有地位的女人作为真正的终身伴侣。科考的成绩成为唐代选拔女婿的重要标准,每年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中第举子利用自己的学业成就和显赫家庭的女儿订婚。这些婚约以未来女婿的大型骑马游街来庆祝,这类游街是例行的科考典礼的一部分。事实上,对于参加科举的考生来说,追求一场值得骄傲的婚姻所激发的热情不亚于追求政府官职。

金榜题名的成功感在婚姻中体现出的高潮在韦庄的词中形成戏剧化的场景:

街鼓动,禁城开,天上探人回。凤衔金榜出云来,平地一声雷。

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



在词中,所有这些凤凰、龙和鹤都指代成功的举子,他们刚刚得到来自皇帝的“金榜”。成群的大户千金争着一睹万众瞩目的青年才俊,他们的成功在这时达到了顶点。

唐朝都市生活和普遍精英的生活最后的一个方面是诗歌和音乐表演中的情色元素,这在描写文人妓女间爱情的传奇小说中有所体现。在汉朝衰落后,诗成了在朋友之间进行社会交际和表现优雅谈吐的重要形式。至少从6世纪开始,诗成了谈论性主题和在两性之间调情的方法之一。把社交对话转化为以性为主题的互相调笑,这是《北里志》涉及最多的内容。某些妓女之所以知名是因为她们在花街柳巷主持酒会的能力,指引对话交流,提出和参加诗歌比赛,指摘有悖于文人学士群体理想的言行。根据孙棨的记载,容貌吸引力不够的妓女经常通过自己的谈吐和诗赋写作的能力赢得仰慕者和情人。这些故事不仅赞颂了妓女的魅力和天赋,也表现了其仰慕者的文化敏感性,这些仰慕者重视妓女的语言技巧胜于外貌。因此娼寮区反映了文人群体的自我认识,欣赏诗歌的技巧和懂得诗歌所体现的真性情与仅仅看重权力或财富的其他群体形成了鲜明反差。

妓女和文人成双入对,唱和诗词,是白居易《琵琶行》这一最著名唐诗的中心主题。该诗描述了他和一名曾是京城名妓但现在已经嫁给行商的女子的邂逅。她弹奏的琵琶曲(图7)和感人的经历诉说,使诗人联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在另一首聚焦一位年轻妓女和他的白发客人的诗《代谢好妓答崔员外》中,白居易通过妓女的忧郁看到自己这位苍老诗人的垂暮晚景:

青娥小谢娘,白发老崔郎。

谩爱胸前雪,其如头上霜。



妓女和诗人官员之间的联系是整个晚唐社交的特征之一。有官方许可的北里妓女不是唐代唯一的专业女艺人。官方文献讲述了在梨园或其政府机构里的女人,她们作为“宫廷艺人”歌唱、演奏乐器或是跳舞。这些女人明显不是妓女。国家也有专门的“官妓”和“营妓”,她们给官员和军人提供音乐表演、陪伴和性爱服务。很多杂技艺人也是女性,尤其是走钢索的艺人以及在平衡木上翻跟头的艺人。大多数“变文”的表演者似乎也是女性,变文表演是一种用诗文和散文来讲唱故事的形式,有时还会使用图画。此外,富人拥有女性“家姬”,其中一些也在主人的诗歌中出现。

在花柳巷之外的私人酒馆和妓院中,女性作为主人、陪酒女、艺人和妓女来工作赚钱,虽然这些职业的界限一般不明显。很多这样的女性在唐诗中被详细描述或是仅仅一带而过,最有名的是李白和杜牧的诗。一则逸闻描述了酒馆中诗、歌、性的互动。三大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在一小酒楼喝酒,当时有一队伶官和四个可爱的歌女进入房间。歌女们开始唱一些当年最有名的四行诗,而诗人们在欢笑喧哗,计算谁的诗被唱得多。最后,音乐表演者们询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并因此认出了他们,伶官与歌女和他们一起把酒言欢。

图7 弹奏琵琶的女子



图8 女乐师与女舞者陶俑



随着音乐在唐代的都城和其他城市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个别的表演明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舞者和讲滑稽故事的人的名字也会出现,但最负盛名的是乐师(图8)。一个乐队为首的横笛演奏者曾赢得玄宗皇帝的注意,他们相遇的故事成为诗和传奇小说的主题,最终这些逸事被编进著名的清朝戏剧《长生殿》。根据另一则逸闻,曾有一场琵琶比赛作为皇帝求雨仪式的一部分,优胜者获得了皇帝的接见。

刘禹锡的《曹刚》诗就描述了一位著名的琵琶演奏者:

大弦嘈囋小弦清,喷雪含风意思生。

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



诗中把这个明星的表演描述为只有在中国最大城市才能经历的、可以改变一生的体验。(图9)

图9女乐者表演排笛





花卉热


长安花柳巷的艺术与情色经常与对花卉的热情联系在一起。妓女和歌女被一成不变地与花朵的美丽和芳香联系起来,这既是对她们外表的隐喻,同时也是做生意的工具。第一部与妓女有关的词集被命名为《花间集》,其中大多数作品都谈到花,既包括自然界的花,也包括对女性的指代。但是唐代城市里花的重要性超出了酒楼和妓院。

花在中国的庭园中通常不是重要元素,庭园主要依靠岩石、水和草木的巧妙布置。作为替换,花卉被用来装饰房屋、庙宇、公共园林和水池。在所有用来装饰这些场所的花卉中,牡丹最重要,如刘禹锡的《赏牡丹》所云: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中国对牡丹花的疯狂迷恋始于隋朝和唐朝皇帝,并逐渐扩展到都市社会。牡丹不同于作为精神象征的莲花(它与佛教信仰相关),它是财富和荣耀的象征